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地5 米，向下35 年--三代兵马俑考古人的故事

　　6 月13 日，陕西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1974 年，袁仲一在这里发掘兵马俑，亲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马俑考古中生代的领头人是43 岁的许卫红，她是第三次挖掘的执行领队；30岁、北大毕业的邵文斌也因为头次参与挖掘，进入考古事业真正入门的转折点。这天，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兵马俑考古事业35 年的完整历程。

　　文/ 李静 摄影/ 唐晓毅

　　6 月13 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一大早，77 岁的袁仲一站在西安建国路上的家门口等车。他要赶往几十公里外的临潼，进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过去30 多年里，他和这里的每一个陶俑都很熟络，每寸泥土下面都有他的脚印。1963 年，袁仲一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后，他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30 年来，他被学界赞誉为“兵马俑之父”。

　　这天，袁仲一前去参加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是一号坑继1974 年和1986 年的两次挖掘之后的第三次了。他亲历了几十年的挖掘工作，这次，已经退休的袁仲一只是指导者。

　　第三次挖掘的重任交给了此次考古队的执行领队许卫红。这天，43 岁的许卫红在一号坑北部从东向西的第四个探方内，干练地协调挖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1985 年，高考填报志愿前，许卫红早晨跑操时，广播里正在播放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去世的消息。问了老师之后，才知道“鼐”就是鼎的意思，她下定决心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20 多年后，她坚持下来，不过挖掘的不是鼎，而是俑。

　　许卫红有10 多名手下参与挖掘，除了4 个考古队员，4 位文保队员外，还有8 名技工，邵文斌是考古队员之一。2003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前夕，邵文斌依然在犹豫，究竟是留在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还是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西安离家近，最后，他做出了“比较没有出息”的选择。工作6 年后，今年6 月13 日，这名小伙子才真正迎来考古生涯的实战机会。

　　“自己清理的一副遗骸完全现形之后，看到他雪白的身体如此安详地沉睡着，我忍不住责怪自己惊醒了他千年的美梦。但是他却告诉我，他曾经用自己亲手烧制的陶罐，熬了一锅金黄的燕麦粥，熬进了他一生中点点滴滴的幸福与哀愁。我轻轻端起燕麦粥，把它送进一座灯光昏暗的大房子里面，让它告诉来这里的每一个人关于他的故事。我突然看清了他的脸，如此清晰而骄傲地微笑着，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堆积起一次次的感动。让我在百年后的今天，找到了新的希望和依靠。”

　　站在兵马俑一号坑前，和秦始皇在同一位置一睹这个军团的豪迈，只是时间上已经跨越两千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一位未署名的编者在扉页写下了这段话，写出了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这一天的同一心境。

　　挖掘的第一天就有了“兴奋剂”

　　13 日下午，一号兵马俑坑保护大厅严实地封闭着，炽热的阳光晒透了顶棚，让大厅里的参观者都有点喘不过气来。第三次发掘的启动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一号兵马俑坑保护大厅，建成于1978 年，是一座拱架式的大型建筑。大厅顶部距坑底21.5 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文化遗址保护大厅。

　　这天，一号坑正常对外开放，十几个戴着黄色旅行帽的游客被导游带到有“挖掘现场”标志的一块牌子附近。从他们的位置往下看，十几位身穿土灰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一号兵马俑坑面积14260 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导游快速介绍着一号坑的概况后，伸出小旗，继续引着游客往西面的修复区走，原本等待在外围的另外一个旅行团马上聚到栏杆前。

　　袁仲一已经77 岁了，作为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及考古队长，他参加了挖掘仪式。他头发全白，说话和走路都很慢，被十几个记者围在发掘区对面的横梁上。

　　1974 年的春天，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园里挖井，在镢头的起伏中，“泥人头”及一些“残身断肢”被挖了出来，沉睡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兵马俑被唤醒。几个月后，袁仲一随考古队进驻西杨村，开始对一号坑的第一次发掘。

　　走进一号坑，一个巨大的兵马俑军阵便映入眼帘，金戈铁马，威武雄壮。那是第一次发掘的成果：已经完成发掘的面积有2000 平方米，出土木质战车8 乘、拉车的陶马32 匹、各类武士俑1087 件，青铜剑、铍、戟、戈、金钩、弩机等486 件，成束的铜镞280 束，零散的铜镞10895 件，还有大量的车马器，这里是一个以步兵为主、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大型兵马俑军阵。考古专家按照面积推算，一号坑埋葬有6000 件陶俑、陶马，50 多乘战车。

　　这天， 许卫红忙着协调现场的工作，她沿着梯子从挖掘区出来，一路小跑到几十米外的启动仪式的背景牌前。她不记得那天自己一共跑了多少个来回，厚厚的工作服背上已经被汗渗透了。当她刚想回到挖掘区时，又被几个记者“抓”住了，他们想了解和第二次挖掘相比，这次的技术有哪些改进。

　　许卫红并没有参加过20 多年前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1985 年，这里进行了第二次挖掘。挖掘工作并非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持；挖掘进行了一年多，因为一个官俑头的丢失而被叫停。许卫红指着中间区域的几个蒙着塑料布的探方说，那都是第二次挖掘后留下的。由于时间较短，第二次发掘被叫停时，表土已经被揭开，并初步可以看到文物的迹象，却没有来得及提取，就用回填土掩埋和塑料布保护起来了。20 多年间，这些暴露出来的遗存一直承受阳光、灰尘、潮湿度等因素的影响。

　　“现在，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只有200 平方米，涵盖了一个边洞、三个隔墙、三个过洞，就在第二次发掘时曾经动过的范围。”许卫红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第二次发掘因技术条件而停止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丢失文物、不具备保管能力也是决定技术条件的因素。有些曾经参与第二次挖掘的考古工作者对于技术原因导致停顿的说法并不认同，并对此次发掘产生质疑。自第三次发掘的消息发布以来，反对声从未停止。反对人士认为，如果发掘意味着现有陶俑陶马和兵器的重复，对于彩俑等的保护技术又不能达到尽善尽美，还不如暂时保持原状。压力之外，许卫红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手头没有第二次发掘的任何资料。

　　下午2 时，队里的老技工孙秀侠正清理一尊露出地面武士俑。回忆起清理出第一件彩色俑的情形，她脸上写着满足，“发带鲜红鲜红的，盔甲下露出绿色的裤子真是好看，”她说：“我们干活的时候都在说，希望这次还能挖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孙秀侠用的是一把医用手术刀。“稍微深一点，就可能破坏陶俑表面的彩绘，不够深又清理不干净。”邵文斌说。道理虽然很简单，工具真正拿在自己手里时，却不像这些有几十年经验的技工那么熟练。下午快下班时，技工们完成了这尊铠甲武士俑的面部清理，半边脸上竟然有彩绘！

　　许卫红有点不敢相信，“眼睛是黑色的，有点阴阳脸了，颜色保存不算特别好，”她说， “但经过历史上的几次火烧和大水之后，一号坑的颜色本来就不好，这个俑在第二次发掘时已经露出来，后来只是回填土保护，还能有彩绘确实很不容易。”

　　第一天，彩俑的发现给考古队伍打了一支兴奋剂。

　　“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历史把发现留给这代人

　　袁仲一，1932 年11 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束世潋。他告诉记者，先生的一句“做研究不要学李闯王，要学八路军”让他受益终生。这话的意思是要先占领一块根据地，再慢慢扩大，最后连成一片。袁仲一离开上海前，束先生叮嘱他：“给你五年时间，看你能不能占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