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瑞龙：“杀人也很痛苦”

　　本刊记者/吕娟 综合报道

　　正是成瑞龙在法庭上披露的这些犯罪细节，让人看到了他极其畸变的价值观与是非观。但即便几乎丧失了所有良知，他仍然吐露：“杀人也很痛苦。”

　　人物素描：成瑞龙，中国公安部A级通缉犯，1996年5月至2005年1月间，流窜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伙同他人或单独实施抢劫、故意杀人、强奸作案10起，共杀害13人(其中包括3名警察和1名保安员)，抢劫财物价值达28.8万元人民币。2010年1月7日至8日，他在广东佛山中级法院受审。

　　2005年，成瑞龙实施抢劫被抓获，被判刑7年。他使用了化名“周全”，其他犯罪事实当时未暴露。而后，他一直在江西省一所监狱服刑。

　　2009年5月，经江西省公安厅刑侦专家反复审查，最终确认“周全”就是潜逃了13年之久的“杀人狂魔”成瑞龙。经审讯，成瑞龙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0年1月7日，涉嫌抢劫、故意杀人、强奸等罪行的成瑞龙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接受审判，100多个旁听席均被坐满。

　　在成瑞龙长达10多年的作案逃亡路上，13条生命被他夺去，其中包括两名孩子。

　　审判席上，成瑞龙一改以前的光头形象，蓄了一头黑亮的卷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形象斯文，时而面带微笑望向旁听席，让人很难将其与一个疯狂、残忍的杀人嫌犯联系在一起。

　　开庭之初，在被告知其关于精神鉴定的申请被驳回时，他说：“我知道我没有精神病，但是申请精神病鉴定是我的权利，我行使了权利，没有意见。”

　　“我的生命最大”

　　对女孩沈怡来说，1997年中秋节凌晨，家里失去了一切。父亲身负25刀致死，母亲即便向成瑞龙哀求饶命，仍被成瑞龙刺中腹部。

　　“我的母亲身体现在还有后遗症，不敢回忆那个晚上，之前网上的报道我们一直不敢给她看，今天开庭妈妈知道，但她不敢来，我们都希望他能判死刑！”

　　而在成瑞龙看来，这只是一段他普通的作案经历。他甚至在法庭上放言：“人只有一次生命，自己的生命最大，我为了能活着，必须杀人。”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检察官猛批，“你这是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误，法庭应该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以宽慰那些受害人的心灵”。

　　1997年中秋节前，我和兰启荣(同伙)潜逃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县，在湖南株洲市抢到的8万多元挥霍得差不多了。我们打算在县城物色抢劫对象。

　　经过几天观察，我发现有个50多岁的男人(沈志林)老是开着一辆桑塔纳进出高级酒楼宾馆，看样子很有钱。后来，兰启荣厌倦了，不肯跟踪，我就一个人干。

　　中秋节那天凌晨1点多，我在对门的空房子听到事主上楼的脚步声。当他拿钥匙开门时，我迅速冲出来，从后面箍住他的脖子，推他进屋。但他拼命反抗，还叫喊求助。我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不让他喊出声来。

　　他在里屋的老婆可能听到门口的响声，开门探出头来看，大声喊着：“要钱可以但不要伤害我们。”我几步冲上去，将她打昏，接着用刀朝她的肚子狠命一捅，把刀插在她的腹部。她是否被杀死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就算不死也重伤了。

　　检察官说我没有怜悯之心，说我报复社会，我不能认同，如果照我的能力，如果对社会报复，别说13条人命，130条人命都不止。

　　我有小孩，也为人父，但我从来不会打骂他。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我是当自己有生命危险时才杀人，自己的生命最大。

　　“杀人也很痛苦”

　　逃亡10多年，成瑞龙说他连母亲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但对于作案细节，他却记得很清楚。在法庭上，一单单血案和逃亡经历从他的口中描述出来十分清晰，其中部分犯罪情节为首次披露。也正是成瑞龙在法庭上从容披露的这些犯罪细节，让人看到了他极其畸变的价值观与是非观，但即便几乎丧失了所有良知，他仍然吐露：“杀人也很痛苦。”

　　1998年5月22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白燕公园，两名年轻的巡警见到形迹可疑的成瑞龙，前去盘查，被成瑞龙及其同伙枪杀。

　　而在此前，成瑞龙已背负5起重案，在外逃亡两年，之所以冒险回佛山，竟“是为了报复1995年第一次抢劫的那个南海老板，是因为他报案才让我逃亡，不能回来”。

　　回佛山的路上，我们(成与其同伙兰启荣)商量到佛山后找南海那个做海鲜生意的老板，一方面搞点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报复他，因为他害得我一个兄弟死了，另一个兄弟被抓了。

　　1998年5月22日晚上9时多，我们在佛山亲仁西路下车，沿着路边店铺走了大约100米，后来穿过绿化带进入人行道。这时有两个男子共乘一辆女装摩托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男子下车后，说他们是警察，叫我们接受检查。这两名不穿制服的警察，分别检查我们两人的身份证。我有个假身份证，但是很容易看出来，我就说没身份证。我当时想，杀了那么多人，进去就死定了，要脱身必须杀了这两个警察。

　　当时我夹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带密码的，那个警察叫我打开包让他检查，我把包给他后退了两步，当时枪在我的腰带里，我突然从腰里拔枪出来，黑暗中警察发现我拔枪，赶快后退了两步，我也退后两步，立即向那警察开枪。警察应声倒下。检查兰启荣的那个警察听到枪声，前来抓捕我们，我又赶紧向他开枪，这个警察也倒下了。兰启荣跑过来，与我一起离开现场。我们过了汾江桥，拐弯往中山公园方向走，却见到有两个警察开着警用摩托车来，在我们身边停车，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我还没等他们停好车，就掏出枪来向他们射击，其中一个警察倒在地上。我们趁机分头逃跑。

　　逃亡到桂林时，我住在女朋友家里，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没上班，家里也没人，电话也联系不上，我忽然感到警察已跟踪追查到桂林了，站在楼房高处，看到对面楼内好像有眼睛在盯着我，我必须走。

　　当时我的枪是放在右裤袋里的，我的手也插在裤袋里，紧紧握住子弹已上了膛的枪，随时准备掏出来射击。当我经过一家酒店门口时，见到有人盯着我，我停下回头，发现他们也没动，感觉他们是便衣，走过几步后，就听到他们在后面大声呼喊：“站住！我们是警察。” 我马上向他们开枪，然后拔腿就跑。刚跑过一座桥，桥头那边停着一辆110警车，车里的人向我开枪。我一边跑一边朝他们开枪，过了桥马上转右，钻进了附近一片城中村。接着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人追过来，坐在后面的人向我开枪。我见前面有条小巷，就不顾一切拐了进去。跑了十几米，我忽然又往回跑，因为我觉得开摩托车追过来的警察对我威胁最大，我要先干掉他们，才可能脱身。那名警察骑摩托车冲过了巷口，发现我后又折回来，要进小巷来追我，刚好我也到了巷口，我们几乎撞在一起了，距离只有二三米远。我立即举枪向他的胸部射击，他中弹倒在了地上。

　　我继续往前走，发现有件白色工作服，于是立刻换上，翻过围墙，扮做捡杂物的，得以逃脱。

　　对于我来说，我让亲朋伤心，受了十几年的苦，很不应该，做人什么都可以尝试，不要尝试犯罪、杀人，自己会比任何人都要痛苦。

　　编后语：无论犯罪手段还是犯罪心路，成瑞龙和邱兴华一样，都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他们杀人成性，心态成魔，面对无辜受害者，不存任何怜悯，甚至不给他们任何挽救生命的机会。

　　而从一些人生轨迹的片断来看，成瑞龙与邱兴华也很是相似。邱兴华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杀人狂魔”，他自认为改变他“老实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妻子的外遇，尽管这件事的真实性一直无法确定，且也无法成为他疯狂杀人的理由。

　　成瑞龙亦是如此。无论是同村村民，还是他的中学同学，都不认为早年的成瑞龙是一个坏人，他“孝顺父母，和乡亲们的关系也都很好，看不出以后会犯下滔天大罪”，唯一与累累血案有联系的便是他的性格，“特别暴躁，喜欢用打架来解决问题”。

　　在成瑞龙的生命中，也发生了一件可能诱发出他人性中潜藏的恶的一面的突变。成在初中时早恋，其对象杨某是同班同学，杨某的父亲便是学校的校长，得知此事后，力主将成瑞龙开除。其后，成瑞龙混迹于社会，从小偷小摸发展到抢劫、杀人。

　　当然，这些均不能成为法律宽恕他的理由。

　　但是，这并不表示此案没有遗憾。邱兴华被执行死刑后，社会各界关于其是否应当进行精神鉴定的争论不息。而此案中，成瑞龙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亦被法院驳回。这里不能排除公众包括一些司法者的潜在思维：一旦这些“杀人狂魔”被鉴定为精神异常，拿什么慰藉无辜者的亡灵？

　　此案虽然没有再次引发精神病学界与心理学界关于“返祖兽性化症状群”与“变态人格”的争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理性法律的光辉，终将显现。

　　(本刊综合《广州日报》、《信息时报》报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