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右派”，儿子是“反革命”，在天津南郊农村，爷俩种了七年地，马志明狠狠地学了老爷子的全身功夫。实 指望以后被分到煤铺、食品店教一两个爱好相声的年轻店员挣零花钱。没想到这辈子还有上台的机会

　　-口述/马志明采访/晓虹

　　我从小生在相声世家，其实官宦才叫世家。我们家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马诚方、马德禄、马三立、马志明，四代人 了。

　　我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听相声白听。有时候太容易的东西不太重视，不太珍惜，跟着我爸爸听，相声场子也随便听， 进门那儿我也帮着人家要过钱，拿笸箩要钱(当时相声场子一般是“零打钱”)，但是我自己最爱好还是京剧。

　　我是1945年生人，我小时候没吃过一顿不就饽饽(馒头)的饺子。我是长子，我也就是吃半饭。北京叫油条，天 津叫果子，那时候3分钱一根，劈一半，给我一披，半个果子，那我就是在家享受特等待遇了，我仨姐姐她们都吃不着。

　　另外就是玉米面的心芯儿，外面包白面的烙饼，“银裹金”。我爸爸吃白面饼，我们都吃那种(饼)，那种饼就热还 行，要是凉了一掰就两半儿，都裂了。也没房子，租的房，住一大杂院。

　　为什么我不老愿意说相声，小时候，我觉得说相声说到我爸爸这里这能耐，就这生活，够惨的，不如干别的，唱戏的 就比曲艺演员待遇收入要高。我自己自作主张就考了天津戏校，那时候我父亲没有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谁干什么他都不管， 你自己愿意就行。

　　梆子剧团到曲艺团

　　我考的是天津戏校的梆子班，河北梆子，因为当时没有京剧班，就是评剧跟梆子。我从小没听过梆子，一次也没听过 。那时我就考梆子班了，因为梆子班有武戏。

　　那年我周岁12，梆子那个调太高，第一次吊嗓，拉胡琴的老师就说：“这谁招进来的，这嗓子根本就不能要。”因 为我父亲是在天津有这么一号，人家也就招我进来，进来就让我唱小花脸，就是画一白豆腐块，丑角。我这嗓子又不行，唱了 有一年，后来我就改花脸了，我喜欢的是武打，就改武二花(许褚和焦赞一类的力气角色，要翻跟头和摔)。我呆了将近6年 ，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按当时我学的那情况也可以搭个班就能够干活了。

　　后来在京剧团打下手、跑龙套，厉慧良先生(著名武生演员)那是角儿，听别人说我是马三立的儿子，就说：“你多 余，你干这干嘛，你爸爸要是摊煎饼果子的，你在这儿挺好，反正你家里也不干这个，你爸爸说相声那么好，你在这儿一天出 一身臭汗，不值，你干脆听我的，别干了，改相声吧。”

　　我就想退学了，当时有一个梆子科刘主任，是鲁艺来的，可能是延安那边来的进城干部，这位刘海坤老师就说，你别 退，你要退了就前功尽弃了，我给你转到市曲艺团。他绝对是一个对我来说是贵人，虽然他是科长，他资格比曲艺团处长、团 长资格还老，他说句话，曲艺团也就把我要了。不然我爸爸属于监督改造对象，不会再把他儿子招进来。

　　我家的几次转折

　　解放以后，我家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老头，抗美援朝去了三趟(去朝鲜慰问演出)，1953年进了天津人民广 播电台说唱团，从政治上、组织上挺重视，副团长、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工会主席、主要演员，一定工资那就是253元， 当时买一间房子都富余，那时我们家就可以烹对虾、吃螃蟹。吃饺子不用就什么，也甭数数了。

　　《买猴》是何迟写的，何迟是进城干部，我爸爸跟他不怎么熟，他写出一段子来，交给曲艺团。曲艺团领导就把这个 先给别人，别人演完不行，又给的我父亲。

　　我父亲有一个“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出人头地”(思想)，你不是不行嘛，这本子给你们不行，我行。他老想冒尖， 他就狠下了一番工夫，在家把这本子拆了改，改了添的：“这活又长又没劲，我一定把这弄成火了。”

　　艺人落后就在这儿，他不从政治上考虑，果然是一炮打响。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台、小无线电喇叭都播这段，甚至毛 主席到天津来接见他们这几个人还说“买猴子”、“买猴子”，后来这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我父亲倒没说过后悔，但是他说了新段子得慎重，传统段子格调低下，运动来了顶多就不让说了。如果你要是说新的 ，犯在忌上了，这得全家都怕。

　　风云突变

　　我从13岁、14岁以后，再遇见的所有事情都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爸爸当副团长时候，我到后台，到电台广播团 里，总有人抱着我、背着我，我觉得天下都特别的祥和、特别的温暖。1958年以后，那就是另眼看待了。

　　我在梆子剧院那时候，我那练功鞋，落在练功房，功房没人，我进去转一圈没找着，一出来碰见干部，你干嘛去了？ 我说我进去找鞋去了，别动，站着别动，他进去转一圈，走吧，怕你放火。

　　我那阵也是个人主义思想，我唱戏我就得唱出个样来，跟头我得翻得漂亮，打把子我得漂亮、帅，一招一式，我脑子 里全是成角儿的思想，至于社会整个政治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想当干部，就是我干这个我就得比别人强，这也是我爸爸一贯的 教育。

　　一次唱《雁荡山》，唱完了主要演员一人给几个鸡蛋，就是度荒年间(三年困难时期)，就是窝头也很稀罕，一个窝 头二两，有时补助就是半个窝头，拿那线勒，勒成两半，一人一半，有时接过来我这半比你那半小，还有点不舒服。

　　那次一人给几个鸡蛋，我是《雁荡山》里头(演)反面的二、三位，也就是说台上下水、攻城、摸黑、藤牌排枪，所 有的武打我都有，而且我是主要的傍角儿，背心裤衩全湿透了，下来一个鸡蛋没给，有不如我的，比我活儿还轻省生的，都拿 了，到我那儿，“这是给革命同志吃的！”

　　我父亲就更别说了，下了台打扫卫生，后台倒痰桶、打水。低着头出来进去，就是连捧哏的都可以欺负他。我爸爸是 一个怪人。你只要让他上台，你给他多少工资无所谓，他最大的乐趣寄托就是看见观众。他一站台上，他就从心里美。他天生 就这么个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天津市的老观众对我们老爷子的印象都是相当好，这跟他的敬业、跟尊重观众是有直接关系的 ，分不开的。

　　他卖票演出，报幕不能报名，一般的都是：“下一个节目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表演者小彩舞”，伴奏谁谁谁。 可到我爸爸这儿，“下一个节目相声《吃元宵》。”完了，谁表演，没有，不能报，门口(水牌子上，演员名单都在这里)也 不写。但他不攒底不行，他要搁头里，后边就没人看了，就散了。观众买票也是冲他来的。

　　我1965年到1970年在团内监督劳动，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不让回家。上食堂拿着这面票，那时分粮 票、面票跟粗粮票，拿四两面票，来两个馒头，有那厨房的个别人：“就你这样还吃白面，拿俩窝头吃就完了！”

　　周围这几个人都是关起来的，这几个人天天就互相咬，一开会的时候，因为要整你，我就轻松一些，明天再整我，你 再轻松一些。幻想着最后结束能够重从宽也好，算人民内部矛盾，能够回到群众当中去。工资也没有，一个月给我15块钱， 15块钱买饭票都不够。那是我从20岁到25岁。

　　像我们这一届人，跟我年龄边上边下的这个，他们结婚基本上我都没参加。为什么？人家也不敢邀请我，也不可能邀 请我。连我都不让回家，能让你出来参加婚礼吗？我想给人家随份礼，我也随不了。

　　偷山芋的日子

　　25岁以后我们又被送到南郊去，到了南郊又呆了7年。

　　我们刚一下放的时候，那阵儿老头就说，我有一个习惯用语，“爸，您多会儿回市里？”因为每月还得上团里拿工资 。“多会儿回市里”，那就是咱也是市里人。

　　老头：“你这都叫语病，这都有毛病，你说话，有错误。”

　　“有什么错误？”

　　“都是‘去’市里，不是‘回’市里，你是这儿的，你户口在这儿，你怎么‘回’市里，你都是‘去’天津。”

　　怎么说对？他死性。

　　我好像觉得早晚我还得回去，隐隐约约的感觉。总觉得这地方咱干活又不行，跟贫下中农也没打成一片，因为人家也 不理咱，在这个地方白占着人家地。老头每天种点菜，剥大麻籽挺美。

　　干活我(腰伤)使不上劲，上大堤我干了三天，实在动不了。队里就派一个小驴车，把我拉回来。以后我就“看边” ，就是看菜园子、看玉米高粱，怕丢麦穗，怕有人劈棒子。等稻子打下来，在场上都跟山一样，拿那个稻草码一个小屋，披着 一个羊皮的大衣，扛着一个木头枪，一宿在那儿看这个。

　　当时饿得我不行，我就偷一个老太太，她是五保户，一进门俩灶台上一瓦盆，盖着一块盖帘，都是凉山芋。老太太没 在家，我拿几块揣在怀里，找一个拿泥垛的厕所，那里面就着大风全给吃了。后来这老太太还非要把闺女嫁给我，她不知道我 (政治上)怎么回事，她一看我挺勤快，老给她干活去，我又不能说我是监督改造，我就说不到岁数。

　　一次开大会，我们这些人都得站在一边站着，群众都坐着，这老太太推开门就找我，叫我上他们家吃饺子去。好嘛， 这下子惹祸了，欺骗群众??

　　年三十炖一大锅猪肉，牛鬼蛇神也给一盘。我们爷儿俩回民，那怎么办？后来军代表说咱对这些人不是从肉体上消灭 ，还是应当考虑民族问题，一人炒俩鸡蛋吧。厨房于师傅是一个体户，也有问题，但没算牛鬼蛇神。“这么好的鸡蛋我们人民 群众还没吃够呢，给他们吃，喂狗也不能给他。”

　　他就表现得特别积极，倒几滴油，这四个鸡蛋，哇哇打到碗里头，大把抓盐，不是细盐。那盐够炖10斤肉的，往里 锅一倒都冒烟了，他拿那铲子就呛，呛出来都是黑的。你要是剩下扔了，这顿善不了，我就了三窝头都没吃进去。

　　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对待你就是他表现就积极了，像我们老头没事儿，给吃下去了。他们晚上有时军训演习都得把我 们捆起来，五花大绑。那年头这些人都这样，有的地方给刮脸，拿“自来火”(火柴)刮，胡子老长了，拿自来火唰，这么刮 ，皮都破了，我们这儿还没这个呢。

　　“地主”生活和练功生涯

　　一开始我爸爸算“516分子”监督改造(文革中错划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号,牵连者极广)。一年多后逐渐就没人 管了，我就操持家务。我母亲心脏不好，也不会干活，烧大锅，蹲下都困难，就得我做饭、洗衣服、做被子。

　　我养鸡，种好些个蓖麻，蓖麻子晒干了四斤换一斤油，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供应半斤豆油。后来六家都回城了，就剩 我一家了，那五家的地都是我的，就大面积的种。

　　我爸爸那170元也照常发，我那工资不给，但是170块钱四口人富富余余的。我那鸡蛋就是整洗澡盆，一盆一盆 的(装着)，有的是。但是没人会做客人踏进我的门。

　　我隐隐约约感觉将来不管把我送哪儿，我要会点节目，我给人说活，我教点学生我也是一门手艺、技术。有时我就练 功，包括在院子里我把地平了，闲下来的时候翻跟头，背贯口(相声作品里要求一口气说出来的部分)，唱快板。

　　我们老头在家时，他一人坐那儿，我就问他，当年有一个《怯进京》我没听过，您给我说说，这活谁谁谁哪位老先生 使得好，他是怎么使的，他就给我打头理。

　　我感觉这有意思，我就记。有好多的以前不爱说的或者没工夫说的，他有充分的时间给你说。他从农村回来后，你再 想跟他学点东西很难，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除了演出、开会就是有客人，去政协这个会那个会。

　　他不爱听我也给他说。我说：“我给您唱一段快板《百鸟朝凤》您听听。”“行，甭唱了。”“不行，我唱。就我一 个人在那儿唱。”

　　那几年，把原来会的东西复习一遍，别人脑子里都是新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我现在也能说出 一大堆这种词来，我还没演这个，何况他们演的，一下就演十来年，把他原来会的那个东西就淡了。

　　农村后来成立宣传队，请下放的咱当老师，也有的跟着掺合演一个，他们找苏文茂，苏文茂跟着一起排，给人家也演 ，不可能叫我们。我就把过去的那些段子，重新复习复习。

　　那时，我希望将来比如我分配到煤铺，给人称煤去，或者给人端浆子炸果子去了，谁好相声，我业余时间教给他，也 是自得其乐。你的孩子想学这个，找我你怎么也得给我买点嘛，“三节两寿”的你也得给我买点，我生活还富余，买褂子、买 裤子不也是好事吗。

　　从艺术上我比别人强，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人管我，我不必跟他们一块儿演对口词，演那些东西，演那个你也得坐着 大卡车，满世界慰问去。我在家里是背《地理图》，你在那儿演那个，等到以后落实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再演，我相信他那个对 后口词是卖不了票的。

　　比如说，咱这行当都企业化了，都自食其力了，我这东西还是能够生活的。我从来没想过成为张寿臣张大师、侯宝林 侯大师，我没有这想法，我就是谋生。我的想法就是将来不可能老搞运动，运动一不搞，开除了我就上马路边上找饭吃，我要 找饭吃我就得有点特别的，我得让人家过路群众打他兜里把钱掏出来给我。

　　后记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由于没有平反的说法，马三立不愿意上车，是马志明架上去的。之后的 数年里，马志明从曲艺团帮厨开始，逐步恢复了舞台生活，创作出了《纠纷》(两个天津青年工人王德成和丁文元为琐事吵架 的事，充满市民气息)、《看不惯》、《五味俱全》，重新诠释了《大保镖》、《文章会》、《白事会》、《报菜名》、《卖 五器》、《拉洋片》等传统作品。相声界必须拜师才能被承认，跟自己父亲学是不行的。但马三立辈分太高，马志明拜师不容 易，在20世纪80年代，侯宝林先生帮忙“代拉师弟”，马志明成了已故相声大师“大面包”朱阔泉的弟子。相声迷们尊称 为“少马爷”，少马爷的儿子因为是马三立先生的第六位孙子，起名叫马六甲，今年28岁，擅长大鼓，10岁就曾经登台唱 过《探晴雯》，但现在不是职业演员，在消防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