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版许霆案当事人今获释 父母订30桌酒席接风
2001年7月，陆良县寺耳堡村，21岁的小伙子何鹏考上警校，成了村里的骄傲，何鹏的父母高兴得不得了，在家备了酒席，宴请亲朋。
这两天，寺耳堡村又因何鹏再一次沸腾起来了，在何鹏家白色的楼房里，亲戚来了 视频：云南版许霆案当事人被关8年半后获释 来源：东方卫视《看东方》 ，朋友来了，村民也来了，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来了……
今天是何鹏出狱的日子，自从8年半前取走了银行卡上“飞”来的40多万后，何鹏因犯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父母为儿申诉，饱尝艰辛。近日，最高院核准了云南省高院对何鹏案的改判，何鹏的刑期由无期改为8年零6个月。
接儿回家
父母订下30多桌酒席
昨天，记者来到何鹏的家中，这是一幢白色的水泥楼房，紧挨着路边。何鹏的父亲开了3个铺面，一间卖食用菌材料，一间卖润滑油，另外一间堆放着些水泥。1996年，何鹏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家里修建了这所房子。当时，家境还算殷实。
何鹏的房间位于二楼中间，从正堂的客厅通过。里面放着一张床，一个书桌和一只木箱子。何鹏的母亲孟小月打开箱子，里面堆放着影集和一些书本。“自从儿子进去后，我就把他的东西全部放在箱子里，想他的时候，我就会翻翻这些照片。”看见照片上穿着校服的儿子骑着自行车飞奔在田间地头的小路上，孟小月的眼泪刷地一下就出来了。
铺盖很整齐，全是喜庆的红色。床上放着一套灰色的西服和一根红色的领带。“知道儿子要出来的消息，我就坐车到县城里，花460块钱买了这套西服，等他出来后，我要亲自给他穿上。”孟小月说，这辈子，她买的衣服数这套最贵了。
孟小月专门腾出一间房间来放申诉材料，堆积如山。而那些车票和单据，放满了整整一箱。
亲戚朋友陆续来到何鹏家里。有人带来了一朵大红花，孟小月把花捧在手里说：“图个高兴，图个吉利，明天回家我让他戴上。”何鹏的朋友也一早赶来帮忙打点家务。“8年多没见何鹏了，不知道我明天早上见到他还能认出来不。”朋友小牛有所担心。
何见贵从早到晚不停接电话，不是亲戚问候的，就是从北京、上海、昆明等地赶来的记者问路的。
“何鹏能有今天，我得感谢很多很多的人，有律师，有专家学者，有记者，有一直站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的亲朋好友，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案件，明天何鹏回来了，我很高兴，我要宴请宾客，表达我的感激。”何见贵在家附近找了一家风景优美的山庄，订了30多桌酒席，准备为儿子接风。
今后的希望
先让孩子学会生存
说起8年来的艰辛，何见贵称“一言难尽啊”。但他觉得一切的苦和泪都值了。而最让他担心的是，何鹏出来以后怎么办。
何见贵说，何鹏小的时候，有些调皮，但他喜欢读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何鹏不听话，他就到学校把何鹏领回来，说不准他再去读书了。小何鹏苦苦哀求，一定要让他读书，后来，何鹏也逐渐懂事了，一路考上了大学，因为从小有个警察梦，所以就选择了警校。“和他一起读大学的朋友就有在我们这里当警察的，何鹏的命运却天翻地覆地改变了。”
“何鹏一直在学校读书，大学没读完又去了监狱，我担心他没有社会经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何见贵说，何鹏出来后，先让他帮忙打点家务，慢慢适应后，再考虑创业。“他进去时还是个小青年，出来已经30多岁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他找个媳妇，一起好好地过日子。”
孟小月在家里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一直眼中含泪。8年前儿子拿钱回家给她的一幕，依然很清晰地印刻在她脑海里。她指着屋子后门处的一个沼气池说，当天，儿子从昆明回来，交给她一沓钱，儿子当天很紧张，拿着这些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就全部完好无损地放在沼气池里。
昨天下午，孟小月站在屋后的空地上，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明天见到儿子，我是会哭还是会笑。”地里的苹果树叶已经光了，她抬起头看了看太阳，说道：“电视上说，今天是日食，好兆头啊，儿子明天就能回家了。”
何鹏出狱了，但坚持何鹏无罪的呼声依然很高，孟小月和何见贵多年来一直认为何鹏无罪，但是否继续申诉，他们一致表示，要听听何鹏的意见再作打算。
法界声音
何鹏案具有标杆意义
继许霆案改判后，何鹏案的改判，再次成为轰动司法界的又一案例。云南德和政律师事务所杨名跨律师认为，何鹏案具有标杆意义。
许霆案是民意促使“司法回归理性”，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化运行，不能枉顾法理诠释法律。而云南许霆案的标杆意义，是使我国“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实践成为可能。
司法活动是“司法”，而不是“整人”。何鹏案的改判，彰显了云南省高院人性化选择，彰显司法的人民性。何鹏案与许霆案“同”也“不同”。同的是都是由于银行柜员机出现故意而“飞来横财”，不同的是，许霆案是通过许霆自己的“主动行为”将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何鹏案的100余万是在他没有采取任何行为之前，就已经转移到了他的账户中，这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从他家人全额返还该款项来看，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社会危害，而社会危害是犯罪能否成立的主要考量标准。且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不当得利之债为民事债务之一，“没有法定或约定依据，取得利益并致他人因此受损”这种行为只能依民事诉讼程序主张返还。
无论许霆案，还是何鹏案，法院原来的审判中始终没有将“受害人的过错”即银行的过错充分考虑进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无论是一般的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只要“受害人”确有过错，是完全应当据此减轻甚或免除相对方相应法律责任的。司法的能动性，涉及到银行也不应例外，否则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许霆”与“何鹏”。(都市时报 记者洪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