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幸生

　　我写过的采访文章，被冠以“重评”等级的，仅有一篇，即2004年春季飞抵广州，当晚采访雷宇后写下的文字。 今在网上查阅，按时间相关联文本排列是这样的：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海南省高法2004年重评“海 南汽车事件”，《新民周刊》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其后，再无记者采访过雷宇。网上消息称：2008年1月 3日，雷宇回答一联络者说：一个月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派专人来广州采访他和吴南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口述实录” ，他已将话全部说完，没有新话再说了。

　　对于《新民周刊》2004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网上摘要如下：2004年3月的一天，雷宇对专程来采访的 《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说道：说是我汽车进得太多了，用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个“多”字应该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 只要我进来的汽车，都能卖得出去，那就是不多；如果我只进来一辆汽车，质量不好，人家不要，那这一辆汽车，也就是“多 ”了。再谈到缴税，雷宇又说：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 缴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错误，雷宇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 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然而，从海南政府门里“开”出去的汽车，在中国地盘上怎样“活泛 挣钱”，雷宇管不着人家那“一亩三分地”。

　　“海南汽车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两个多月 调查，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给主要责任人雷宇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 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国史通鉴 》29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版)

　　雷宇孤身离开海南。我采访雷宇的起因，是看到文汇报一条“豆腐干”报道：“海南汽车事件”中的林桃森于200 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原刑事判决；二、宣告林桃森无罪。我打给雷宇电话，第一句 话就是：林桃森平反了，我要找你。雷宇应允：你来吧，到广州宾馆住下，我就住旁边，飞机落地后告诉我。

　　从2008年夏天开始，我接受撰写《世界是圆的——上海汽车工业30年》的任务。16个月里，阅读了六七百万 字资料，我发现了中国轿车工业与“海南事件”的某些关联。一老同志回忆记载：经过6年艰苦谈判，上海和德国大众合资基 本“谈妥”，而 “1985年9月初，中国银行通知中方说，可能出现无法向中德双方提供足额资金的情况”，起因是“发 生在海南的进口汽车走私案，让中国政府损失了几十亿人民币外汇”；“外汇短缺由此引发”。

　　在采访雷宇5年之后，我知道了：上海好不容易谈判成功，却因海南非法走私、损失几十亿外汇，可能无法为中国第 一家轿车合资企业提供足够的外汇额度。在国家级别这个层面上，我得到并理解了当年“最高震怒”的缘由。只是，当年海南 汽车的“外汇支出”，都是“有文件批出去”的，要说雷宇负有重大工作责任，可以；然而，为什么由上而下的“批文错误” ，最终只有“下边”受到惩罚，为什么经济层面的“调控问题”，其结果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终以“某人经济贪污”治罪 而告结束？而在18年后，再宣告平反而真正“结束”海南汽车事件；林桃森本人已在平反前辞世。

　　事情不复杂，当年批文上谁签的字，查档案即可。然而，当初该谁去查，恐怕该查的就是自己。于是，从传统套路出 发，用“个人贪污”之罪，改换“政策失误”之实，用抓“替罪羔羊”之人，顶替抓 “经济失控”之责，将“莫须有”定位 “就是有”，将活人关成死人。有报道曾作反省语：当年“查处”是权大于法，是上级定调，是“新闻”定罪。

　　我能对天上的林桃森“被安慰地”说：迟到的真相还是真相，迟到的公平还是公平；但他会同我说：迟到的尊严还有 尊严的笑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