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刚刚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与贝多芬的手稿齐名

　　黑马

　　7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一个令人欣慰甚至震撼的消息：二战期间躲避纳粹搜捕时一个犹太少女写下的日记——《安妮日记》，以及泰国皇室档案等35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被正式收入《世界记忆名录》。无独有偶，前不久中国也刚刚出版了《安妮日记》的最新全译本。这样一本记录着真实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名副其实的。

　　与贝多芬、肖邦、舒伯特比肩的少女

　　大多数人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往往仅限于长城、故宫、金字塔等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景观，却很少关注于1992年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下的《世界记忆名录》。它旨在抢救和保护正逐渐老化、损毁及消失的人类记录，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我国已有五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分别是：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朝内阁秘本档、清代大金榜、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和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它们和埃及苏伊士运河的相关文献，贝多芬、肖邦、舒伯特的音乐曲谱原稿，歌德、易卜生的著作原稿及俄帝国时代的地图等 “世界记忆遗产”齐名。

　　与这些大规模的文献比肩，《安妮日记》这样一本薄薄的少女日记似乎显得分量不足。但恰恰是这样一本书却因着其强烈的个人化写作和真实性，却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二战文学作品”。这样的写作及其出乎意料的影响力实在是一个世界奇迹，尤其在大战结束一个甲子之后，直接和间接描述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历经沉淀和淘汰后，一个受难女孩写下的《安妮日记》依然闪烁着独特的光辉，这就更加弥足珍贵。

　　与她相比，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下课

　　2002年，当《指环王》和《哈利·波特》以“幻想”和“神话”冲力，势不可挡地打遍儿童文学界无敌手时，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安徒生奖却出乎意料地授予英国写实作家兼儿童文学理论家艾顿·钱伯斯。在颁奖会上，其获奖感言出人意料，居然主要是谈《安妮日记》。

　　钱伯斯开门见山地发问：“当我以儿童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小说时，我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你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的奖颁发给我，你们是在奖励什么？”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儿童文学作家从事创作的实质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安妮日记》里都能找到答案，那就是：我们都该像13岁的安妮那样去写作，她的作品是“少年儿童写出的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说：“对任何以儿童代言人身份写作的成年作家来说，《安妮日记》都是一个估价我们作品的标准。”既然成年人以儿童代言人身份创作出的产物叫“儿童文学”，安妮的日记写作就成了这种文学的试金石。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试金石面前，多少“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家是应该下课，应该惭愧的。

　　钱伯斯进一步指出，安妮在日记写作中表现出了“天生的讲故事冲动”。其中一段话触及到的不仅是儿童小说的创作实质，也是所有文学创作的根本。安妮的话是这样说的：“我性格里有个特点，谁认识我一段时间后都会为这个感到震惊，那就是我明白我自个儿。我简直就像一个外人那样监督我自己和我的行为。我可以完全没有偏见地看待日常生活里的安妮……我越来越感到爸爸的话有多么对，他说：‘所有的孩子必须对自己的成长负责。父母只能给他们提好的建议，把他们摆放在正确的道路上，可他们性格成什么样儿那得全靠他们自己。’”她写下这段日记时刚刚15岁零一个月(1944年7月15日，星期六)。

　　钱伯斯称“安妮是个了不起的现实主义者”，“她用不着发明什么奇怪的幻想来娱乐自己。她不让感伤破坏她对生活的看法”。这一点对文学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家不以一己的处境和遭遇来衡量世界和生活，在创作中保持超然，随时保持住小说天平的平衡，这个问题则被大作家劳伦斯提高到“小说的道德”的高度上进行过理论。在劳伦斯看来，世间很多名著由于失去了超然，小说的天平倾斜了，因此是“不道德”的小说，这些小说名著甚至包括了《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包法利夫人》，《复活》等等。

　　同样，描写或记述二战的很多作品，是否因为或多或少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和党派视角的局限而在“客观”二字上有所衰减呢？如《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大片，我们被感动和被催泪之后，会不会有人隐约感到这是一部有失平衡的“好莱坞作品”呢？

　　比成人更残酷的客观与真实

　　而安妮对己对人对事的客观态度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一本记录躲避纳粹搜捕的犹太小姑娘的日记，如果由一个满怀感伤的成年人来写，或许满本都是辛酸、恐怖、悲伤和愤怒，我们对它的预期应该是“揭发”和“控诉”，或撼人心旌，或催人泪下。但安妮的日记里没有这些元素，它只是一本尊重现实的少女日记，记的是几家犹太人隐蔽在一栋小楼的密室里的日常生活。

　　虽然总体的氛围是纳粹搜捕下的恐惧，但在那个隐秘处得以苟且偷生时，小楼里仍然有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性格冲突，生活方式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猜忌，母女间的冲突，少女的情窦初开，对情与性的探索等等。记录者安妮看人的眼光是客观的，也是尖锐的，简洁的人物描述有时是刻薄的，它让读者感受到的是生活的真实。对这些灭顶之灾下的普通犹太人，一个小女孩作了最冷静的描述：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是可怜虫，而是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人，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也有自己的人性弱点。

　　当小伙伴骄傲地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时，小小的安妮居然冷静地说，但愿不是被选来做坏事的。当大家在为英国人为何迟迟不登陆来拯救纳粹铁蹄下的欧洲弱小民族时，安妮冷静地说：谁也不会为别人白白牺牲自己人的，英国人在考虑最好的时机，减少自己的牺牲。

　　当安妮的父母和同楼的成年人在为盟军何时登陆来解放欧洲打赌时，当大人们忙于糊口生存时，当他们对孩子们的感情毫无察觉时，孩子们在恋爱，在体验比成人更难耐的孤寂，于是有了安妮这本日记。她是准备把这本日记当作素材，等欧洲解放后写成书当作家的。这样一个早熟的少女，一个写作天才最终不幸还是落入了纳粹的魔爪，在集中营里病死。她的日记直到今天仍然在出版。我想其魅力应该是来自安妮天生的这种作家的文学品质。《安妮日记》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钱伯斯所说，通过文学写作，“我们或许能最高限度地达到无私的自我认知，无畏地、清醒地认识生命，最终富有想象地理解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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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我译《安妮日记》

　　高年生

　　《安妮日记》的中译本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世界文学》第五期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的一部分。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把日记全部译出。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用业余时间把《安妮日记》全部译成中文，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书稿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埋在书箱里。

　　1982年我去当时的联邦德国访问，有机会去荷兰，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夙愿。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劝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记》在华出版。我当时还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其真实性一直有人怀疑。1983年11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向荷兰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请教其真伪。她说，《安妮日记》由奥托·弗兰克(安妮之父)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涉及到目前仍然活着的亲友，但《安妮日记》绝非伪造。我终于放下心来。

　　198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以《少女日记》为书名出版了我翻译的这本日记。1991年夏，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纪念馆负责人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连同相关资料送给我。安妮第一次写成而未经整理的日记称为A版，第二次所写并经过整理的日记称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记》)就是这个版本。新版本不仅包括A、B、 C三个版本，补齐了被奥托·弗兰克删去的部分，而且还收入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这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妮日记》最新全译本(2009)，我依据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的第七版，这一版内容又有新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