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他们推向了犯罪深渊

　　——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系列报道之二

　　半月谈记者 高远至

　　近年来，我国从政府到社区，从学校到家庭都把预防未成年犯罪工作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为什么未成年犯罪的形势依然这么严峻？

　　新华社记者乔云华通过深入采访120多名少年犯认为，许多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是品质问题，而是心理和能力问题。

　　欲望强烈：我要，现在就要

　　两个孩子，到一个同学家做客，看到同学家的别墅、地毯、高级音响……就决定绑架这个同学。两天后，他们把这个同学骗到一个山上，用绳子将他勒死，然后给他家里打电话，要70万元钱。同学临死时苦苦哀求他们：你们别弄死我，我让我爸爸给你们钱，不要说70万，170万都可以。两个孩子却说：不弄死你，谁肯给钱？在未管所，其中一个叫吴欣的少年犯讲述了当时的心态：“勒死他的时候，我好像看到70万块钱向我眼前飘来了。”

　　乔云华问：“70万，你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70万两个人分，每人只有35万，也不多。”

　　“多少钱算多？用它做什么？”

　　“300万。弄到这些钱后，我就先躺在这些钱上睡一夜，第二天再买他(指被害者)家那样的一栋别墅。我原以为那样的别墅要30万，后来听说是300万。”

　　“像吴欣一样，要满足欲望，且现在就要满足，是少年犯的一个通病。撩开这种病象，可以看到他们精神的迷茫、心灵的空虚。”乔云华分析说。

　　“当今社会物质不贫乏，精神食粮也很丰富，电视、网络、图书、报纸等随手可得，他们的精神怎么会迷茫、空虚？”本刊记者问道。

　　“精神迷茫、空虚，谁都会有。成年人的迷茫、空虚多表现为生活目标丧失。少年犯就不同了，他们表现出的往往是生活目标错位，这种错位不是与自身的追求错位，而是与老师、父母的要求错位，进而引发痛苦、失望、空虚乃至扭曲。”乔云华说，打开任何一个少年犯的心扉，都能听到这种痛苦的心声。

　　吴欣从小喜欢画画，长大了想做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为此喜欢逛新开业的商场，看新装修好的住宅，还从网上下载了足有两尺高的装修设计资料。但父母和老师都认为他“不务正业”。有一次，因去听一个设计师讲课逃学，父亲知道后，一脚就把他踹倒了。随后，爸爸哭着说：“我在外面没日没夜地干，图啥？你一点都不争气。”没过一会儿，爸爸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知道爸爸太累了，爸爸是个建筑工，因工地出了点问题，3天没回家。他斜着眼一看，爸爸腿上全是泥灰，头发也不知从何时起变得像泥灰一样白。他哭了，发誓一定不要爸爸再伤心，要“务正业”，好好学习。

　　为认真听课，他困了曾用针扎自己；因一两个小时做不出题，气得往墙上撞头，甚至想砍掉自己的手；为了考个好分数还去算卦、烧香……能用的办法都用了，但成绩还是没有多大起色。此后，他彻底泄气了，做着“和尚”也不“撞钟”了。有一次校长去他们班听课，坐在他旁边。他默念：不要睡、不要睡……可是老师讲的他实在听不懂，还是睡着了。校长下课后问他：我坐在你旁边，你怎么都敢睡？吴欣说，我实在很困，你跟我爸爸说，我宁可跟着他到工地上背水泥，也不上学了。

　　吴欣不是特例。在乔云华采访的120多名少年犯中，有一多半都曾有过美丽的幻想，并曾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过努力。即便在进来后，一些人还怀抱美好理想：有的喜欢宠物，想开个宠物店；有的痴迷服装设计，想做服装设计师……但他们心中的这些“种子”还没等生根、发芽，就被碾碎了。他们都像吴欣一样，慢慢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厌学、逃学、上网、更加厌学……以至去抢劫、杀人。

　　法律意识：高压线——不带电？

　　当今一些青少年对金钱、性的欲望很强烈，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一些少年犯跟乔云华形象地比喻说：“法律确实是高压线，但我们确实以为它不带电。”

　　17岁的白杨，强奸过两个女性，一个是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是13岁的少女。他强奸那个少女时，因被少女咬了一口，便顿生杀机，把她掐死埋掉。乔云华问他：“你强奸、杀人时就不知道要受到法律惩罚？不害怕？”

　　“那时只想快乐一下，没想那么多。”

　　“法律是什么？或者说像什么？”

　　“没想过。”

　　侦办此案的刑警说，白杨对法律毫无敬畏心理，而现在像白杨一样的青少年越来越多，这是当今青少年犯罪手段越来越残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踪白杨对法律缺乏敬畏心理的原因，乔云华概括为两点：一是家庭问题，一是学校问题。

　　白杨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爸爸搞企业，妈妈是医生，对他很溺爱。他小时，把一个同学打伤后，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一看到桌子上放的铐子、墙上挂的警棍，他吓哭了。警察问明他打同学的情况后，通知了他父母。他记得很清楚，警察放他走时，特意对他爸爸说：“回家后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这么小打架下手就这么狠，再大了还不得出人命？”结果，爸爸在回家路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打人手轻些”。

　　此后，随着爸爸的企业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多，按白杨的话说就是“每次我打了架，爸爸就拿着钱过去，有时他连面儿都不用出，他的一些朋友就给摆平了”。白杨强奸女出租车司机一事，就是靠几个“叔叔”摆平，赔钱了事的。正因为这样，他才敢再犯，以至于奸杀少女。

　　如果说家庭溺爱、司法机关执法不公是导致白杨对法律失去敬畏心理的祸首，那么作为教育者的学校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你在学校接受过法制教育吗？”乔云华问白杨。

　　“听过一个派出所所长作报告。”

　　“对你有什么影响？”

　　“他讲了许多案子，不过那时总感觉犯罪是别人的事，法律离自己很遥远。”

　　“除此之外呢？例如班会、老师讲课时是否会对你们进行法制教育？”

　　面对乔云华提出的这个问题，白杨努力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为了解目前学校的法制教育情况，乔云华赶到了白杨先前就读的学校。

　　乔云华赶到学校时，恰好遇到学校在处理一起学生群殴事件。一位老师坦言：“现在出事的学生多，老师对学生教育也没过去那个耐心了。过去为教育一个学生，可以给他讲一个小时，甚至一星期连续找他谈话。现在对20个出事的学生，训话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训完了，不是让他们写检查，就是请家长。我们知道这样做效果不太好，但也没别的办法，教学压力太大了。”

　　乔云华说，在他采访的120多名少年犯中，有80名左右犯罪前对法律毫无敬畏心理。谈到原因，他们共同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学校的法制教育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和连续性。

　　生活技能：严重低下、孱弱

　　近几年，参与团伙犯罪的少年犯比例总是徘徊在少年犯总数的70%左右；因为一个微小的冲突致人残疾、致人死亡的犯罪大量上升……探究背后，有一个因素引人注目：许多少年犯生活技能低下、孱弱，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乔云华采访发现，少年犯中不乏头脑聪明的孩子，只是学校教给了他们知识，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择友、交友；父母一味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却不重视他们与人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不知道他们需要化解冲突、调控情绪的技能。因而，与人发生冲突时，就容易越过底线，触犯法律。

　　赵丹成绩很好，家里条件也优越。有一回出校门的时候，赵丹与同学骑车碰在了一起，两人争吵起来，赵丹就从书包里拿出刀把同学捅成了重伤。乔云华问他：“为什么这么一点冲突，就要拿刀捅人？”

　　“我觉得他们都欺负我，这个同学骂我‘你这么小的个儿，还能成精？’”

　　原来赵丹平时成绩好，总是班里第一名，不料中考前的一次考试却掉到了第三名。这下老师批评他，说他学习不踏实；父母也不理解，认为他松懈。赵丹满肚子委屈，又担心自己中考真的考不好，让父母、老师失望，压力很大。同学此话一出，赵丹认为不仅是骂他个子小，还骂他没出息，瞧不起他，一怒之下就动了刀子。

　　不会缓解压力酿成血案，面对冲突不能找到恰当解决途径而犯罪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本刊上期讲过刘全请伙伴杀害自己奶奶的案子(见《半月谈》第12期《百名少年犯的黑色记忆》一文)，其中有一个主犯，叫王强，下手最为残忍。乔云华说，这个孩子是缺乏化解矛盾技能的一个典型。

　　几年前，因为走路时与同学擦了一下肩，互不相让，王强一拳下去就把同学的鼻梁打折了，被学校开除。转到另一个学校后，有一天他又犯了同样的毛病。知道回家要挨打，待在学校又不行，王强就从家里偷了2000元钱出走，先到成都，再到兰州、沈阳，一路流浪。钱花完后，没办法，就到火车站去偷。不料被人捉住，而且这个人不好惹，叫来一帮人，扇他耳光，把他的手按在地上用砖头使劲拍，结果手肿了一个多月。这件事使王强坚信，用暴力解决冲突来得又快又狠，他过去之所以没“成功”，就在于不快、不狠。

　　乔云华问他：“刘全叫你帮他教训奶奶，你为什么想到用刀子？”

　　“刀子最快，出手也最狠。”

　　由于学校和家庭对像化解冲突这样的生活技能缺乏传授、培养，致使“用暴力化解冲突”成了许多少年犯的首选。乔云华对120多个少年犯作调查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犯罪前心中的英雄是谁？结果50多个人说是黑社会老大。又问：为什么？他们大多回答：遇上事，连刀子都不用动，一提他们的名字，立马就能摆平。 （文中少年犯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