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疑妻子有外遇将其强送精神病院
■商报记者 卢艳艳
这两天，49岁的黄女士一直在关注一条新闻，有消息称，酝酿24年的《精神卫生法》年内有望出台。
黄女士对此非常敏感。今年5月，只因被疑有外遇，她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如何收治精神病人，法律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收治程序的缺失，让黄女士感觉吃了“哑巴亏”。
事件
健康妻子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
黄女士今年49岁，家住开封市。结婚20余年，她和丈夫育有一女。两人感情还算可以，但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老公送进精神病院。
事情得从去年9月开始说起。当时，两人因一些事情发生争执，此后数日冷战，夫妻关系一路滑坡。
今年5月21日上午，熟睡中的黄女士突然被丈夫王先生摇醒。他说，最近老感觉不太舒服，想去医院看病。黄女士答应一起去。
她开始收拾东西，却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色大褂的人走了进来，外面停着一辆救护车， 不少人在围观。
见此，黄女士一时摸不着头脑。“你什么病，犯得着叫救护车？”
王先生的回答是，叫车去看病方便。
坐上车，黄女士更是觉得晕头转向，救护车不是去附近的医院，而是一路向城外跑去，驶入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当地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
进入精神病院，黄女士“蒙了”，她的化妆品、戒指、手机、提包等物品，被医院工作人员拿走。紧接着，她被带去做抽血、B超、心电图等项目的检查，一个多小时后，丈夫给她办了住院手续。
黄女士纳闷了：“给丈夫治疗，为啥叫我住院？”有人告诉她：“你丈夫在别的屋子检查，也得住这里。”黄女士要给家人打电话，遭拒。
检查完毕，她被安排进一个8人病房。周围都是精神病人，她害怕极了。
惊魂未定的黄女士忽然醒悟：老公想要陷害她。
她想跑出去，却被拦了下来。
发现
因利益相争被关精神病院绝非个案
“我是正常人，放我出去吧。”几乎是见人就求，但没人理会黄女士。
黄女士冷静下来后，找到了一位病人家属，向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这位男士给黄女士在洛阳的外甥打了电话。
第二天，连夜赶来的外甥，将她救了出去。
为何要将妻子送到精神病院，王先生对开封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刘冬梅说：“妻子有了外遇，还到处乱跑，精神也有了问题，为了挽回家庭才这样做的。”
现实生活中，因家庭矛盾等各种利益之争，被亲人送到精神病院的案例并不少见。
因和家人发生经济纠纷，时年27岁的女子邹宜均，被妈妈、二哥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与外界隔绝长达3个多月。今年3月，已经出家为尼的邹宜均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告上了白云区法院。
而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则被与他有利益纠纷的妻子送进了广州市脑科医院。
见此，黄女士深觉恐惧：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面临着随时被别有用心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
质疑
仅凭单方口述精神病院就能关正常人？
黄女士纳闷的是，仅凭丈夫的单方述说，医院方何以就让自己住院？
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王升远，对此也深感无奈。家属将病人送来，医院不能不接收；接收，又可能存在家属因某种利益造假，而形成的误判现象。
50多岁的王升远有将近30年的从业经验，这种事他见太多了。可医院又不是检察机关，没办法进行广泛调查，往往有人钻这漏洞导致医院误判。
在王升远眼里，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怎样收治精神病人，业内一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由于我国《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中国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毫无程序可言。有的先进行初诊，如果判断有精神病症状，进行收治；有的不进行初诊，只要亲属委托医院收治，就被强制收治观察。
而开封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规则是，病人是否入院，入院签字权在亲属。问题是，一旦亲属和“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家属造假信息，“当事人”很容易“受冤入院”。
当时，黄女士的老公说她精神恍惚，一度在家里摔碗，信各种教，院方根据这些表述，确定黄女士符合住院条件才要求住院的。
而据媒体报道，无论邹宜均还是何锦荣，他们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没患精神病，而两家精神病医院也都是仅仅根据他们的家属陈述，将他们强制收治。
王升远建议，病人是否入院，在入院签字权上，必须有一个第三方签字才行。第三方可以是社区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法院，但必须和精神病当事人没有利害联系，这样才更有利于医院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
建言
精神病院能否纳入司法体系
前天，王升远上网看到消息：《精神卫生法》年内将出台，强制收治精神病人需复诊。
报道称，草案明确要求，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如患者不承认患有疾病，将由2名以上的精神专科执业医师对其进行复诊，以免误诊。
省社科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教授祁雪瑞认为，草案规定仍有漏洞。让医生自己复核，缺乏纠错的内在动力。医生没有审核利益冲突的能力，没有判断利益冲突谁是谁非，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的专业能力。怎么判断谁在作假？更何况现在医院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谁能保证医院方不作弊？
到底怎样做，才能避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被送进“疯人院”？
祁雪瑞说，在国外，一些国家规定精神病人是否要住院，需要法院签字。
法院签字是指，对于所有强制送交精神病院的公民，无论是由公民的亲属还是地方政府送交的，都应当到法庭上过堂。双方都拿出相应的证据，公民有权提出辩护，要求重新鉴定。这样做，才能保障公民不被任意送交精神病院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利。“大家对簿公堂，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一目了然。”
“现在精神病院的经营体制，也是一个问题。”祁雪瑞说，精神病院作为特种疾病医院，在经营体制上跟普通医院并没有区别，他们也要自己挣钱吃饭。
王升远认为，将精神病医院纳入司法体系直接管理最好。一方面避免人们诟病的精神病医院盈利的体制，另一方面，也在收治上，从源头由法院方面来把关。
祁雪瑞则认为，必要时，可以将强制入院治疗纳入行政强制措施的范畴加以规范和监督。对那些没有危害的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应由其监护人持复核机构的复核决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由公安机关作出是否实施强制治疗的决定。除非患者完全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或患者本人不同意公安机关决定时，其本人或代理人可以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