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何映宇(记者)邱晨辰(实习生)

　　有时候，你幻想的东西在小说中实现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更真实、更贴近你的灵魂。

　　客厅里，她静静地坐在钢琴前，一件蓝色的碎花旗袍衬托着身段，低头，拂手拨弄着琴键。于是音乐就流淌了出来，白色的钢琴如此纯洁，暗暗地猜想，有没有魔咒附身？应该是没有的吧。

　　魔咒，在她的小说里有。谁都没有料到，2009年的上海书展上，一本英文书会异军突起，成为畅销书的冠军，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魔咒钢琴》(AJewishPiano)。

　　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作者贝拉开始侃侃而谈。从来没有哪本书像《魔咒钢琴》那样耗尽心血，不停地在欧洲、美洲和中国之间寻找犹太人在上海的蛛丝马迹，那些曾经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在上海开过的咖啡厅，还有所有的传奇。

　　在记者的印象中，这是一位沉溺在爱情世界中的女作家，她写过《远岸的女色》，写过新浪漫三部曲(《天国的婚礼》、《贝拉神秘园》和《伤感的卡萨布兰卡》)，那都是一些凄美挣扎缱绻的情爱故事。可是《魔咒钢琴》不一样，有了更多的历史沧桑，战争的苦难、人性的光辉，交织在二战那个特殊的时刻，其中有犹太人，也有她自己的爱与包容。

　　巴金：就像弄堂里的老爷爷

　　《新民周刊》：我看到你在少年时和巴金先生合拍过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和巴金先生结识的？

　　贝拉：当时我十几岁，一个作协的远房亲戚带我去的，前后一共去了七八次。我见巴金先生之前曾看过他的《家》、《春》、《秋》，在一个少女的心目中，巴金先生是个大文豪，可能会高高在上，但是当我真正见到他和他一起交谈的时候，真实的巴金和我原来的想法是有差距的，他就像弄堂里的老爷爷。他极其地平易近人，一个大文豪也有极其普通的一面。

　　《新民周刊》：很小的时候就接触文学并喜欢上写作了吗？

　　贝拉：上海黄梅天是要晒梅的，小时候我父亲一到这时候就会拿出两样东西，其中一样就是书，很多外国文学作品那时候都要算是禁书，他不让我们看的，但我还是偷偷地看，并且喜欢上了写作。

　　我自己第一次写文章和一次征文比赛有关。有一次，《西安教师报》举办一个“良师益友征文比赛”。我看到贾平凹写他老师的文章，我就也写了一篇《致巴金爷爷》，没想到，不仅刊登出来还获得了特等奖。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其实在见到巴金的时候，就已经触发了我的写作理想。

　　海外漂泊

　　《新民周刊》：你在80年代怎么会选择去日本留学？

　　贝拉：在当时，出国是有条件的上海人的首选。我们年轻人觉得梦想都在国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上海，我还试想过去美国和丹麦，日本的签证最早办下来，我就先选择了日本。

　　在日本，我受到了比较全面的艺术教育，比如东洋的绘画、皇室礼仪、插花等方面的艺术教育我都受益匪浅。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女孩子和日本女孩子相比在修养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到了日本之后，其实一开始我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但是我想，我得努力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社会适应我。我跟其他到国外的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愿意和同乡生活在一起，我的圈子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当时我下定决心，语言这一障碍我必须要通过。所以我从日语字母都不会读，到基本上融入日本生活，没花多少时间。

　　《新民周刊》：在你眼中，日本人是怎样的？

　　贝拉：当你问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他对日本人的印象如何时，一定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馈。那些自身发展顺利的，会赞赏这个民族的优点：男性工作敬业、女性非常有礼仪；那些境遇糟糕的人则会说：日本人很虚伪，男人色情、女人带有奴性。我在想，其实日本它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糕。我跑了大半个地球之后，并不把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性看得那么明显，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成功的人、失败的人，有善良的人和品质龌龊的小人。不过我欣赏日本人两点，一来他们真的很敬业，生活节奏很快；二是日本的女性都很斯文，受过教育后有一种内敛的特质。但是大和民族也是有局限性的，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就是颓废的一代、享受的一代，早上八九点钟，他们都在睡觉，而从午夜12点到凌晨4点，整个城市则是一片喧嚣欢腾。

　　《新民周刊》：从日本回来时你的生活已经相当不错了，又为什么选择移居加拿大？

　　贝拉：我当时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贵族是建立在物质贵族的基础之上的，否则的话，在理想这条路上可能走不太远。我想周游世界，没有经济基础如何能办得到？我从日本回来后，在上海过了一段很颓废的日子，天天卡拉OK，我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我当时已经出了两本书，我揣着这两本书就飞去了加拿大。那里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父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医生，加拿大的白求恩是他的榜样，所以从小对加拿大我就充满了好奇。

　　命运的无常

　　《新民周刊》：《“9·11”生死婚礼》是你的代表作，据说你的一位朋友在“9·11”中遇难了，这对你触动很大，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本书？

　　贝拉：是的，我每次去纽约都要和几位朋友碰碰面，其中就有他。“9·11”之后，我好多天都很难平静，活生生的一个年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当时在美国已经是很成功了，可是却死于这样一场灾难。我就意识到，“9·11”不仅是美国的灾难，还是全球的灾难。于是我就想写一本书，如何让悲剧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宣泄呢？我想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步入婚姻的殿堂吧？我把婚礼放在这样一个戏剧场合中：主人公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哪怕是上去拿一条领带，都可能丧命，这就是命运的无常。

　　《新民周刊》：你在出版《魔咒钢琴》之前已经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评论家称你是“中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你自己是否认同这样一种评价？

　　贝拉：评论家喜欢概念化的东西，但是对于作家来说，只需要一个混沌的状态就够了。我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写着写着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我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我，经常会在写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有的作家很会运用技巧，对情节都有一个计划，我则只用感情来写作。有时候，你幻想的东西在小说中实现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更真实、更贴近你的灵魂。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对犹太人的故事这么感兴趣，最早是什么触动了你？

　　贝拉：有两点原因。首先就是我无论到哪里，犹太人一听说我是上海女子，就会对我讲起他们的爷爷或父亲在上海受到援助的故事。当年上海救了3万犹太人，如今他们已经繁衍出了300万犹太人了，他们对上海人的救助念念不忘。其实当时上海人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他们依然会做了大饼包子接济他们。有一个犹太人至今都留着一双筷子，说这个坚决不能扔，它是一种纪念。还有一次，我在提篮桥摩西会堂那边逛街，正巧听到一位老太太用英语跟她孙子说：“我就是在这里和你爷爷举办婚礼的。”我一听就很感动，这可能是这位老太太最后一次重访她年轻时最美好的地方，这么多年的回忆该多么让人感动？

　　另外一方面，我想表达的是跨文化的冲突与和谐。我对犹太文化也不陌生，北美的犹太人到处都是，我参加过很多犹太婚礼和葬礼，和犹太人一起吃饭，工作上也有合作，我可以说十分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

　　《新民周刊》：《魔咒钢琴》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一本，我知道三部曲的第二本书《香肠男高音》也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吗？

　　贝拉：是有真实原型的。我考证过，施特劳斯歌剧院有一个男高音在犹太人落难的时候跟随东京的船来到上海，就在霍山路开了一家餐馆，一度非常红火，成为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周末聚会场所。这本书的故事从头至尾都发生在上海，不像《魔咒钢琴》跨度那么大。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的使命感的，我希望通过“犹太人在上海”系列告诉大家一些历史的真实，以及他们面对苦难时的爱与包容，就像犹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