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毛：一个英籍毒品走私者的末路

　　2007年9月12日凌晨，英国人什肯·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杜尚别市乘飞机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后，被海关人员在其手提行李箱夹层内查获携带有4030克纯度为84.2%的海洛因。2009年12月29日，在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对阿克毛走私毒品案的死刑复核后，阿克毛在乌鲁木齐市被注射执行死刑。从伦敦到波兰，再由波兰去中亚，阿克毛逐渐踏上一条通往死亡之路。

　　实习记者◎丘濂

　　从伦敦到波兰

　　阿克毛在波兰时的好友加雷思·桑德斯向本刊记者回忆，阿克毛在2004年来到波兰的原因是他在伦敦输了官司。“那起涉及他对员工性骚扰的官司让他彻底破产，他没有能力支付判决中提到的赔偿，于是就从伦敦消失。”

　　2004年8月26日的伦敦《凯姆登新报》对此事做过报道。当时，阿克毛和妻子在肯特镇共同经营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受到性骚扰的员工是24岁的销售和市场部的经理。阿克毛经常当面议论她的身材和长相，并询问她和男友的关系。一次，阿克毛问她穿漂亮的衣服是否是为了取悦他，被她制止后，她被莫名其妙地解雇，便将阿克毛送上了法庭。法庭判处阿克毛赔偿总计约1.03万英镑，包括拖欠的工资和损害赔偿金。宣判后不久，阿克毛卖掉了公司，本人再也没出现过，女员工则至今一分钱都没拿到。

　　阿克毛选择去波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官司之后，与妻子离婚，娶了公司里的波兰女秘书。阿克毛的前妻是印度人，同在巴基斯坦出生后移民英国的阿克毛一样信仰伊斯兰教，两人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阿克毛和波兰女秘书的婚姻关系正式公开后，女秘书已经怀上了一个女儿——阿克毛的第四个孩子。

　　2007年夏天在华沙举行的护士抗议活动上，桑德斯认识了阿克毛。那次活动不仅有护士和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的人参加，还赢得了普通民众支持，几百名示威者在波兰总理的办公楼外扎下帐篷，在那里抗议长达一个月之久。阿克毛因为不太会说波兰话，就主动来和同是英国人的桑德斯及桑德斯的朋友保罗·纽伯瑞攀谈。

　　纽伯瑞记得阿克毛是个外向、爱出风头的人：“每半个小时，我们就要掀起一轮示威，在这个过程中会制造出尽可能大的声音。阿克毛负责敲一个巨大的鼓，他在人群里非常突出，他会朝着电视台的摄像机招手或者大叫。”

　　“我不确定阿克毛对那次抗议活动的性质有多少了解，但好像他代表了无家可归者和贫困者的权益，他反倒成为活动的中心，那些护士们成了配角。”桑德斯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阿克毛的裤子看上去好久没洗了，脸上胡子拉碴，头发也很蓬乱，他提到他在一个收容所待着。他当时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我猜他靠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过活，就像我之后碰到他，总会给他买杯咖啡。在抗议活动的那一个月里，他一直都在临时搭建的厨房里吃饭。”

　　从2007年初开始用相机记录阿克毛生活的西班牙摄影师路易斯·贝尔蒙特·迪亚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阿克毛在那段时间的生活状况。迪亚兹是在华沙某天主教移民服务中心遇见阿克毛的，中心的帮助对象都是来自欧洲国家之外的难民和移民，阿克毛是唯一的英国人，而且是巴基斯坦裔。阿克毛在中心上网，也和其他人聊天，还会帮工作人员打个下手。迪亚兹对他产生了好奇：“阿克毛告诉我，他没有地方住，经常睡在机场、火车站或者干脆睡在大街上。他有时候会通过帮助购物的老人提东西，来挣一点零花钱。但是他文化程度不低，不像一般的流浪汉。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他曾经在美国做过房地产生意，还在伦敦有过自己的出租汽车公司。他自己并不消沉，这更让我有兴趣探索他的生活现状。”“阿克毛拿着卖掉伦敦公司获得的钱到波兰，想开一家航空公司，他曾千方百计地说服别人一起加入。但是2005年7月7日的伦敦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他被认为参与组织了爆炸，受这个影响，他的事业最终也没有任何进展。”

　　2005和2006年，阿克毛曾经两次身陷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调查中。伦敦爆炸案后，阿克毛发给伦敦两个朋友的短信被截获，短信内容是：现在每个人都将知道穆斯林是谁，圣战是什么。经过5个月的调查，检察官因缺乏证据而终止了对阿克毛的起诉。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克毛的波兰妻子又向警方求助，称阿克毛对她和两个孩子有暴力威胁的行为，而这个案子还未进入法庭，她就撤诉了，相关部门怀疑她是受到了阿克毛的恐吓。

　　“阿克毛说过，他在波兰曾经做过商业经营。后来有个针对他的阴谋，让他丢掉了生意，也失去了妻子。他对失去探望两个波兰孩子的权利尤其感到沮丧。”纽伯瑞对本刊记者说。

　　从迪亚兹拍摄的24幅关于阿克毛日常生活的照片中可以看出，阿克毛当时最常活动的地点就是那家天主教移民服务中心。在一张2007年3月拍摄的照片里，阿克毛手握电话，图片解释是：“一位律师拒绝了为他代理起诉波兰政府的请求，尽管律师能够理解政府需要对阿克毛丧失全部财产负责。”

　　糟糕的歌手

　　在得知桑德斯是个职业音乐家以及纽伯瑞在业余时间也会玩两下贝斯后，阿克毛变得无比兴奋。抗议活动的最后一天，桑德斯和纽伯瑞一起演奏了3支歌曲来向护士们致敬，阿克毛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桑德斯告诉本刊记者，音乐创作由此成为他们最常交流的一个话题，而在这之前，“阿克毛还会抱怨他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以及人们怎样不公正地对待他”。

　　“阿克毛一天到晚都在夸耀他的音乐才能，想象他作为流行歌手的未来。我一开始还觉得他是在用一种挖苦自己的口气，但很快就发现，他对这个事情相当认真，他非常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吉他手，然后我们一起去开音乐会。他还写下了要练习的歌曲，就是那首英国T-Rex乐队的《革命的儿童》，尽管他唱的时候，我根本听不出来他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阿克毛何时开始就认为自己有潜力做个歌手，但肯定是在认识我们之前。”桑德斯说。

　　桑德斯说，在某次聚会时，阿克毛给他和纽伯瑞带来一首他写在餐巾纸上的歌，叫做《来吧，小兔子》。歌词十分简单，就是在“来吧，小兔子，朝我来吧/来吧，小兔子，随它去吧/来吧，小兔子，来祈祷吧/来吧，小兔子，来玩吧/来吧，小兔子，让我们歌唱吧”这几句间重复，中心意思是让一只兔子向真主祈祷。在听完阿克毛的哼唱后，桑德斯和纽伯瑞还委婉地对他说这不是一首好歌。但看到阿克毛固执于自己的创作，两人说了几句“非常坦率甚至有点残忍的话”，希望能打消他向歌手发展的念头。

　　桑德斯说，接下来的一周里，阿克毛都缠着他和纽伯瑞到录音棚去录制这首歌。“这让作为一个严肃音乐家的桑德斯感到很为难，我们终于还是同意了，我为这首歌曲弹贝斯，桑德斯唱了和音，我们的目的是想让阿克毛听听自己的歌声，让他意识到他要做歌手是多么不切实际。”纽伯瑞说。

　　“他跑调跑得离谱，根本没有节奏感，就连那几句简单的歌词他也记不住。但录音完成之后，阿克毛却感觉不错，他竟相信这首歌会流行开来。那也是他唯一一次谈到了钱，他说，这首歌会让大家富有，他准备把赚到的钱三人平分。”纽伯瑞说。

　　“有一次，三人同去参加一场北爱尔兰人婚礼庆祝的派对，阿克毛又唱起了他这首歌，遭到了大家嘲笑。桑德斯回忆，阿克毛根本就不理会别人的笑声，甚至有个人总是撞他胳膊，对他有些行为上的侮辱，他也毫不介意。“我们喝酒玩闹一直到了清晨，我和桑德斯都各自付了酒钱，只有阿克毛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别人给他的一切，他又接着去和这群人看卡丁车比赛。”纽伯瑞说。

　　阿克毛对自己将能成为一个流行歌手的愿望，最终把他指向了通往死亡之路。阿克毛对他的两任代理律师都说过，随后，一个叫卡洛斯的波兰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声称他在吉尔吉斯斯坦认识一个音乐制作人，能帮他实现当流行歌手的愿望。

　　2007年9月，卡洛斯为他买了一张飞往吉尔吉斯斯坦的机票。阿克毛被介绍给一个叫欧克勒的人，他说自己在中国有一家夜总会，阿克毛可以在那儿做《来吧，小兔子》的处女秀表演。在一同去中国的路上，两人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停留，欧克勒让阿克毛一人先走，交给了他一个箱子，并说自己会搭乘下一班飞机。后经公安部门调查，欧克勒就是在中亚地区非常有名的大毒枭，阿克毛事先知道他的毒贩身份。

　　在护士抗议活动彻底结束后，桑德斯说他曾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家书店里遇见过阿克毛，阿克毛指着坐在楼上看书的一个黑人对桑德斯说他是个毒贩子。桑德斯说他最后一次看见阿克毛是在华沙的地铁站里，阿克毛说，他会出国几星期，“那应该是他去中亚之前，我之后再也联系不上他，还以为他回到了英国”。

　　事实清晰的案件

　　阿克毛的第一任代理律师、当时为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陈栋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的事实很简单。2007年9月12日，阿克毛乘坐飞机从杜尚别到达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在海关人员对箱子检查过程中，发现夹层里藏有4包海洛因，每包都是1000多克，一共是4030克。阿克毛本人声称，他对箱子里的海洛因并不知情，他是不是在主观明知的情况下走私毒品，成为我们的辩护重点。”

　　在2008年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和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中，阿克毛的两任代理律师都对此调取了相关证据。二审代理律师、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的曹宏对一审出示的证据做了补充，在一份缉私局出具的公文基础上，又拿出了新材料，包括海关现场的查验记录、缉私分局的抓获经过、对行李进行检查时的照片和录像。

　　“毒品犯罪的对象很特殊，在认定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种表述就包括了明知肯定是毒品和明知可能是毒品两种情形，而判断是否为‘明知可能是’，需要结合客观的证据来推定。嫌疑人辩解自己并不知情，是很普遍的现象，必须要看证据。”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向本刊记者解释。

　　法院认为，所有证据恰恰都显示了阿克毛在走私毒品上的明知。一位参与过此案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说：“正是阿克毛在机场表现出来的游移徘徊和神色慌张吸引了海关人员的注意，他们才会把阿克毛叫来接受检查。他的箱子里就有几件衣服，几乎是空的，夹层里却有4公斤的毒品。阿克毛当时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只有100美元和100元人民币。”曹宏也表示，有一个视频他没有在庭上打开，因为“事实已经很明显了，越出示就对阿克毛越发不利”。

　　曹宏还向法院提出了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他说：“我同阿克毛谈过两次，他最初不同意做精神鉴定，不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第二次他同意去做，也写了个书面的东西给我，大意是他和他的家族都没有精神病史，他想做鉴定，目的是证明自己的精神一直是健康的。”所以，曹宏最后向法院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并没有阿克毛本人或者家族成员在精神病方面的就医记录。“而英国缓刑组织给我发送的资料，也不是和阿克毛本人直接相关的，只是从医学理论上，双向情感障碍症的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还有一些病例说明。”

　　法院最终没有同意对阿克毛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要求。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申请对被告人做精神病鉴定，不应当是无条件的，申请人应当提出说明被告人有可能患精神病的依据，法院方可据以审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鉴定。法院审查认为，并无理由对阿克毛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其精神病鉴定申请不具备应当被接受的条件。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在阿克毛被关押的两年多里，公检法部门的相关人员都同他有过接触，与他交流时，他的举止很正常。精神病是有标准的，不能任意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而与他有过多次会面的陈栋、曹宏两位律师，对阿克毛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人很“热情”、“外向”，“话也很多”。“这是很多人都有的性格特点。”曹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