《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北京、河北报道
“你知道北京有多少中药贩子吗?你知道他们的暴利有多大吗?你知道北京有多少家医院、包括公立医院是从这些中药贩子手中进货吗?”近日,北京某药材经销商向记者一连串提出了这些问题。
中药,特别是中药流通问题之所以忽然成为热点和焦点话题,起因是刚刚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药被纳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与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基本药物目录只有西药相比,中药进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不仅被认为是中国新医改的一大特色,更被认为是为中药行业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按照新医改方案,今后中药将由国家负责招标、直接配送,以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在价格上,国家还将在合理确定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
“新医改方案的想法很好,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容乐观。”中药行业某分析人士对记者说,“现有的中药流通领域鱼目混珠、乱象丛生,中药造假、价格虚高等现象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而这些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就是中药贩子。”
该人士透露说,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中药贩子游走在全国各地的中药市场上,甚至将来路不明的中药饮片推销给一些中医诊所或无照经营的黑诊所。一些人专门从事中药饮片的造假售假等非法活动,还有人正大光明的与医院、诊所商谈合作,将只有几毛钱成本的中药饮片以百倍的价格卖给患者。
“中药饮片的暴利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患者用药安全形成的巨大威胁。”上述人士说。
面对如此危言耸听的“爆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北京、河北两地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暗访,试图了解这些非法经销中药材的个体商贩——“中药贩子”的经营模式和生存之道。
中药贩子的三种类型
我国中药市场分为三大部分——药材、饮片、成药市场。根据《中国药典》定义,中药饮片是经过炮制、加工的中药材,可直接用于煎制汤药。因此,人们凭医生处方到药房抓取的是中药饮片,而不是药材。是否使用饮片体现了中西医的最大差别,饮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有效。
近年来,由于缺乏统一、系统、完整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以及监管不力、地方保护等诸多因素,中药饮片市场陷入混乱,这不仅威胁到整个中药饮片行业,还威胁到了传统中医药的发展和群众用药安全。
业内人士介绍说,长期以来,游走在中药饮片加工和制造环节的中药贩子利用患者对中药缺乏认知的弱点,大肆造假贩假,哄抬价格,市场上伪劣中药饮片充斥,而正规厂家合格饮片的生产却受到严重抑制。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用药,同时也严重地冲击着正规饮片厂的市场份额。
据了解,药材市场上的中药贩子之所以热衷于非法生产和运销中药饮片,一是原药切成饮片可增值2至3成,可进行低价竞销;二是切片后可以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获得非法利润。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对活动于北京、河北两地的非法经销中药材的中药贩子进行深入采访后发现,在这个群体中,由于推销方式和目标客户的不同,中药贩子可以分成3个层次:第一种是比较低级的中药贩子。他们大多是以“单兵作战”的方式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向中医诊所,或无照经营的黑诊所推销来路不明的中药饮片;第二种是极为隐秘的中药贩子。这一人群专门从事中药材造假售假等非法活动,其造假方式五花八门,令人瞠目结舌;第三种是在北京、广州、沈阳等大城市中生存着为数壮观的“高级”中药贩子。他们的性质与屡禁不止的“医药代表”有些类似。这些人以“中药生产厂家的销售人员”、“药材营销经理”等身份,以高回扣、虚开药品采购清单等手段,参与大医院的中药饮片采购竞标,这部分人,是导致一付不到10元成本的中药,零售可以卖到六七十元甚至上百元价格的真正“元凶”。
而在这其中,老郭、老谷、孙大明的不同经历正反映了中药贩子的“三个世界”。
类型一
老郭:“我只负责卖假药”
特点:单兵作战
只“卖”不“造”
目标客户:二级中医医院 个体中医诊所 无照经营的黑诊所
3月28日,难得的大晴天。中午时分,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一个普通小院里,老郭带着两个小工在太阳底下晾晒中药。院子不大,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中草药。一边翻晒中药,老郭一边告诫两个小工要把药材中的蛆虫和杂质挑出来。“今天是难得的晴天,这些药过了一个冬天,得见见光。”一边干活,老郭一边和记者搭话。
50岁出头的老郭是山东菏泽人,身体硬朗,满脸沧桑。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中药行当里的“元老”,“市场上常用的中草药大概400多味,随便哪一种,我只要看上一眼,便知真假与成色。中药这里边的学问大了,你现在还是外行,我得教教你。”老郭很健谈,他告诉记者,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了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市场,并由此加入了贩卖中药饮片的队伍。“当时我主要走东北,在关东闯荡了整整15年。”“刚入行的时候,国内有两个大的中药市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广东。我是先去的广东,但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上的差异,我只在广东呆了两个月就去了东北。东北人比较认中医,中医诊所也多,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当时的中药市场管理不严,生意好做。”
“在东北挣了不少钱吧?为什么又来北京呢?”对于记者的好奇,老郭有些神秘地笑了起来,“我告诉你一个规律,刚入道的新人一般都跑东北和广东,只有像我这样的元老级人物,才能在北京站住脚。因为北京管理的比较严,一般人不敢来。但北京有全国最大的中药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利润更大。”老郭告诉记者,从事中药材经销20年来,假药被没收、被重金罚款的事时常发生,但中医药市场的巨大利润空间,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当年和我一起闯关东的同行,有不少都转战到了京城,而且都‘混得不错’。”老郭告诉记者。
交谈中得知,老郭来北京已经5年,来京的第2年就在位于天通苑的小区买了房子。现在,他在昌平、通州、大兴等县还分别租了“仓库”,手下有6名工人。关于他的“销售模式”,老郭说,“我主要针对一些小的个体诊所,大的医院要求必须要有药品检验证书和销售许可证,所以进不去,小诊所不看证书,只问价格,只要拿着药材清单和诊所接触,生意就不用愁。”
老郭告诉记者,目前,他主要给10家诊所送药,每个月的销售额有60万元左右。“我们的行规是:不负责给客户开具发票,不负责提供药材检验证明,不负责药品质量。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要想挣钱,一是和客户关系好,二是价格一定要比别人的低”。
“药价低了不就没有利润了吗?”记者问。“药价再低也要有利润,打个比方,目前真正的驴皮阿胶在市场上不到10%,而市场需求量很大。正宗驴皮阿胶主要是用驴皮经过煎煮浓缩制成的。一般制作一公斤的阿胶需要2至3公斤的驴皮。而驴皮的市场价是120元/公斤,比较昂贵。猪皮的胶质含量虽然也很高,但它的价格却便宜多了。用猪皮取代驴皮做阿胶,价格再低也有利润,猪皮不仅能做假阿胶,还能用来冒充燕窝,胶质多,颜色也相似。”
老郭告诉记者,中药制假比较普遍,且真假难辨,“我不负责造假,我只负责卖药。”
类型二
老谷:“制假贩假是绝活”
特点:隐蔽极深
造假贩假
目标客户:中药材采购人员 黑诊所 中老年人
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在市场上制假贩假的中药贩子的行踪极为隐秘,别说接近他们,就连发现他们都极不容易。3月底的一个晚上,记者给老郭打电话,请他介绍几个同行交流。电话里,老郭似有难处地说:“在北京,我认识不少同行,可是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大家各干各的,彼此不来往,平时在生意场上,大家只是知道大致情况,少有深交。”
经老郭介绍,3天后,记者见到了一位叫老谷的山东人,和老郭不同,老谷干的技术活儿——中药造假。
老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药造假,最常见的就是用一些廉价的药材或者其它物品来代替真正的药品,或者通过一些手段,制造出外形与药材相似几乎难以分辨的假药。”
老谷说,天麻是比较贵重的中药材,可以用麻薯或土豆来代替;用老鼠皮、羊皮、鹿皮等包裹鹿角粉、猪血粉、蛋清等物质伪制鹿茸等。“凡是与一些中药材外形相似的东西,都能用来制成假药。”老谷说。
4月14日,在北京回龙观小区一家国医馆内,该馆中医主任医师肖德为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回龙观小区住着一位姓刘的女教师,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卧床。听人说人参、虫草、鹿茸之类的名贵中药材能大补元气,刘老师有心给母亲买一些补药。可买回来后发现,300多元的人参竟然是上了色的萝卜。
肖医生出身中医世家,多年来,为了揭发和抵制中药制假,他对中药贩子的制假手段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前,中药的造假一般是把原药材在等级分类上造假,比如把二等货的中药材作为一等货来卖。还有就是在药材中增加水分,比如国家规定部分药材只允许有10%到12%的水分,但为了降低成本,造假者就在药材中加水,让水分占到15%左右,这样药材的分量就少了。” 肖医生告诉记者,“现在的造假手段是多种多样,在中药的种植、加工等环节可以层层造假。”
肖德华医生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像燕窝、冬虫夏草、藏红花、野山参等名贵中药材由于数量有限,它们的造假市场相当庞大。
据介绍,中药是我国所特有的资源,尤其是天然的中药材都非常贵重,生长地也比较固定,全国只有西藏、青海的榆树地区、四川的甘孜地区能长出冬虫夏草。
肖德华医生说,以前,虫草全国一年可以产100多吨,现在全国一年只产5吨左右。换句话说,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超过5吨以外的虫草几乎都是假货。正因为虫草的数量正在逐步缩减,所以现在1公斤货真价实的虫草可以卖到85万元人民币的价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名贵药材产量的急剧萎缩,催生了造假现象的大量出现。据了解,在我国,麝在1988年的时候还有200万只,到1995年统计时全国就只剩下不到5万只。穿山甲的甲壳以前1年国内可以产200多吨,现在就只产两三吨。正是这些珍贵药材的稀少,吸引了一些不法分子对这些中药进行造假以赚取高额利润。
类型三
孙大明:“向大医院进军”
特点:公开亮相 虚开药品销售清单 虚开发票 高额回扣
目标客户:国营及民营正规医疗机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
和以上两种中药贩子经营的目标不同,第三种中药贩子是以“中医药销售代表”等身份向国营正规的医疗机构伪装虚开药品销售清单,以便拿到高额的回扣。
“中药市场的水太深。”3月28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西二环附近的国家监察部停车场见到了孙大明。30多岁的孙大明是河北安国人,1998年,他放下锄头,背起麻袋,开始了“中药贩子”的生涯。孙大明主要贩卖中药饮片(注:中药材原料经切、炒、炙、磨粉等加工后的成品),为了赚钱,他去过上海、广州、成都,还在东北呆过两年。10年的中药贩子生涯,令孙大明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如今,他已在北京买房,娶妻生子,并于2008年春节后,正式结束自己中药贩子的“潜伏”状态,在北京昌平区成立了自己的中药材经销处。用孙大明的话讲,现在时兴“产业升级”,他的身份转变,是紧跟时代的脚步。“表面上看,我的这个经销处是一家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代表处’,实际上,生意是我个人的。”孙大明坦言。
和老郭专跑小诊所不同的是,孙大明的客户主要是国有大医院及一些有一定规模的中医专科医院。据其透露,现在,他主要是给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中医医院送药,“由我供货的这些医院基本上每月都能卖掉几十万元的中药饮片,给这些医院供货的不只我一个,每家医院大都同时和七八个经销商合作。”
按照国家发改委物价司关于中药销售的价格规定,中药零售价差最多不能超过15%,“但是,就北京而言,目前一付中药的零售价格大约在五六十元左右,也有超过百元的。如果按照医院进购价格算,这样的一付中药,成本不会超过10元钱,其利润之高可想而知。”孙大明告诉记者。
中药饮片的“死结”在哪儿
3个层次的中药贩子让人们看到了隐藏在我国中药饮片行业后的巨大风险。据了解,中药饮片的需求方是各种医院、药厂和零售市场,这是一个国内年需求量超过300亿元的大市场。但是,由于发生在制造、流通环节的制假造假事件时有发生,中药饮片的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事实上,我国对中药片行业发生的各种问题早已进行过整顿,但为何屡禁不止?“死结”究竟在哪儿?
标准缺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各地中药材批发市场纷纷建立,大量违规经营饮片而非药材(部分市场违规销售的饮片甚至高达中药材市场总销售额的2/3),非法供应中药饮片给医院;1100多家注册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作坊式的加工点,而优势企业由于成本处于劣势,市场占有率很低。
同时,对中药材加工销售监管不力加剧了市场的混乱程度,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从事中药材加工经营的农民不断增多,受利益驱动,一些人私下进行炮制加工中药饮片,甚至专门有人造假售假。
“质量问题缘于标准缺失。中药饮片产业问题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一套统一而规范的标准化体系。其实,标准化一直是中药努力的方向。”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药复方新药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祖光先生介绍,我国早在“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就开展了中药饮片标准化的研究,但到现在依然没有一套完整的中药饮片标准化体系出台。
北京市药监局副局长方来英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处理中药饮片问题主要依据的就是《药品管理法》,其他尚无针对中药饮片的具体管理办法。按照《药品管理法》第2章第10条规定:中药饮片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炮制,国家药品标准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炮制。
可现实的情况是存在炮制标准严重不统一现象。目前,国内有《中国药典》、《全国中药材炮制规范》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炮制规范三级标准,而且各标准由于缺乏约束力和权威性,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相同药材有多种炮制方法,甚至相互矛盾。
GMP认证形同虚设?
如此的产业现状,开始促使国家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的标准化工作。国家药监局早在2004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推进中药饮片等类别药品监督实施GMP工作的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所有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必须在符合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的条件下生产。届时对未在规定期限内达到GMP要求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一律停止生产。而截至目前,通过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中心的数据,记者了解到,全国1100多家中药饮片厂家,只有256家通过了GMP认证,这也就是说还有近75%的企业未通过认证,这些企业不得不面临停产的危险。
据了解,中药饮片GMP认证项目共有111项,其中关键项目18项。要通过认证,就得按要求进行厂房改造和生产流程控制,引进相关的生产及检测设备。与这一门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传统的中药饮片都是在简陋的作坊里加工出来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蒸、炒、炙、煅等加工方法对加工器械的要求也并不高,这导致很多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条件简陋,设备落后,人员素质偏低。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中药饮片厂GMP认证这种耗资巨大、技术含量高的系统工程,其认证费用甚至相当于这些企业一年的盈利,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
由于市场混乱和恶性竞争,那些通过GMP认证的中药饮片企业经营状况普遍都不是太好,据中国中药企业协会保守估计,80%左右通过GMP认证的中医饮片企业亏损或处在亏损的边缘。大约有50多家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
“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公司是全国第一家通过中药饮片GMP认证的企业,目前由于生产规范、质量控制严格,产品逐渐受到很多大医院和中成药企业的青睐,但是在此之前,企业也曾一度因市场的无序和低价竞争而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董家臣博士向记者表示,GMP认证非常必要,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对于通过中药饮片GMP认证的产品和非GMP产品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通过认证的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进行认证准备工作,其成本的增加,削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目前的中药饮片的消费市场里,医院占有60%左右,但一般医院除非名贵药材外,其他很少向正规中药饮片厂家进货,而是更青睐于中药材批发市场里的廉价药材。因此一些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就可以以次充好,甚至造假。但是由于他们低价的优势因而把持着市场,而正规企业则面临运营成本高、利润薄的尴尬局面,巨大的投入淹没在无序的竞争之中。
迫于竞争压力,一些本来合法的饮片加工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受利润的诱惑,转而开始从事中药材造假售假非法活动。记者在河北省安国市采访期间,就曾发现一些手工作坊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加工动物类药材。当地一个赵姓人士透露,安国的正规加工企业生意普遍不好,倒是一些小作坊,靠低成本、低价格和造假售假,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中药市场定价难
中药材市场除了产品质量问题之外,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价格,几元钱成本的中药,到了患者手里就变成了近百元,巨大的利润空间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4月15日,记者试图就有关问题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处了解情况,几次沟通,记者并没有从该单位得到相关信息。
对于中药价格问题,董家臣博士向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中药饮片2004年以前一直由政府定价,2005年政府开始限定最高零售价格。然而中药饮片属农副产品,往往受气候变化因素影响很大,如四川的黄莲,因干旱或水灾减产,黄莲的收购价就可能高出政府定价。前几年的山茱萸现象更是耐人寻味,昨天还是十几元一公斤的山茱萸,今天就变成了200元一公斤,这说明, 中药材价格极易收到诸多方面的影响。
董家臣博士认为国家限价了,执行规定价格的企业会蒙受损失,不执行要受查处,企业左右为难。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尽管国家对中药价格进行了限价,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量手工作坊加工的饮片,由于成本低,和正规(规模)生产厂家相比较,反而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些小作坊数量大,规模小,监管难度非常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药市场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上述原因外,中药行业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制约了发展,例如:中药材的炮制标准不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中药饮片的炮制工艺大多是家传,东南西北各异,并且很多药材都有其独特工艺。目前《中国药典》中明确炮制标准的药材仅占全部药材的2.7%。而各省市一般又有各自的饮片炮制规范,经常造成同一饮片其名称、制法及工艺各地差别很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
董家臣博士认为,一是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等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人才队伍建设、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科研投入严重不足,缺少发展后劲,企业竞争能力不强,盈利能力差;三是中药饮片与化学药品和中成药相比,现代化、标准化程度低;四是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外泄,逐步变得无密可保。
根据南方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全国中药饮片的市场需求规模约为300亿元,广东省中药饮片约占全国10%的市场份额,需求规模近30亿元,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中药饮片行业是我国中药大产业中最薄弱的环节,目前正处于从个体中药销售商主导的散乱和无序状态向规范化、标准化和规模化转变的过程。由于以上原因,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从2002年以后加大了对中药饮片市场的整治力度,不允许个体药商上市经营饮片,对个体饮片加工厂也依法取缔,并且加大了中药饮片企业规范化生产的要求。
[编辑: 王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