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接过我手中的教鞭？》——最近，这封寄自贵州乌蒙山区的志愿者来信，在杭州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28岁的贵州财经学院女教师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出国攻读法学博士的机会，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支教。在她的奔走感召下，四年来，1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她的支教队伍。

　　今年又一次摆在眼前的出国留学机会，让彭旸担心，这场延续了四年的支教爱心接力，会不会因为她的暂时离开而中断？满怀对乌蒙山区孩子的担忧，彭旸向自己曾经就读的杭州平和英语学校寄出了求助信……　　

　　“用我的现在，换山里孩子的未来”

　　每周三上午，彭旸六点半准点起床，她要打的到贵阳的合群路，赶上去花溪的第一班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上午9点左右赶到花溪，在10点之前到达孟关乡。孟关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们，上午的第三、四节课是语文，如果彭老师有事没有赶到，他们就只能自己在教室里预习课文。

　　不过，从2007年的3月到7月，每周三天，天天往返于孟关和贵阳市区之间，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回家，彭旸一天也没有让班上的孩子失望过。

　　作为贵州财经学院一名主讲九门国际贸易类课程的讲师，本来可以不用生活得这么奔波。

　　2005年，云南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她申请到英国一所学校的法学博士，攻读方向是反倾销诉讼。彭旸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能为中国企业打官司的跨国诉讼律师。

　　出国之前，她和几个朋友结伴赴贵州旅游。路过贵州松桃县，她发现，不管那些村子有多穷，希望小学一定是每个村子最宏伟的建筑，但是有的时候，900人的学校只有两名老师。“我问村里人，出过大学生没有？村里的人笑了，他们说，连高中生都没有过。村小学考出过的最高分是56分。”

　　小学不考90分怎么行？彭旸说她觉得不可思议，回到家以后，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些被耽误的孩子，她决定留下来帮帮他们。

　　彭旸应聘了贵州财经学院的老师，周一和周二上完学校里安排的12节课，剩下全部的时间都用来支教。孟关乡中心小学是贵州山区师资力量最差的学校之一，但是路程离贵阳比较近，既便如此，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还有四个小时，路费至少30元。

　　“我不是在支教，就是在去支教的路上。” 彭旸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志愿者的生活状态。

　　孟关、剑河、册享，她去的都是最缺老师的地方，每到一所学校，都要包下整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语文课上完，是数学课，数学课上完，是科学课，在讲台上要站一整天。晚上吃完饭，象当地老师一样备课、批改作业。

　　小学增设英语课以后，大山里面实在找不出那么多英语老师，数学、语文老师都硬着头皮上英语课，彭旸的课程表上又多了一项：为这些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老师们培训英语。

　　经常有人问她：你没钱没车没房，天天跑下面有什么意义？

　　彭旸说，其实她没有想那么多。在孟关乡中心小学，她一个人要给全校600名学生上英语课。那时，她觉得，如果她这点努力真的能改变这么多孩子的命运，她的价值起码放大了600倍。

　　我把身边的朋友都变成了志愿者

　　五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月光曲》。讲到贝多芬用钢琴创作月光曲的时候，一个叫何光香的学生举手问：老师，钢琴长什么样子？它的声音好听吗？

　　从小就学弹钢琴的彭旸，那堂语文课，就用来“讲”钢琴给孩子们听。

　　孩子们“听”钢琴听得这么投入，彭旸心里却不是滋味。如果能有一些课外书，孩子们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连新华字典都买不起；如果再多一些老师，45个人一个班，上课的效果就会好很多，但是村子里连一个高中生都找不出来。

　　2007年4月，彭旸在网上看到重庆大学有个书商会，决定去试试运气，为学校筹集一些书。有的书商把她当成了要饭的，“去去去，我的书扔了也不会给你。”幸运的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演讲，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为她的经历所打动。那一次，她不仅筹集到4000多本书，还从重庆带回了7个志愿者。

　　从那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彭旸都会不厌其烦地介绍她的支教事业，甚至游漓江时，还不忘说服同乘一只竹筏的游客。一个月以后，同游漓江的北京学生冯巧灵真的只身一人到了毕节县朱昌镇武坪村小学，成为那所小学第一位支教志愿者。

　　现在，冯巧灵的支教接力已经交接到第三棒，队伍扩大到七个人。而前前后后，象冯巧灵这样加入支教队伍的，竟然有近百人。

　　“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全被我发展成了志愿者”，彭旸说。“我爸爸给我这个志愿者当司机。有时我的时间特别紧张，他就开车送我下乡。他常常开玩笑说，他也是志愿者。”

　　彭旸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几乎都给她的学生送去过衣物、书籍和生活用品。剑河民中高三学生彭兴银成绩特别好，但是家里太穷了，每到开学都要四处借钱。为了不让她辍学，彭旸帮她交了一年1000元的学杂费。彭旸的一位好朋友知道了，又替彭旸交了彭兴银第二年的学杂费。

　　彭旸说，这四年里，我真真切切感到，一个人的爱心原来可以感染这么多身边的人，这些人又能感染更多的人。还没有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的人，不是没有爱心，也不是没有能力，有时仅仅是还没有付诸行动而已。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是他们的全部”

　　毕节市朱昌镇学龄儿童有7000多人，但只有200多名教师，最少的学校只有2名教师。今年二月贵州财经学院的七名学生来到镇中心小学、伍坪村小学和花厂村小学，他们已经是第三批接过教鞭的志愿者。

　　10个志愿者中，9个是女孩子。这群志愿者也不例外。

　　24岁的韦丽丽和25岁的马蓓蕾同在花厂村支教，同住学校边上一间又脏又破的小土屋。房子很小，只能放下两张单人床，找不到床板，两人只能在木条档上直接铺上自己带来的床单。窗玻璃破了很久，窗子成了透风漏雨的洞。洗澡要自己去挑水，厕所要走十分钟的路。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小桌子倒收拾得干干净净，摆满了女孩子喜欢随身携带的东西。

　　这么惨不忍睹的住宿条件，两个爱干净爱美的女孩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韦丽丽笑着摇摇头，她指着桌上一大束盛开的野花说，“很美吧，是班上的学生上学路上采的，每天都有新的。”

　　让这些年青女孩子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在这里坚持下来的理由其实大同小异。

　　伍坪村小学每个班有90名学生，两个人的座位要挤下三名同学，孩子们都顽皮极了，一人说一句，细声细气的韦艳萍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为了管教这些调皮的学生，她去向本地老师取经。老师一言不发，递给她一根棍子——不是用来体罚学生，而是吵得没法讲课时，用来敲讲台的。

　　没过几天，这根树立威信的棍子就被打断了。韦艳萍喊哑了嗓子，得了急性咽炎，发起高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老师生病了，学生们很着急。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家偷鸡蛋，塞到老师枕头边。“吃了鸡蛋病就能好”。

　　韦艳萍要求学生们写周记。“就写你们觉得这一周最值得写的事。”

　　“韦老师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韦老师生病了，我们想她快点好起来”，“韦老师今天和我们玩了一个新游戏”翻开周记本，孩子们认为最有意思的事，都离不开支教老师。

　　“在社会上，我可能有很多种角色，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全部。”25岁的韦艳萍说。

　　再过两个多月，7名志愿者将结束他们的支教生活。彭旸放弃了国际经济法的理想，打算去英国攻读贫困地区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博士学位，三年以后重回贵州山区执教。让人欣慰的是，她写给杭州平和英语学校的求助信，已经有了回音，来自全国各地的42名大学生愿意接过志愿者手中的教鞭，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志愿者，已经追随着中国支教者的脚步来到了乌蒙山区。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崭新的希望小学里，许许多多有了课桌却仍然无课可上的孩子们来说，愿意陪伴他们成长的老师还是太少。支教志愿者的叮嘱始终回响耳边：这些孩子的英语刚刚起步，不能荒废；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刚刚形成，不能前功尽弃；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正越来越清晰，千万不要让它们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