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从拆迁队长到“专职钉子户”

　　当年的拆迁队长应聘成为“专职钉子户”，他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自己曾经的“对手”，面对的则是当初的自己，他如何感悟这戏剧性的转换？

　　现在的拆迁还是他熟悉的拆迁吗？他胜算几何？

　　本刊记者/周华蕾 (发自北京)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鸟巢”背后，一片北京闹市中的荒岛。大地在冬夜沉睡，残存的几间屋子里，尚有不寐的人。“汇发楼”差不多是这片价值45亿的地皮上的最后留存物，几处拒绝被拆迁的门市房，早已断水断电、停业多时。

　　“鱼堡”餐厅开在“鸟巢”斜对面，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老陆守在一团漆黑里。

　　屋子冷得像个冰柜，烛影重重，渗着一股色拉油的味道，黄色的手电筒用透明胶带绑在吊灯上，向麻将桌投去一弧昏暗的光。两张餐椅合到一起就是床，棉被铺在上面。没有水，无法打扫，煤灰越积越多。

　　老陆神出鬼没。时常不接手机，怎么找也没影儿，但大多数时候，他像一枚军绿色的硕大的钉子，硬梆梆地杵在店门口，等待来犯之“敌”。隆冬的北京，风刮得呜啊呜的。

　　他成为周围人议论的话题，因为仅仅在几年前，这“钉子”还是一把油光闪亮的、负责拨“钉子”的“钳子”。

　　被逼出来的“招聘”

　　“鱼堡”的店主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去年7月，她在这里租下了一爿60平米的店铺经营餐饮，签的三年合同。谁知一年过去，眼见餐厅刚开始盈利，“噩耗”传来——这排楼房就要拆了。

　　这栋楼在奥运前就已完成了一次拆迁，房屋的产权公司新奥集团为增加收益，将这栋“拆而未除”的汇发楼暂且留存下来，租给东方凯晟商贸有限公司，再由二房东东方凯晟转手租给秦荣等小老板们。

　　现在，汇发楼要真正拆除了，这意味着餐厅一年来的数十万投资都成了泡影，东方凯晟只愿意补偿寥寥数万，秦荣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于是，这位乌鲁木齐女孩，开始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的维权。

　　四个月里，她几番找到新奥集团副总经理郭再斌，说理不行，哭着哀求也没用；她请媒体朋友吃饭，朋友说，别人几百万、几千万的案子还管不过来，“这事儿没什么新闻价值”；最后，她拿着上访材料来到位于正义路的国家信访局，里边黑压压的人，许多人为拆迁而来。信访局工作人员态度和蔼地收下了材料，对秦荣说，这事儿你得打官司，留在这儿没用。

　　从信访局归来，处处碰壁的秦荣悟出一个道理：房子才是她最后的砝码，得24小时留人。

　　她在天涯、猫扑等论坛发了一个“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招聘拆迁钉子户，应聘者需有相关拆迁经验，底薪1000元/月。另有2%提成，包吃包住。

　　原本只想找人帮着看店，没料到记者呼啦啦就来了，她无意中创造了“新闻价值”。

　　招聘职业钉子户的消息上了报纸和电视后，应聘者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其中一位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带着行李来到店里。他说自己比较早熟，“社会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

　　虽然感动，秦荣并不认为一个学生能和社会闲杂人等抗衡。这些天，曾有黑衣人上门，打伤了楼北边湖南米粉店的老板，而后整栋楼遭遇断水断电，楼中间菊华居老板的热带鱼也被冻死了。打110成了家常便饭，但警察只管维护现场秩序，管不了断水断电。

　　“不能蛮干，能长期蹲守，最好像《蜗居》里的钉子户李阿婆，装傻充愣。”秦荣这样描述她的理想人选。

　　拆迁队长的“经验”与忐忑

　　陆大任没有看《蜗居》，他看的是电视新闻，里面正在讲秦荣招聘的事情。他“脑子一热”，就打了应聘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这次招聘的不二人选，也让时下备受关注的拆迁话题出现一个兼具辛酸感与戏剧性的场景。

　　12月初的一天夜里，秦荣接待了前来面试的陆大任。一开场，这位电话里“声音很沉稳”的中年人就反问“考官”：“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

　　陆大任的问题给秦荣打了一剂强心针，她笑了。

　　“只要你不走，我绝对不走。”陆大任搁下这句话。

　　举手投足间，行伍出身的陆大任带有少许的“匪气”，很难嗅到大学中文系带出来的书卷气。

　　陆大任今年45岁，眉毛浓黑，长长地龇着，有些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一片，加之他偏偏又戴着一顶暗红色的老人帽，周围人习惯称其为老陆。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老陆让座，这让他很不爽：“我有那么老吗？”

　　老陆的脸倒是饱满又生动，朋友说他挺像喜剧演员范伟，只不过是大号的。

　　老陆不缺钱。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来到北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了，他被拒签。老陆却并不沮丧，而是有所解脱，“好不容易送走了‘三个皇帝’，获得解放。”

　　老陆早年喜欢写点诗歌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他感觉到全民下海的浪潮，“社会发烫了”，“50多个人的单位，开会就几个人。”

　　陆大任也试着做起生意，最初是倒腾烟酒，“大年三十儿，还拉着一大卡车挂历，从广州往山西赶”。之后的一个契机，老陆接手了拆迁的“买卖”，“当时这是个肥缺儿”。

　　那时没有“钉子户”一说，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难缠户”。陆大任对自己摆平难缠户很有信心。

　　“扔死鸡、砸玻璃、堵下水道、断水断电，都是最常见的做法。”他看不上这些“下三滥”的路数，他的做法是“打擦边球”。比如在危房100米开外搞爆破，轰隆一震，危房震出裂缝，也就相应贬了值；或在紧挨钉子户的房子上施工，伪造机械事故，“预制板吊在空中，看屋里人一出门，就哐当一声掉下去，说是意外，不小心砸到他们家房子了，其实这么一弄，房子都快垮了。”

　　人不肯出门怎么办？老陆会让开发商找几个本地青年进行“培训”，在自己指挥下，两个人一组，把屋里的人抱出去，“出手不要重，但一定死死抱住不松手”，其他人趁机迅速把家具搬出来。

　　那时拆的大多是平房，半个小时就完事，房子一推，钱一搁，人再哭天抢地，也没拆迁队的事了。说起自己当年的“损招”，老陆捂住嘴，有点不好意思。

　　也有一次出了大事。当时是在太原，老陆把价码谈好，立马开工，一个不知道补偿金已经到位的中年妇女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推土机明晃晃的铲头上。血流了一地，闹出了人命，老陆为此赔了6万块。

　　很难有人想到，拆迁队长的身份竟让老陆几年间暴富，积累了不少于500万的财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挖空心思地挣钱，心满意足地数钱，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一个辈分。

　　几年前，他决心远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当他看到秦荣的招聘启事，心里一动，似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神奇的老陆”

　　北京的严冬里，当年的拆迁队长坐在断水断电的黑屋子里，说着自己的故事，偶有触动。车影驶过，像一出皮影戏在他脸上流动。“这是我欠钉子户的债。”他说。

　　在老陆之后，信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上海市民徐达也获得了秦荣的信任。徐达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计算机工程师，“世博会”动迁中，他为没有得到安置的96岁的特困户姨妈起诉31次，4年后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明确答复。他说自己有过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体验，希望秦荣不至于那么无助。他告诉秦荣，会帮她以信访方式讨要补偿款，每个月象征性地拿100元“工资”，事成后全部捐给对抗“钓鱼执法”的上海司机孙中界。

　　自此，陆大任和徐达成为秦荣的得力助手，徐达负责写信上诉；陆大任坐镇店里，对付暴力拆迁，被媒体称为“文武钉子户”。

　　老陆习惯于裹一件长过膝的军大衣，举一面“钉子户”白旗，一个淡蓝色口罩略显神秘地把半张脸藏起来。他很高兴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这个“过来人”对完成使命自信满满，他没有预料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远比向现实妥协困难。

　　原以为每天还可以吹吹暖气，看看电视，大不了24小时盯守。来到这排黑森森的屋子里，老陆才发现“艰苦得像抗战”。98%的时候，老陆在和无边无际的时间抗争。

　　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黑暗无比漫长。睡不着，老陆就坐着，日复一日。零点半到零点四十，看市政环卫车从北向南开过去；凌晨一点半到一点四十，环卫车又从南往北缓缓开过来。有时老半天没车经过，静得发慌，于是，偶尔有车轮擦过路面的唰唰声，也成了华丽的凡德伊小乐章。另一些时候，一辆黑色商用车突然在视野中慢下来，老陆立马睁大眼睛甄别，一旦“敌人”来袭，得立马拨打110。

　　让人尤其不痛快的是也许无所不在的监视，包括想象中的和确实潜伏着的。每当老陆想到有一双隐形的眼睛正看着自己扒拉几口新疆拌面，等着自己打一个盹，心里就毛悚悚的。

　　“鱼堡”在汇发楼的南头，和它一起24小时坚守的，还有中间的菊华居和北头的湖南米粉店。老陆说，这种结构决定了拆迁队强拆无望。但苦日子得一天天捱，菊华居的老板娘冻得鼻子通红，“熬鹰似的”，她用感冒的鼻音说。

　　白天闲暇的时候，老陆会出一些怪招。

　　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公示“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日日更新。还在他睡觉的地方贴上卡通体、白纸黑字的“严防死守”，“死”字匕首上那一撇，被画成一张人的笑脸，“要乐观点嘛。”

　　12月19日这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里“散步”去了。上面的中文写着“钉子户”，还写着他打听得来的英文“Nail”。老陆说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当年一位开酒吧的朋友欠钱不还，他也是用印传单的招数达成目的的。

　　秦荣和驻守“鱼堡”的店员们对老陆层出不穷的点子很是惊讶，称他为“神奇的老陆”。

　　面对“神奇的老陆”，记者们总会翻来覆去问同一个问题：如何完成从拆迁队队长到职业钉子户的角色转变？

　　开始老陆不乏豪言壮语，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为了“永远抹不去的心痛”“社会和谐共享”“让钉子户事业发扬光大”⋯⋯

　　渐渐的，老陆觉出不对劲，“说这些人家觉得我有毛病，像骗子”，然后他统一口径，说自己是为了每个月一千块的工资和2%的提成，“这样别人反而觉得正常了”。

　　冰冷黑屋里的温情

　　老陆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如何“拔”掉钉子户的第二天下午，“决战时刻”真的来了——12月22日中午12点，陆大任正在门口换上新标语“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十来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把玻璃门扳坏，四五个人把老陆合抱着拖出门外。老陆死死攥着白旗，哀叹自己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十余名带着“振远护卫”标牌的保安冲上来，贴上“东方凯晟”的封条，把汇发楼的各个门面和入口团团守住，不让人靠近。

　　这些天，东方凯晟的登门造访就没有停过。头一天下午，合同纠纷的官司刚开完庭，东方凯晟商贸公司的周姓负责人便领着一名抱军被的小青年上门来，微笑着说担心店员们在室内用炉子生火引发意外，特地找人帮忙看着。秦荣报警后，警察劝走了他们。

　　对方不会使用暴力——这曾是秦荣信心的底线，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北四环。

　　但是，暴力的确发生了，除了老陆，湖南米粉店的两位小老板被人打伤，手机被砸。秦荣再次报警，警察40分钟后到场说：“年底这样的事儿特别多。”

　　“大家都一样，麻木了，不流血不死人就不当个事儿。”老陆也不慌乱。

　　长时间的僵持和冲撞后，下午5点，小老板们终于成功突围，进到了屋内。秦荣，这个前几天还用崇拜的语气提起唐福珍的80后小白领，这会儿脸色苍白，嘴唇发乌，苦笑着说：“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唐福珍往自己身上浇汽油、把自己点燃的一瞬间。”

　　除了微弱的烛光，屋里漆黑一团，门外是不知谁雇的保安在“守卫”。围在餐桌旁，秦荣的男朋友、先前情绪失控到想去堵马路的钟博新平静下来，郑重地请陆大任坐下来，有话要讲。

　　钟博新希望陆大任退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不希望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

　　老陆愣了愣，过了一会儿，用缓慢的语速说：“我们有过承诺，第一天我就说了。”

　　屋子里很静。秦荣望着老陆，突然哭出声来。老陆那边一声不响，逆着光，没人看得清他的表情。他取下口罩，取下眼镜，起身出门，门外围了一群人。老陆取下暗红色的帽子挡住脸，背着大伙，身影凝固了十多秒，又默不作声地走回来。

　　一位跟出去的摄影记者说，老陆哭了。

　　这天是冬至，长夜漫漫。晚上，所有人都守在店里，等待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钟博新找来了两个生锈的灭火器，把好几瓶牛栏山二锅头灌进瓶子里，做燃烧瓶用。米粉店的老板抱出了煤气罐。他们劝记者别留在这里，语气里带着诀别的意味。

　　老陆暗里准备了用以“抵抗”的胡椒面和辣椒粉，一个人守在门口——这是他招牌式的形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们丢不起这人，不会有事的，回去吧。”

　　是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东方凯晟的人又来了，冲着记者们举了一面比老陆还大的旗，上书“欠债还债”。老陆乐了：“这是小儿科。”他站在门口，对着媒体的相机和摄像头，一会儿把手放军大衣里，挺着肚子，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一会儿从兜里掏出道具，把白布捆在头上，话剧演员似的开始讲起鱼堡“血泪史”。

　　“您这么大岁数就别表演了！”周姓负责人一边推搡，一边恼火地说。

　　又是闹哄哄地熬到晚上，警察劝走了东方凯晟的人。

　　“姓周的脑子有点儿乱，一句话颠来倒去地说，没招使了，该来找我给他们上一课。”老陆冲记者眨巴眼睛说，“怎么样，我的即兴发挥不错吧？”

　　“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得还行”

　　三天后，北京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四度。东方凯晟的人没有再过来。“现在归零了，打打闹闹没用，以后就是谈钱的事儿了。”老陆说。

　　和平时期反倒最难将息，长时间日夜颠倒不规律，让老陆有些吃不消，他摸摸自己的脸，鼓起的肉明显没有了。

　　采访者越来越多，连《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也领着翻译上门来。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老陆口干舌燥地解说，单是他用火钳卡住门到被拖出屋子的细节，就重复了七八遍。

　　混迹商海多年的老陆有自己的一套江湖规矩。在他看来，应当主动出击，在东方凯晟闹事以后“乘势而起，直捣黄龙府”，可现在，双方都歇着，大好时机被误掉了。他不得不做一枚“愚忠”的钉子，听命于在他看来略显稚嫩的雇主。目前，秦荣积极诉诸法律渠道，而受秦荣之托，徐达正将信访材料寄往国务院。

　　12月26日，东方凯晟方面提出赔偿方案——三家一共赔20万，并提醒秦荣，他们向法院提供了300万的保证金，要求法院执行强制搬离。

　　“拖得越长，我们越被动，新奥集团那边有太多可利用的资源了。”老陆点评道。他有些精疲力竭了，像踩进了沼泽地，从迈出第一步，就没办法掌控自己了。他拿不准，这些暴力、呼喊、对峙、口舌之后，在警察和媒体关注之后，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但选择了这条路，就得走到底。他说自己这把年纪，承诺一字千金。他希望老了以后给自己打一个比较满意的分，“做过那么多破事儿，但这件事情上，我做得还行”。

　　他常常是整夜整夜踱步，发呆。有时掏出纸片，记下一鳞半爪的想法。

　　“我们都应该从这件事里超脱出来，”12月27日凌晨，有些睡意的陆大任左手夹着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议你写这样一个标题，陆大任同志路在何方？”

　　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北京，他想做些事情。比如投资影视业什么的，他好多煤老板朋友搞这个。

　　他还想过运作一个机构：陆大任钉子户援外和平中心。前不久，就有老板找他说起这事；还有东北人想预约陆大任去做“钉子”；他站在炎黄艺术馆门口等公交，竟有人认出他：“你不就那钉子户吗？”

　　他又担心“职业钉子户”并不讨好，一个类似于打手的角色。这些年，陆大任看过太多，经历过太多，多少闹剧、悲剧因财而生，他试图远离这些“破事儿”，但逃无可逃。

　　凌晨两点半，他回到那间黑灯瞎火的屋子守夜。洗脸的小毛巾已经冻成了冰片。“这世上没有钉子户最好。”上岗未满一个月的陆大任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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