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活人突然死了，不是该尽快尸检，查明是被打死、毒死或是自然死亡么？”吴川市的邓先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带着这个问号，等待着当地司法部门对尸体检验，以便得知亲哥哥“暴死在涉警停车场”的真正原因，然而这一等7个月过去了，哥哥邓亚青的尸体还被冰冻着。12月8日，家属提出了最后的尸检方案，然而如今该方案还在“被研究”中……

　　今年5月11日发生在广东省吴川市的“搭客仔离奇死亡案”，至今已经过去半年有余(本报曾连续报道)。当地司法部门组织的案件调查专案组，至今还没有定下一个尸检方案。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家属说邓亚青是“被有警方背景的人打死”、而当地政府否认的情况下，目前唯一能说出真相的就只有尸体。可是恰恰是这最关键的证据，在“涉警”二字面前，变得难以取证。

　　■案件回顾

　　今年5月9日，57岁的摩托车“搭客仔”邓亚青因没带驾驶证和行车证，被吴川交警扣了车。5月11日，邓亚青缴交罚款后到交警指定的“平安违法停车场”提车。就在该停车场门口，邓亚青离奇倒地死亡。事后，“油被偷，车主理论被活活打死”的说法一度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但警方否认此说法。

　　事件发生后，吴川市成立了由市政法委副书记陈甫明任组长的工作组，并由当地检察院介入处理。为了尽快查明死因，家属先后6次提出尸检要求，工作组都以不合法、没有实际操作性为理由拒绝。对于工作组提出的由当地检察院进行尸检的方案，家属又以该案涉警、不信任本地公检系统为由予以拒绝。

　　●家属说法

　　就不信本地公安检察院

　　12月8日下午，湛江市政法委(吴川属湛江的县级市)牵头的专案组决定和家属进行会晤，以尽快解决此案。记者事先得知后，立刻赶往吴川采访。

　　死者邓亚青的家一贫如洗。他的妻子冯琼蓉是一个农村妇女，家里除老母亲外，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一个12岁的女儿。两个孩子去找父亲生前的照片，却只找来两张复印纸，上面是从邓亚青身份证上复印下来的照片。“家里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冯琼蓉哭着告诉记者，丈夫死后，当地部门没有人来看望过。

　　“为什么家属提出的尸检方案都通不过呢？按照正常的逻辑，如果人不是被打死的，那赶快按照家属的方案来尸检，不就完事了么？”死者邓亚青的弟弟邓先生对记者说，一再拖延尸检，更让家属怀疑案情大白后会影响某些人的利益。“专案组让我们相信他们，放心大胆地让本地的法医来鉴定尸体。但是我们要说，家属就是不信你本地的公安和检察院。死人的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涉警嘛！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官官相护呢？”

　　邓家请来的北京律师苏向祥告诉记者，此案因为涉警，当地的法医鉴定部门应当回避尸检，因为本地的法医鉴定部门都是隶属于相应的公安、检察院的。

　　●一个疑问

　　该案是否涉及某副主任

　　12月8日下午3时，协调会议按时举行。吴川市政法委副书记陈甫明(兼专案组组长)、司法局、公安局、维稳办有关人士以及湛江市政法委有关负责人等专案组成员与会。记者全程旁听会议并录音，由于没有人来过问，记者也没有表明身份。

　　除了尸检方案以外，家属在会上追问“死人停车场的法人代表是谁？”，家属说，“吴川人尽皆知，停车场的幕后老板是吴川市某部门的副主任，因为有这层原因，尸检由本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恐会有干扰”。对家属的这一问题，与会专案组成员开始时保持沉默，后来在家属逼问下，吴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李大队长说，“是不是某部门的副主任不重要”。

　　●悬而未决

　　拖了7个月最后方案还在等

　　今年11月，家属和专案组初步达成共识：尸检由湛江市检察院法医主刀，广东省检察院法医现场法律监督。但是由于家属提出的附加条件被专案组拒绝，这一共识被作废了。家属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尸检前要用核磁共振等方法对尸体进行检查，以保留证据；尸检过程要录像、拍照等。

　　家属一方经过多次协商后，最终认为尸检必须由湛江以外有资质的、在技术上能够完成尸检全过程的第三方法医鉴定机构独立来做。对于这个鉴定机构是谁，可以由湛江司法部门进行委托。

　　对此，湛江市政法委执法督察室的钟主任说，尸检拖到现在，家属是有责任的。因为家属“谁也不相信”的态度，一再导致了尸检的拖延。钟主任强调说，本来已经决定由湛江检察院主刀，并联系了广东省检察院的法医专家来监督，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但是由于家属坚持附加条件而被迫取消。

　　对于该案的尸检如今究竟难在哪，钟主任说，很多细节都还要商定，比如“7个月了，殡仪馆每天150元的尸体保存费用，该由谁支付？”钟主任表示，对于此次家属提出的“最后方案”，他将回去汇报，进行研究后，再尽快答复。

　　记者了解到，对于涉警案件的司法鉴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基本的立场是“双方协商确定”，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结果。苏律师则说，依照惯例，本地的法医鉴定部门应主动回避，由其上一级部门或委托其他鉴定机构来进行尸检。

　　●停车场

　　记者采访被人跟踪

　　在协调会结束后，记者对传言“油被偷，车主理论被活活打死”的说法进行了调查。12月9日上午，记者调查发现，案发的“平安违法停车场”守门人已经换成案发两个月后才来的新人，停车场也在案发后两个月新换了营业执照。

　　在案发停车场外围，记者共采访了8名等候搭客的摩托车司机，其中有7人告诉记者，曾经在案发的停车场里被偷过油和偷过零件。在采访搭客仔的过程中，记者被停车场内的马仔跟踪，搭客仔也一度因看到马仔而不敢说话。记者拿出相机对该马仔拍照时，对方匆匆离去。

　　●殡仪馆

　　家属惊见“无名尸”字样

　　由于7个月没有尸检，家属担心尸体保存的完好程度，12月9日前往看尸，记者跟随前往。然而，在殡仪馆尸体保存的登记簿上，家属赫然发现邓亚青的尸体标注的是“无名男尸”的字样。

　　邓先生说，7个月来，家属们也都没再见过尸体。警方明知死者身份，却为何要写“无名男尸”？“无名尸能长久保留吗，会不会火化呢？”在家属的要求下，殡仪馆在“无名男尸”旁边注明了邓亚青的名字。对于家属看尸的要求，工作人员最初同意并收费，但最后打了几个电话后又表示，“上面不同意”。此间，令人奇怪的是，邓先生接到了吴川市政法委副书记陈甫明的电话，陈副书记口口声声说，“上午刚请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尸体保存完好”，然而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尸体看守人都称，“根本没有人来过，很久都没来过了”。

　　●主管部门

　　提供一个电话号码拨打无人听

　　12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吴川市政法委副书记陈甫明的办公室，询问该案究竟有何办案难度。陈副书记没能给记者明确答复。当记者问及对于家属此次提出的方案何时能予以答复时，陈副书记不愿回答，让记者去问钟主任。

　　12月11日下午，在等待了两天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记者致电湛江市政法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案情，而给了钟主任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可是记者多次拨打均没有人接听。

　　■律师说法

　　自侦自检自诉可能掩盖罪恶

　　北京市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向祥：与昨日媒体报道的“昆明看守所内嫌犯自缢”案件一样，这些涉警或涉检的案件，在做法医鉴定时，都应该由独立第三方进行尸检。否则就像昆明最新的这起案件一样，技术上再好，程序上不公正公开，家属肯定不满意，结果也难有公信力。

　　苏律师认为，我国现在确实没有明文规定在涉警案件上该如何进行尸检。近年来，除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主动回避，请独立第三方进行尸检外，“女教师黄静案”、“石首厨师案”等案件开始时都并没有主动回避，造成了受害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群体事件。

　　苏律师说，现行的法医鉴定制度在某种程度已经丧失了提供罪证、揭露罪恶的职能，甚至异化成了掩盖罪恶、纵容犯罪的工具。特别是在它依附于不受监督的公权下，在自侦自检自诉的过程中，更易产生此种恶果。大量的事实证明，法医鉴定制度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境地。

　　相关链接 前车之鉴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署名为程宏、陈贵顺的文章说，一年前的“瓮安事件”，直接导火线就是因当事人家属对公安机关鉴定结论不满，而早在2003年发生的湖南女教师“黄静裸死案”更是五次尸检、六种不同的死亡结论。一桩桩看似简单的案件，却因为不同的鉴定结果而陷于公众诟病中。

　　2003年2月24日，湖南省湘潭市年仅21岁的女教师黄静突然在自己的宿舍里离奇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学者普遍认为，黄静案穷尽了我国所有权威司法鉴定机构，却仍然没有得出最权威的鉴定结论。该案充分暴露了我国司法机关自侦自鉴、多头鉴定体制的弊端。目前深为法律人士诟病的司法鉴定体制问题有三点。

　　一是当事人不享有司法鉴定启动权。二是司法鉴定透明度不高，鉴定只告知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三是司法鉴定的质证流于形式。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鉴定人有出庭质证的义务，但实践中鉴定人出庭质证少之又少。鉴定人不出庭，质证将难以有效展开。

　　南方日报记者刘冠南

　　统筹戎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