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出事前那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晓丹还拿着老吴一件破衣服说，“爸爸，等会我帮你补了。”

　　在学校老师的眼里，晓丹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懂礼貌，语文成绩很好。在自杀之前一个月的一篇作文上，晓丹写道：“也许人生就像一场戏……丑角扮演到尽头就是生活的勇士，就是人生的强者，我坚信！”

　　但晓丹并没有像作文中写的那样坚持到尽头。

　　4月17日晚上，晓丹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做人真的很难，前方的道路太漫长，我看不到尽头。

　　在晓丹自杀后，通过学校的老师，老吴才知道，在这之前，晓丹的亲生父母曾经到学校里去找过晓丹，至少有三次。

　　关于晓丹亲生父母的情况，老吴大概知道一些，一直以来他都怀疑晓丹是隔壁的一户人家送过来的。

　　4月18日下午，老吴跑到这户人家家里说，“孩子已经没了，他父母应该要来见最后一面吧。”

　　那天下午，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了老吴家里，两个男人在晓丹的遗体前痛哭，那个男人要老吴提要求，被老吴拒绝了，从此再没出现过。

　　事后老吴打听到，晓丹的亲生父母总共有4个女儿，晓丹是第三个，其中两个被领养，另一个已经认了回去。

　　百万超生罚单

　　如果说两位18岁女高中的死在当地网络论坛上还能成为热点事件的话，超生这个话题，早已引不起当地人的兴趣。

　　在乐清做电器生意的陈再喧(化名)告诉记者，2005年，他第三个女儿出生，被当地计生部门罚款20余万元。“我这个算轻的”，陈说。

　　当地著名企业德力西集团的董事包秀杰，因超生被处以巨额罚款的案例，曾经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包秀杰在2007年3月11日在温州永嘉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被人举报。乐清市计生委在调查后做出了对包秀杰夫妇征收101万元社会抚养费的决定。处罚决定书下达后，包秀杰既没有申请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主动向指定银行缴纳了这笔钱。

　　这是当时温州对超生开出的最高罚单。此前的记录是温州瑞安市一老板超生二胎，被征收“社会抚养费”68万元。但就算是101万元的罚单，记录也并没有保持多久。

　　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近几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温州市的超生人数基本上占浙江超生总数的1/3-1/2,是省里超生“重灾区”。而乐清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温州市计生委介绍说，从2007年到现在，温州共开出三张百万以上罚单，除了包之外，还有一张也在乐清，2008年3月，数额为102万元。

　　寄养、遗弃的恶果

　　相对于一直受人关注的富人超生，普通百姓及国家公务人员的超生有可能带来的社会恶果甚至更为严重。

　　乐清商人陈再喧举例说，富人超生，只要按规定缴纳数额不等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为孩子上户口，合法化。但没有能力缴纳抚养费的家庭，或者是害怕受到处分的国家公务人员，如果二胎生的还是女儿，很可能就会把孩子送给亲戚朋友寄养，甚至是遗弃。

　　我国2007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乐清市计生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局长表示，“超生后被寄养的孩子确实有。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种，生的是女孩，父母想要男孩；第二种，父母是公职人员，不得不将超生的孩子寄养他人家中，以逃避处罚。”

　　根据记者的调查，乐清虹桥中学分校自杀的两位女孩，晓丹就属于没有缴纳抚养费被遗弃的，而小燕的父母则均为当地公务员。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处李亚平副处长表示，类似于乐清这两起案件，将女孩交给别人抚养，甚至故意遗弃的行为，其家长不仅仅要受到《计划生育处罚条例》的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会构成遗弃罪，受到法律制裁。

　　但事实上，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并不容易，乐清市计生局的那位副局长表示，查超生，他们一般的做法是接到群众举报后进行立案调查。如果本人不承认，还需要取证，甚至还要请有关部门做DNA鉴定来判断。“像这两名女孩的情况，再去查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操作难度非常大。如果对方不承认，女孩已被火化，用DNA鉴定的方式也已无法确定。”

　　也就是说，除了良心上的谴责，将没有谁能追究这些孩子家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