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廖信忠
台湾这些年的
“大事件和小故事”
—— 专访《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廖信忠
“我不敢说我写的这些文字就完全代表台湾人的想法，但若您看了能对台湾多一分了解和理解，我就万千感动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
台湾“70后”廖信忠20岁时曾设想，10年后，要仿胡适《四十自述》写个《三十自述》。12年后的今天，他完成了夙愿，只不过将自述范畴扩大到了整个台湾，写成了一部记录台湾30年来诸多“大事件”背景下普通百姓“小故事”的书。
2009年11月，这本叫《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书在大陆出版，很快占据了各大书店和售书网站热卖排行榜的最前位置。
近日，廖信忠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对这本书感到“言犹未尽”：“我不敢说我写的这些文字就完全代表台湾人的想法，但若您看了能对台湾多一分了解和理解，我就万千感动了。”
写给大陆同胞的“家书”
1999年，台湾大三学生廖信忠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目的地是北京。随后几年，他不断在大陆各地游历，在他看来，大陆就像一个参不透的谜，对他有着非同凡响的吸引力。2007年起，他开始在上海找寻自己的新生活。
渐渐地，他发现，台湾岛对很多大陆民众来说也是一个谜。台湾坐火车可以到吗？在台湾你们是不是经常遇到明星？台湾的青年都要服兵役吗？⋯⋯廖信忠经常会被问到各种各样关于台湾的问题。
这让廖信忠感到“大陆人在对台湾充满热情的同时，又对台湾全然不了解”。为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写写自己这30年在台湾的成长经历，以及这30年间台湾社会的变迁，让大陆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
作为一名“70后”，廖信忠成长的这30年，刚好赶上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事件接踵而至。“我试着通过我的成长历程，将这些社会事件结合起来，对于这些社会事件及社会变迁，尽量不去做评论，只是很客观地记录。”
2007年6月返台期间，他开始了资料搜集和人物访谈工作，努力找寻那些隐藏在大事件背后的普通台湾民众，包括自己及家人所经历的一些人间凡事。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
2008年5月，网名truevoice的廖信忠在天涯论坛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他酝酿已久的《我们台湾这些年》的开头。
很快，此帖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中热得烫手，数万网友涌入“灌水”。如廖信忠所说，“形成了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讨论交流的一个平台。”如今，这个连载帖子的访问人数超过了273万。
不久，近30家闻风而动的出版社找到廖信忠，要将连载帖子结集成书出版。最终，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拿到了出版权。
“此书的审稿过程前后不下半年，经过了重庆出版集团总编室、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层层审核把关。”该书责任编辑、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闫超对本刊记者说。其间，作者又做了十几次修改。
“以出版品来说，这本书可能是叙述的极限了。”廖信忠对《望东方周刊》说。对于那些有争议的敏感政治事件，他提纲挈领地带过，把笔墨着重放在这些事件对台湾百姓生活产生的影响上。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同在
廖信忠把自己的这本书分成三个层次：1985年以前的内容大多来自别人的口述；1985年～1995年是自己学习到和看到的台湾；1995年以后则完全是他个人对于台湾社会的认知。
“在每个时间段，我都会尽量选择那些在这30年中对台湾社会有广阔影响的事件。”廖信忠说。诸如，影响了台湾民主进程的“美丽岛事件”，事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汤英伸杀人案”，以及反映台湾政治生态的地区领导人“选举”和颇具时代感的“上海热”等等，都成为了他涉笔的素材。当然，对于那些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9·21大地震、SARS，还有那些反映台湾社会问题、曾经引发大讨论的热播电视剧等内容，也都被写入了书中。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因为‘射雕’两字出自毛泽东诗词，被迫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其中的‘东邪’，因居住在东方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之意，所以也被禁了。⋯⋯马克·吐温被误认作马克思的弟弟，连马克思·韦伯也跟着遭殃。”书中也记述了80年代早期国民党当局对于台湾新闻出版的管控之严。
“现在很多人可能是抱着猎奇或搞笑的心态来看这些段子。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在当时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笑得出来。”廖信忠对本刊记者说，“那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钟。”
在他上学的时候，台湾小学就设有“保密防谍”课和生活伦理课，一些意识形态渗入教材中。到了高中，又开设了“三民主义课”。“现在，这些课程的政治色彩已经不再那么强烈了，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对于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
书中还记述了台湾娱乐业的变化和发展。
从台湾综艺节目的兴盛、“小虎队”、“琼瑶剧”的流行，到迈克尔·杰克逊的台北演唱会等，其间不乏一些政治八卦：当局为反“靡靡之音”，推行“净化歌曲”，费玉清、伍思凯等都曾演唱过这种“净化歌曲”；蒋经国去世，禁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但录影带店的生意却很不错，当时那些录影带店通常都有出售“成人片”的暗室；棒球曾被台湾当局赋以民族主义色彩，棒球队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同在。”文化评论家王晓渔如此概括这本书的主要特色。
廖信忠非常认同这一点，他一再强调，自己所写的是一部“草民生活史”，“相对于‘一将功成’的事迹，我更喜欢讲那些‘万骨枯’背后的故事。我希望带给人们一种感同身受的感悟：原来这些年大家都不容易。”
“开放大陆探亲”后的社会问题
《望东方周刊》：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大陆探亲”，当时台湾社会，特别是那些老兵有什么反应？
廖信忠：在没有开放大陆探亲之前，很多老兵也常走上街头抗议，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所以开放大陆探亲他们很高兴，几乎所有的人都回去了。有的人没钱，通过慈善团体的捐助想办法回去。
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当时我们家楼下每到下午都会有一个山东老兵骑摩托车叫卖他自己做的包子馒头。当年，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那个老兵的手上刺了些“反共”的字句。开放探亲的时候，他想回山东，又对大陆不了解，担心那些刺青到大陆会引发政治问题。没钱做手术的他，就找来强酸倒在手上，想把这些字抹去，结果手残废了，最后包子馒头都没办法做，连谋生技能都没有了。这是个比较悲哀的故事。
《望东方周刊》：“开放大陆探亲”当时给台湾社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吧。
廖信忠：对，最常见的就是“重婚”问题。
台湾本省家庭当初对外省人印象不是太好，所以当年那些本省女孩子想要嫁给外省人一定经过重重阻碍。但是，开放大陆探亲之后，这些嫁为人妇的女性却发现自己的丈夫原来在大陆的老婆还活着，有的甚至还有孩子。而那些老兵，对自己在大陆的妻子在心理上一定会有亏欠，也越来越偏向那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算不算重婚？经过多方努力，台湾的有关规定最终对这个问题解套，确认了两边的合法地位，后来还承认大陆那边的妻子和子女与台湾这边的子女一样有继承权。
“解严”如同压力锅爆开
《望东方周刊》：1987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台湾“解严”了。这对当时台湾百姓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廖信忠：戒严时期，政府和军方有很大的权力，严格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为，那个时候的社会看似和谐，其实是暗潮汹涌，老百姓心里也会时刻有压力。“解严”就如同压力锅爆开一样，一段时间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旧秩序已经崩解，但新观念还没开始建立，所以每天电视一打开，看到的尽是些混乱的场面，给过惯稳定生活的人一种社会失序的印象。
另一方面，我认为“解严”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百姓的这些行为其实正是他们思想奔放的体现。从1987年“解严”到1990年初那段时间，我自己看到的表面现象是社会运动突然增多了。
《望东方周刊》：哪些社会运动？
廖信忠：“解严”之后的社会运动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还有比如反雏妓、工人反压迫、计程车司机要涨车资、同性恋群体要求平权、教授要求学术自由、牧师要求社会公益等等。什么你能想得到的议题都出现了。可能是大家都想要享受一下这种突然可以让你畅所欲言的快感吧。那是一段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棍棒与乱石齐飞、拉布条抗议及举牌警告的年代。
1995年之后，这种社会运动的热潮慢慢就减退了。
蒋经国和“十大建设”
《望东方周刊》：蒋经国在台湾普通民众心中是一种什么形象？
廖信忠：比起蒋介石，他更亲民、开放。比如，他常常穿着一件夹克到各地走动，结交了许多民间人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从他们的“国庆讲话”可以看出领导风格的不同：蒋介石一开头一定会说“全国的军民同胞们”，而蒋经国讲话开头一定会说“父老乡亲姐妹们”，这是很明显的。
《望东方周刊》：台湾的民众是否从蒋经国推行的“十大建设”中受惠？
廖信忠：当然受惠了。我觉得台湾人民怀念蒋经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快，走过那段岁月的台湾老百姓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买下第一套公寓和第一辆汽车的，又是如何创办自己的公司的，然后又如何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或第一次有了海外之旅的⋯⋯大家都有一个单纯的目标：努力工作就会有好生活。大家都很怀念那段生活。
“十大建设”的确给台湾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很多都是基础建设，比如国际机场、高速公路、核能发电厂，对台湾那几年经济起飞有推动作用。比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我父亲常常说，那时候台湾没有什么私家车，所以建高速公路曾被认为没有必要，被戏称为“养蚊子场”，但是，你看现在，汽车越来越多，高速公路上都常常堵车，可见那时候建高速公路的决策还是正确的。
但我认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政府应该为这块土地所做的事情。到70年代末，国民党在台湾已经30年，在此之前，他们始终是一种过客的心态，没有对台湾的基础设施进行什么改造。“十大建设”是他们迟了30年做了该做的事情。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30年台湾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廖信忠：台湾这30年中，前20年是一种阶梯式的循序快速发展，但是这10年，看起来，台湾好像经济停滞不前。台湾人已开始反省：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人文性的东西？这也是台湾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在。
如今，这些人文性的东西重新被捡起来。台湾人现在更加重视对史迹和民间遗产的保护。比如眷村，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它原本难逃被拆迁的命运，如今它却被保留下来，当作一个园区，因为那代表了台湾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