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其中“10月开始三级医院都要开展预约实名挂号服务，且不得与中介合作开展收费服务”的要求，引起社会争议。  

　　拥护者认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医疗资源被第三方机构商业利用。反对者认为，该规定违背医改精神，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众多医院的院长也表示要建立一个高效的预约挂号平台，离不开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

　　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第三方社会力量担当了医院预约挂号服务信息化的主角以及推动者。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医院预约挂号？为此，人民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潘习龙教授。

　　人民网记者：各个医院单独建立预约挂号平台，有媒体质疑将导致各自为政、各方资源依然无法做到整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潘习龙教授：政府管理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该为者”而“为之”有三大害处：一则耽误了“该为”的正事，二则“为之”的质量不高，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虎头蛇尾。三则不想为，而强制性让其为之， 就会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提到了“患者跨区域转诊”问题。跨区域转诊的第一步是预约挂号系统的整合，如果每家医院单独建立挂号平台，极度不利于医院之间信息的交流。挂号系统条块分割，患者要到各大医院网站去浏览信息。如果患者不知道应该在哪家医院就诊时，挂号系统就无法提供准确的医疗信息。集约挂号正如城市的120指挥中心一样，有利于医疗资源的整合与合理利用，避免患者走冤枉路。

　　人民网记者：如果每家医院都来建设预约挂号平台，需要多少投资？

　　潘习龙教授：有专家估测，一家日门诊量在5000人次以上的医院建一个预约挂号平台，预期达到20%的预约率，初期的基础设施加上后期的运营，估算是每年需要500万元左右的投入，如果是30家医院就是1.5个亿，而利用现有的第三方机构的集中式的预约挂号平台，每年只需要投入2000万左右就能做到30家医院每年投资1.5个亿想要作到的事情，而且能做到信息与医疗资源的共享。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干。由于中介公司的参入，使医院节省了大量费用，减轻了管理负担，又能以监督者的角色发挥积极作用，工作自然能取得成效。花钱买服务，我们可以对服务提出高要求，比如医院的保洁外包，后勤外包就是实例。

　　人民网记者：有人指出，刚刚公示的《意见》实质上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医患需求市场，这样必然会重蹈计划经济时代“小而全”的老路，从而浪费社会资源却不能有效满足百姓需求。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潘习龙教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有利于卫生事业的发展，符合医改政策。政府不应禁止医院与第三方合作，而应对第三方加强监管，规范其服务行为。卫生部门列出标准，让符合条件的中介公司参与竞标，缴纳保证金，按照相关规定参与预约挂号工作，实现预约挂号集约化。同时，对其违规行为，实施重罚，屡犯者将永远退出此行业。在沉重的代价下，没有人敢轻易犯规。

　　人民网记者：第三方容易与医院之间形成利益关系，误导病人就医行为，为部分医院谋取利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潘习龙教授：关键是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第三方投入多，成本大，违规的代价也就越大。医院还可根据各个公司前一年的表现实行一定配额制度，促进第三方努力把服务做好。

　　人民网记者：对于某些难以预约的名医，第三方再找病人收取相关费用，如何应对？

　　潘习龙教授：通过公布公众投诉电话，加大处罚力度，可以有效防范这一问题。

　　人民网记者  傅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