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人的“暗杀”行动

　　文/金昕

　　提要：几乎所有的被访者竟然还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起血淋淋的凶杀案，均说根本就没看到有人持刀行凶，也没有听到有人呼救等异样的声响。难道这个案子是职业杀手搞的一次暗杀行动？

　　夜幕下的凶杀案

　　2009年4月的夜晚，透着丝丝的凉意，上海市宝山区淞南新村周围的马路上行人不绝。此刻是23日21点，夜幕下一些小饭店、棋牌室、足浴房还不时传来阵阵喧闹声。这时，只见一辆出租车从远处驶来，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附近后，从车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并肩有说有笑地向小区的大门走去。谁知，就在那个高个子男子将要走进小区时，矮个子男子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狠狠地朝高个子男子的腰部捅去。

　　几分钟后，一名途经此地的路人，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以为是此人酒喝多了醉倒在路边，便好心地上前推了推他：“喂，朋友，你醒醒，睡在马路上很危险的。”但当他再弯下身子仔细一看，发现此人的身上血迹斑斑时，便大惊失色，连忙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很快，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赶到了现场。经法医勘验，死者的后腰部有一处致命的刀伤，属于一刀毙命，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凶手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且对被害人“恨之入骨”，否则不会下手如此凶狠。在死者的身旁，侦查员找到一只其随身携带的包，里面的钱款、证件等物品分文未少。据此，侦查员判断，凶手为谋财而抢劫杀人的可能性不大。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黄冬，今年35岁，河南周口地区人。多年前来上海打工，现在上海某知名搬场公司担任司机，家就住在案发地所在的小区。

　　由于案发现场就在居民住宅小区的门口，是周围居民进出小区的必经之路，同时，现场附近还有众多的路边小店。因此，侦查员首先对案发现场周围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走访，积极寻找当时的目击者。

　　可是，让侦查员感到纳闷的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竟然还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起血淋淋的凶杀案，均说根本就没看到有人持刀行凶，也没有听到有人呼救等异样的声响。这种情形对侦查员来说是鲜见的。从事命案侦查多年的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唐轶笑着说：“当一圈兜下来，所有的群众都对我们说不知道时，我一下子也好像没了方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难道这个案子是职业杀手搞的一次暗杀行动？”

　　有一个人手机关机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群众走访来寻找破案线索的路径，显然已经是“此路不通”。于是，侦查员便把侦查工作的重点转向对死者黄冬的各类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上。

　　据黄冬的妻子反映，就在案发的当晚前几分钟，黄冬曾经打电话告诉她，说自己和几个要好的单位同事聚餐完了，现正在打的回家的路上，马上就要到家了，让她早点休息，不要等他。但是，放下电话后，却久久没有等到黄冬回来。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刑侦支队领导当即决定：立即查找到那晚和黄冬一起聚餐的单位同事，彻底摸清案发当晚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搬场公司领导的配合下，侦查员获悉，23日晚上和黄冬在一起聚餐的共有6个人，全部都是同一家搬场公司的司机。接着，侦查员逐一拨打了他们的电话，并要他们马上赶到单位配合警方的调查。一番电话打下来，除了一个名叫张忠的安徽籍司机关机外，其余5个人接到电话后，都很快就赶到了单位。

　　据他们陈述，当天下午5点下班后，他们留在公司的休息室打牌，一直打到晚上7点左右。其中有两人赢了近千元后，便请客到通南路上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喝酒聊天，有说有笑。晚9点左右，大家就分头回家。而和死者黄冬一起打的回家的就是那个手机关机的安徽籍司机张忠。

　　经过核查，他们的陈述的情况基本属实，排除了这五人的作案嫌疑。据了解，因为工作联系的需要，公司规定驾驶员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那么，这最后一个和黄冬分手的张忠为什么会突然把手机关掉？眼下，为了查清黄冬被害前那一刻情况，就必须迅速找到张忠。

　　当侦查员来到张忠的家里，其妻子也正为找不到张忠急得团团转。据她说，当天下午张忠打电话给她说，下班后要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吃饭，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谁知，一直到早上张忠也没有回家，打他的手机始终关机。

　　据了解，39岁的张忠生性憨厚老实，在单位里工作积极，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因为在同事中他的年龄最大，所以，大家都喜称他为“老大”。这么一个老实人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呢？

　　此时，张忠的表弟赵敏提供了一个情况。他说，4月23日晚上9点左右，他驾驶着集装箱卡车正行驶在A30高速公路前往洋山港码头路途中，突然接到张忠打来的电话说：“我得了艾滋病了，你马上帮忙替我打个电话给我老婆，让她明天一早带着儿子到性病防治中心去检查一下。谢谢你了。”

　　接到张忠的这个电话，赵敏一头雾水，当他想问个明白时，张忠已经把电话挂了，再打过去，他已经关机了。

　　过了40分钟左右，赵敏又接到张忠发来的短信：“我把黄冬打死了。”这下赵敏彻底糊涂了，立刻再次拨打张忠的手机，但他又关机了。

　　张忠的那没头没脑的电话和短信让赵敏感到，张忠肯定碰到了什么事情了 。

　　分局领导当即决定将其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迅速派侦查员前往他的住处、亲戚家以及安徽巢湖的老家进行布控，并且列为公安部的网上追捕逃犯。

　　一张抓捕张忠的天罗地网悄悄地张开了。

　　你到发廊玩过吗

　　那么，老实人张忠是不是刺死黄冬的真正凶手？他究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打开这些问号，还要从2008年12月的一天说起——

　　那天，张忠下班驾车回到公司，换好衣服正准备回家，在门口遇见了同事黄冬，他一把拉住张忠：“老大，这么急着回家干吗？走，跟兄弟喝酒去。”

　　这个黄冬虽然不是张忠的安徽老乡，但和张忠在一个公司一起工作了4年多了，原来他们是搭伴跑长途的，因此，彼此的关系不错。别看黄冬比张忠小没几岁，但头脑却比他活络多了，所以，忠厚的张忠在业余时间也十分愿意和他一起喝酒、打牌、聊天，听他吹吹天南地北的奇闻佚事，也算替自己开开眼界。

　　于是，两人来到了搬场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那天，也不知为什么，黄冬兴致特别高，喝了不少酒，脸涨得通红。喝着，喝着，他突然一把挽住张忠的脖子笑眯眯地问道：“你到发廊里去玩过吗？”

　　张忠一脸狐疑地答道：“我理发从来都到发廊里去理的呀。”

　　“我是说你到发廊里去找过小姐吗？”黄冬拍了拍他的肩膀，摇着头说道。

　　听黄冬这么一说，张忠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这种事情，我可不敢做，万一被警察抓住，那是要蹲班房的哦！家里老婆、孩子还要靠我挣钱养活的。”

　　“老大，不是小弟说你，你真是个老实人啊！哪有这么巧被警察抓住的。我说啊，一个大男人这辈子如果没有找过小姐，那可是活得没有生活质量。”借着酒性，黄冬边继续喝酒，边绘声绘色描述起自己的嫖娼“生涯”。

　　黄冬吹得洋洋得意，张忠听得也脸红心跳，渐渐入迷。

　　这一晚，他们酒喝得特别多，彼此都有了几分醉意。最后还是张忠硬撑着打的将黄冬送回家。临分手时，黄冬还囔囔着：“老大，别怕，下次兄弟带你到发廊去找个小姐玩玩。”

　　当张忠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似的，尽是黄冬描述的他在发廊里的一个个“精彩”的镜头。这一晚，他有了平生第一次失眠。眼睁睁地看着天逐渐放亮后，他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下定决心也要找个发廊小姐“试试”。

　　算账

　　机会终于来了。

　　2009年1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张忠加班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路经一条僻静小马路时，只见一家闪烁着粉红色昏暗灯光的发廊门口，站着一个肩披长发、穿着性感的小姐，正骚首弄姿地不停朝他挥手道：“大哥，进来玩会嘛！”

　　张忠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不由停下了脚步，呆呆地望着那个小姐。脑海里马上经浮现出黄冬给他描述的那一个个“精彩”的镜头。这时，小姐已经走了上来，不由分说挽着他的手臂就朝发廊里面拖……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张忠带着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走出了发廊。而那个发廊小姐则倚在在门边挥手道：“大哥，下次再来哦！”

　　一个星期之后，当张忠依然沉浸在和发廊小姐“亲密接触”的意境中时，突然觉得自己的下身异常，连忙悄悄地到医院作检查，可是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但打这以后，他的内心便始终像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总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身体渐渐在走下坡路。于是，整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原本性格就十分内向的他，如今更是变得沉默寡言了。

　　到了2009年的4月初，张忠发现自己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仅发烧、乏力、吃不下饭，甚至还出现恶心呕吐，全身发痒，浑身上下犹如无数只蚂蚁在撕咬皮肤。再次偷偷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依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他心想一定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水平太差，检查不出来。于是，他决定自己替自己看病，到新华书店购买了好几本医学书籍，一连研读了好几个晚上，在反复对照了自己的身上的病症，和书上描述的艾滋病病症后，发现二者“一模一样”。

　　这下，他彻底傻眼了。他明白，得了艾滋病，也就意味着死亡。顿时，他想到了善良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想到了在老家的年迈父母，想到经过自己在上海多年的辛苦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在江苏昆山还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正当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时候，却因为自己一时的糊涂，而统统将付之东流。

　　此时的张忠，内心充满着后悔和恐惧。4月20日，他特地请假赶到市性病防治中心，用假名做了艾滋病病例检查，检查报告要4天后才能出来。在等待报告的那几天中，他坐立不安，简直度日如年。他恨那个把艾滋病传染给他的发廊小姐，但更恨黄冬，正是这个可恶的黄冬害得自己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发廊。

　　“他妈的，我一定要找黄冬这小子算账，都是他害了我传染上了艾滋病。”都说老实人要么不发脾气，可一旦发起脾气来，可谓“惊天动地”。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令人心悸的一幕。

　　事发后，他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要司机开往江苏昆山。到了昆山，张忠不敢逗留，连忙又坐上一辆黑车，逃往南京，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继续乘坐黑车到了溧阳。再从溧阳坐车到安徽的宣城、芜湖、合肥等地。这时，他想想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多么想回老家看看年迈的父母，与他们作最后的告别。但好几次快走到父母的住处时，却不敢迈进家门，生怕有警察“埋伏”，只得含泪过家门而不入。

　　最后，他坐火车逃到了湖北的汉口，准备到一个熟悉的安徽老乡处躲避一下，可是，在汉口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老乡。这时，由于匆忙逃离，身边带的几百元钱也已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拿着仅剩的几十元钱，他买了一张汉口到南京的火车票，又连夜返回南京，准备去找亲戚借些钱后，继续潜逃。

　　经过了连续几天几夜这么一大圈的长途潜逃，张忠早已身心疲惫。无路可走的他承受不了所有的压力，走到乘警办公的餐车，对乘警说：“警察，我在上海杀了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案发后的第二天，侦查员就从市性病防治中心拿到了他的检查报告，结果显示他的所有指标均正常，根本就没有患上艾滋病。

　　得知这一结果后，张忠追悔莫及：“我只是想教训下他，没想到会一刀就捅死了他，现在两个家庭都被我毁掉了。”

　　警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

　　对张忠的这一作案动机，侦查员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唐轶队长说，他侦破过无数的命案，像张忠这般荒唐、可笑的杀人动机却还是第一次遇到。

　　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张忠是个憨厚、内向的老实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偏执者，大脑思维喜欢疑神疑鬼，容易钻牛角尖。因此在听信了同事的诱惑，偶尔去嫖娼后，在心理因素的驱使下，便始终感到身体不适，但又不好意思去正规的医院就诊。缺乏医学常识的他，只得偷偷去买本医学书籍来替自己“看病”，当“诊断”出患上了艾滋病后，想到一旦单位和朋友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今后怎么做人？更为可怕的是还要连累妻子和儿子。于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张忠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恐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与疏导，便把所有的怨恨倾泄到了“罪魁”同事黄冬的身上，导致最终上演了一幕怒杀黄冬的惨剧。

　　针对此案，警方郑重提醒市民，一定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贪图享乐，随意前往不该去的地方，这样既害了自己，也毁了家庭。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