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国垒

　　一个小女孩突然跪在她面前，双手端着一个大铁盆向她伸去。她背上紧紧套着一道绳索，绳索的另一头是一架木板车，一个一条腿的青年男子坐在上面唱歌。

　　这是2009年5月19日上午，呈现在宋婷面前的一幕。

　　宋婷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同时也是福州“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的一员。

　　宋婷说，小女孩那张悲哀绝望的脸经常在她脑海里闪现。“我感到非常内疚，那个小女孩很有可能是被拐卖，然后被控制乞讨的，当时我应该打电话报警才对。”

　　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负责人薛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福建全省有宋婷这样的志愿者200多名，他们利用工作之余发现并搜集流浪乞讨或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并将信息传送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宝贝回家”寻亲网建立的数据库。

　　“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张宝艳日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目前在“宝贝回家”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1.4万名，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

　　仅有的两次妥协

　　张宝艳的儿子5岁时曾遭遇过“被拐”，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被拐儿童。

　　1992年的一天，张宝艳的母亲带孩子去市场，只顾逛市场的张母回头一看，发现孩子不见了。张母赶忙让人帮忙在市场中找，但没有找到。

　　“当我妈跑到单位告诉我孩子没了时，我一下就懵了，感觉天都要塌了。”张宝艳说。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张宝艳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透彻体会到丢失孩子的父母焦急、痛苦、绝望等心情”的张宝艳，从此开始留心儿童走失、被拐卖的事情，并为寻子的家长提供帮助。

　　起初，张宝艳提供的帮助主要是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到处打听被拐儿童的相关信息，帮助张贴寻人启事，或者到派出所报警。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太原始了，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

　　于是，她开始寻思一个“更快捷、更方便的寻找方式”。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宝艳发现互联网上有一些专门发布寻人信息的网站。这个发现让张宝艳感到非常惊喜。通过网络将寻人信息都展示出来，通过对比核查，能极大地提高寻找儿童的效率。

　　但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寻人网站发布信息都要收取费用。“很多家长常年在外奔波寻子，经济已相当困难了，这个时候就是让他们掏五六百元也很不容易。”

　　她和在通辽师范学院网络技术部门工作的丈夫商量，决定建一个公益性的寻子网站。

　　2007年4月30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诞生了。

　　刚开始，网站的设想非常简单，只是供被拐儿童的家长将自己孩子的照片、特征描述等信息发布到网上。逐渐地，一些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寻子的家长，主动将在寻子过程中得到的其他被拐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上共享。

　　后来，一些浏览过“宝贝回家”网站的普通网友开始主动到福利院、街头将被收留、流浪、乞讨儿童的信息也发布到网络上。

　　2008年1月18日，“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在张宝艳的家乡——吉林省通化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张宝艳现在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每天，她早上六七点就会上线，维护网站内容和管理全国近70个志愿者群，搜集新闻。发现需要求助的信息时，她会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她会立即发到全国的各个群中。

　　张宝艳始终坚持网站的公益性。到目前为止，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共出现过两个商业性链接：一个是某商业网站，该网站为“宝贝回家”开通了一条热线，全国各地的家长和志愿者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张宝艳取得联系，无需支付长途通话费；另一个是山东某生物食品公司的网站，该公司制作了几十万张印有丢失儿童头像和信息的小卡片，并将小卡片贴在该公司生产的饮料瓶上。

　　张宝艳说，这是她仅有的两次妥协。

　　“拖车党”、“昏睡党”、“求助党”

　　提起志愿者“仔仔”，大多数福建志愿者都会对其竖起大拇指。

　　“仔仔”是志愿者曹先生在“宝贝回家”中的网名。“仔仔”是一位曾协助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打掉特大传销团伙的四川小伙子，现在，他是“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8月，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则被拐儿童的线索后，孤身前往漳州协助当地警方解救出这名儿童。当时，他在接受福建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这是我参与解救出来的第41名被拐儿童。”

　　事实上，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是如“仔仔”那般的“孤胆英雄”，而是像宋婷那样的城市上班族。囿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对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上。

　　“解救被拐儿童，志愿者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技术性强且危险性大，而救助在城市中流浪乞讨的儿童却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张宝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后者是目前“宝贝回家”志愿者的行动重点。

　　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形形色色，通过长期的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形象划为了三类：

　　一是“拖车党”：一个小孩儿拖着一辆板车，车上绑着个大音箱，还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坐在上面唱歌。那大人就是监工，要挟、指令拖车的孩子去要钱。

　　二是“昏睡党”：在市区的繁华位置，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儿，以此博取路人的同情乞讨。

　　三是“求助党”：一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小孩儿跪在街上，指使小孩儿不停地磕头、哭泣乞讨。

　　遇到上述情况，志愿者一般会先在附近观察，看周围有无监控，盯梢。然后再试探性地询问行乞的成年人一些情况，如家在哪里，小孩的名字、年龄等。

　　而更多的志愿者，是将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对比，帮助儿童回家。今年9月11日，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小精灵”(应其要求用网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论坛看到“寻儿石小乙”的寻亲信息，该信息显示，石小乙是2005年在北京与家人走失的。

　　随后，“小精灵”便将该信息转帖到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QQ群中。当天便有群中的志愿者反映称，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曾在“宝贝回家”论坛中，发过为一个在京和家人走散的名叫“张小毅”的寻亲信息。

　　“小精灵”一方面动员志愿者从浩如烟海的帖子中找出“张小毅”的帖子，一方面联系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反映情况，并把从该中心拿到的“张小毅”的照片和寻亲帖中“石小乙”的照片传给了“宝贝回家”志愿者信息对比组。对比组反馈的信息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9月14日，“小精灵”辗转与寻亲者取得了联系。“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张小毅’就是我儿子。”为寻子在北京沿街乞讨、睡大街，一度曾攀上北京站前的天桥想了断生命的河南汉子石新旺激动地说。

　　9月16日上午11点，石新旺在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见到了分离4年的儿子，“他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喊爸爸。4年不见，在该保护中心的照顾下，他长高了很多，我非常感激他们。”石新旺说。

　　石新旺说他还有一个遗憾：至今没有和帮他找到孩子的志愿者们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志愿者“小精灵”的真实名字，“他们只让我称呼他们‘志愿者’，他们是群好心人。”

　　“我们的价值不是通过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体现的，如果街头没有流浪乞讨的儿童了，我们更愿意从志愿者组织‘下岗’。”福州志愿者金剑辉说。

　　志愿者行动遭遇困境

　　在张宝艳看来，让更多被拐儿童回家的坚实基础是志愿者搜集的信息充分可靠。但信息的充分可靠意味着志愿者在行动中要遭遇更多的危险、误解和指责。

　　2009年6月，厦门“宝贝回家”志愿者黄佑明和10多位当地志愿者一起在市内搜寻“拖车党”的行踪。他们在跟踪一段时间后发现，每天晚上11点多，会有三轮摩托车将分散于厦门各地的“拖车党”拉到厦门马垅的一处停车场。该停车场停着一大一小两辆安徽牌照的卡车。晚上，控制着10多个小孩儿的“拖车党”就在车厢内休息。凌晨时分，小孩儿又会被三轮摩托车拉到厦门各条繁华的街道上。

　　“拖车上的成年人和拉拖车孩子的关系十分值得怀疑，没有哪个父母会狠心让自己的孩子在烈日和风雨中拉着沉重的拖车乞讨。”黄佑明说。探清“拖车党”每日有规律的集结和分散后，黄佑明认为这些人是“有组织，流动的职业乞讨者，而孩子们很有可能是被控制起来的。”

　　跟踪过程时刻面临危险。一天，一名志愿者在石鼓山立交桥附近发现了一辆经常停放在马垅停车场的卡车。当这位志愿者靠上去想掀开车厢后帘时，车内突然站出几个大汉向这名志愿者逼了过来。

　　为了便于志愿者沟通，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创建了一个QQ群，但加入这个QQ群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和核查，“我们要保证群里的人都是志愿者，这样我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才不会被泄露。”薛健说，在行动时，志愿者也只是以网名相称。有时还会装扮成情侣、陌生人等对乞讨儿童进行监视跟踪。

　　除了不可预测的危险，志愿者们还会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遭受别人的误解和指责。

　　2009年5月24日下午，金剑辉在福州大洋百货门口发现一例“昏睡党”：两个男孩躺在毯子上昏睡，一个中年妇女跪地乞讨。

　　金剑辉观察一段时间后拨打了110。约10分钟后，福州市鼓楼区东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并将这位妇女和小孩儿带到了派出所。

　　在东街派出所，民警询问那个妇女，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而这位妇女除了说“从贵州来”外，只是摇头，表示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金剑辉通过当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找来了一位在福州工作的贵州人做翻译，但仍旧毫无突破。

　　晚上10点，东街派出所所长亲自来询问情况，并“开始面露不悦”，值班民警也开始指责金剑辉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就报警，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对方是人贩子，是滥用警力。

　　又过了1小时后，福州东街派决定放人，并要求金剑辉向那位妇女道歉。

　　“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的这个妇女，怎么能从贵州来到福州呢？”金剑辉至今仍认为那个妇女有问题。他说，之后他在广达路一个路口又见过那名妇女带着两名儿童乞讨，而且“那两个儿童也不是上次被带到派出所的那两个”。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报警，能查出一例是一例，每查出一例，就是挽救了一个儿童的幸福啊。”金剑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