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回家”系列报道之一

　　我亲爱的孩子，你快回来！

　　受害家长建议立法严惩被拐儿童买家

　　《法制周报》记者 李俊杰 实习生 黄秋霞/文  记者 周涛/图

　　面对日益猖獗的拐卖儿童犯罪，国家和政府每年都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与此同时，民间力量地不断加入，也日渐成为打拐战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

　　“宝贝，回家！”在虎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法制周报》策划了这一以打拐寻亲为主题的系列报道，希望能给那些苦寻亲儿的家长们一点温暖、一些希望。同时，也为我国“打拐”工作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2700余张笑脸的寻子图

　　240多米长的“寻子图”，上面印着2700张失踪孩童的笑脸，而每一张图片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家庭史。

　　2010年1月23日，在寒风萧瑟的长沙街头，10余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家长积聚在此，声泪俱下地向行人讲述着骨肉分离的悲情与无助。长沙是他们全国寻子路线图中的第8站。

　　在他们身后，是一台挂着陕西牌照的面包车，家长们的懊悔汇聚成两行标语，贴在车身的两旁：“枉为人父，愧对于你，行万里路，只为找到你”、“孩子，对不起，是我没看好你”。

　　程竹是此次全国“寻子联盟”活动的发起者。自今年元旦开始，他联合一些有相同经历的家长从陕西西安出发，途经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到达长沙，他们准备走遍全国。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发起一次活动，告诉各地的孩子家长，其实人贩子离我们并不遥远，希望家长们能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惨剧再次发生。”程竹告诉记者。

　　2005年10月18日，这一天对于程竹来说，是记忆中最灰暗的一天。家住西安市的他因为临时有事，中午推迟了一会接6岁的女儿，等他到学校后却发现女儿不见了。此后，程竹疯狂地寻找，但都没有女儿的消息。

　　为了寻找爱女程颖，程竹辞去了工作。受另一位寻子家长的启发，2009年元月，程竹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组织了一个寻子车队。8月，他出钱制作了一幅含有2700多张走失孩子照片的寻子图。

　　通过朋友介绍，湖南双峰县的贺红玉在网上看到寻子联盟的信息后，主动加入了这个组织。

　　2009年1月15日，做完早饭后，贺红玉将5岁的儿子交给11岁的女儿照看，自己则去上班。她下班回家后，女儿却告诉她，由于和同学玩，她没有留意弟弟的行踪，下午5时，发现弟弟不见了。

　　贺红玉告诉记者，儿子王烨鑫平常很听话，但四处联系亲人后，贺意识到，“孩子有可能被拐走了”。

　　贺的猜测最终得到了证实。一个邻居告诉她，称孩子失踪的前两天，看见一台白色的面包车在街道的对面门口停了两天，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报案以后，贺红玉为寻子想尽了一切办法。其间，贺还曾上当受骗。

　　一年多时间来，贺红玉已经为此花去了3万多元。

　　今年51岁的秦元英算是“寻子联盟”中的“老资历”了。这位来自山西省运城的母亲告诉记者，失踪的女儿叫翡晓红，在家中排行老三。1994年正月二十二，秦元英在县城招呼门面的生意，嘱托8岁的女儿到离家不远的奶奶家拿东西，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想死的心情都有了”——三女儿翡晓红失踪之前的两个月，大女儿也因心脏病不治身亡。看到只有10岁的儿子，秦元英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我不能死，该死的应该是拐走女儿的人。如果我活着不能找到女儿，要让儿子完成遗愿。”

　　在寻女的征途上，秦元英坚持了16年时间，积蓄几乎全部投入。

　　儿子被拐后家破人亡

　　与其他人期盼过年的心情不同，春节成了寻子联盟家长们的心病。

　　用秦元英的话说，过一年，就预示着自己年老了一岁，她害怕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再见女儿翡晓红一面。

　　“人生能有几个16年啊！”想着以后的寻女之路，秦元英老泪纵横，“女儿你在哪儿呀？如果你活在世上，也该找到回家的路，妈妈的心在滴血啊！”

　　来自河北的杨曾建，儿子名叫杨天赐，小名丁丁，今年8岁。按杨的说法，自己和妻子结婚5年后才生下他，妻子为生孩子做了两次手术，实属不易，所以取名为天赐。

　　“谁也没有料到，儿子却被可恶的人贩子拐走了！”望着横幅上儿子的照片，杨曾建万分无奈地说。

　　2008年8月12日下午6时30分，天赐走丢了。两年多来，杨曾建几乎走遍了全国。连续几年的春节都在外面过——儿子丢失后，妻子受不了打击，与杨离了婚。

　　高昂的开支已经让所有寻子联盟的成员家徒四壁。为节省开支，他们长期一天只吃一顿饭，住最差的旅馆，一张标准床睡3个人。

　　为了躲债，陕西的伍先生有家不敢回，“亲戚朋友现在望着我都怕，电话也不接了。”几年下来，伍先生一共花费了8万余元。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同在内蒙古找寻儿子的妻子，但夫妻俩每天只能维持短信联络，“电话漫游费太贵了，消耗不起”。

　　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家长们寻子的步伐。

　　“这一路上，一些当地的家长陆陆续续加入进来，靠很多当地家长的资助，我们才能一直走下来。”一名家长告诉记者。

　　其中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在路上遇到流落街头的小孩都会询问他们的信息，拍下照片，传到网上去，方便丢失孩子的父母辨认、寻找。

　　寻子背后的尴尬局面

　　资料显示，1989年公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历年来，中国打击拐卖儿童，一向重在打击犯罪，最终结果是看破了多少案、抓了多少罪犯。但对买方的处罚一直不严厉，这直接导致人贩子们存在的理由，更令人诟病的还有，中国对拐卖儿童的立案规定是，失踪没有超过24小时不能报案，而利用这段时间，人贩子可以从容地将被拐儿童从一个省送到另一个省。”在采访中，几位家长异口同声地说。

　　来自四川南充的唐先生是寻子联盟长沙站的10余位家长中年龄最小的，27岁的他，儿子是2009年8月8日下午4时左右遗失的。他说，发现孩子失踪后，他马上报警，但公安机关回复称需24小时后才能立案，无奈之下，他只能先自己寻找。

　　“按现行规定，儿童失踪一般只有在24小时后，家长向警方报警，警方才给立案，而且只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孩子是被拐走的，才会给予立案，其他的孩子只能按走失处理。”唐先生说。

　　长久以来，拐卖儿童犯罪一直是中国家长们的心病，虽然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依然屡禁不止。(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在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拐卖儿童三名之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

　　官方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触目惊心：拐卖儿童的犯罪团日益专业化。他们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各个环节均由专门人员负责，形成了“拐、送、销”的产业链条。

　　据媒体报道，一个孩子到达收买人手中时，孩子的价格少则4万元左右，多则七八万，且价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受害家长建议严惩买方

　　事实上，拐卖妇女儿童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犯罪活动，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打击重点。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民间寻亲组织多达上百个，全国寻亲网站也有100多个，几乎每个都有上千条的寻亲信息。

　　2009年4月30日，公安部宣布2009年5月底在全国建立“打拐”DNA数据库。对此，公安机关呼吁丢失孩子的父母尽快到公安机关留取血样，为找到孩子提供线索。同时，父母最好能将孩子的物品同时送检。因为失踪儿童用过的物品上可能会采集到DNA信息。最易提取失踪儿童DNA信息的物品包括孩子用过的奶瓶、牙刷等。

　　尽管如此，多数失踪家长还是认为，“希望社会上不要有买方，没有买方市场，人贩子也不会有市场。我们希望国家能通过立法来规范这一行为，严惩买家。”

　　而按照我国《刑法》，收买被拐卖儿童是有罪的。但《刑法》规定收买孩子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孩子，不阻碍解救，一般不予制裁。

　　在网上，一些失踪孩子家长甚至试图以公开信的形式向社会发出警示和建议：1、 坚决摧毁买方市场，严惩买主，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2、 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公安、民政部门结合起来，真正提高寻人效率。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并对社会公开，每个失踪儿童的亲人都能把失踪者的信息发到这个平台上。各地的救助站、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社区都可以把自己收留的孩子资料上传至平台，这样，就可使其家属更快地找到孩子，同时降低他们寻人的成本。3、呼吁立法严禁带领未成年人乞讨、卖艺，对流浪乞讨儿童实行强制性救助。4、加强户籍管理，追究让被拐儿童身份合法化的相关人员责任。5、 修改现行的收养法规，杜绝以收养名义收买被拐儿童。6、 进行被拐儿童情况全国大普查，多方协助失踪儿童家长寻找被拐儿童。7、流浪儿童救助过程涉及部门过多，责任界面不清，缺少长效救助机制。8、建立救助流浪、乞讨儿童专项基金，完善福利制度。9、建立一个全国专业的打拐队伍，加强各地的打拐信息交流。10、改变现有的报案规定，对失踪儿童要马上立案，并及时向失踪儿童家长通报各地解救的被拐儿童信息，以便家长能及时与失踪儿童相认。

　　一位公安系统的打拐民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中还没有对收买家庭进行处罚的，所以违法成本很低。同时拐入地也应加强户籍管理，一旦发现可疑儿童就提取DNA样本，就能让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本报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