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抓住了我的心”

　　单身妈妈茱莉亚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帮养子家成寻亲。

　　2000年，茱莉亚到洛阳参加一个公益团体的活动。活动中，组织者分给每位成员一个福利院的孩子，让他们带着孩子到动物园去玩。8岁的家成被分给了茱莉亚。“一见面，他就抓住了我的心。”茱莉亚这样描述。她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国际关系，选修的是东亚研究，她很喜欢中国。9个月后，她又回到中国，办理了家成的收养手续。

　　拿到收养许可证后，茱莉亚给家成看新家的照片，向他介绍家庭成员。接着又让每个家庭成员写信欢迎他，并把这些都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茱莉亚把英汉词典像圣经一样随身带着，并学会了些简单的词汇，比如“你饿吗”、“你渴吗”、“该睡觉了”、“刷牙去”，当然还有“我爱你”。很快，家成融入了周围环境，

　　14岁那年，家成突然变得不那么快乐了。他突然向茱莉亚提出，想要找他的亲生父母。“被领养的孩子在青春期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但看到他那么难过，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答应他，无论如何都要帮他找到亲生父母。”茱莉亚说。

　　当初的收养记录上写着，洛阳福利院给孩子起名叫“党子杨”，但平时他们都喊他“家成”。1999年2月27日，他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公安分局唐宫路派出所送到福利院。但茱莉亚记得，福利院的一位护工曾经告诉过她，家成是1997年或1998年送进来的。茱莉亚在福利院的一张照片上也看到，1998年该院一次活动中有家成。

　　茱莉亚对家成的回忆进行了一些整理：

　　自己出生在一个叫董家沟(音)的地方，省份似乎是山西；

　　他的母亲好像叫邵菊连(音)，父亲叫景高科(音)；

　　他的父亲经常去洛阳卖东西；叔叔在一个罐头厂工作，还养了很多蜜蜂；

　　家里养着牦牛，地里种着土豆；

　　他吃饭喜欢放醋，并且有生吃大蒜的习惯，说明他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人们可能有类似的饮食习惯；

　　当地似乎很缺水，植被稀少；

　　他的母亲和祖母会做面条，并且把面条晒干；

　　5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了养父母的家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送走，但印象中，养父母是医生，开了个小诊所；

　　他的家并没给他留下多好的印象，因为他记得父亲总拿鞋和皮带打他。他甚至试图逃离这个家庭。一次，他逃跑成功了，但不幸又被人发现，送了回来。不久，他的养父(也可能是生父)带他坐了3天火车，到了洛阳。他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养父(也可能是生父)是在一个小饭馆，那个男人临走时给了他一些钱，就再也没回来。之后，家成被人带到了大街上。很快，又被送到了福利院⋯⋯

　　根据家成的描述，2006年，茱莉亚打听到山西临汾有一个叫董家沟的地方。她托人去找，并没有姓景的人家。2007年，茱莉亚的一个朋友到中国，发现陕西也有一个叫董家沟的地方。但打听了一下，当地同样没有姓景的人家，也没谁丢过孩子。

　　海归

　　茱莉亚的求助信在2009年到了“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手中。其中，一名精通英文的志愿者负责和茱莉亚联系，并把她提供的所有信息译成中文，交给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大家分头去找。

　　搜索发现，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叫“董(东)家沟”的地方有20多个。而根据其他描述，也很难锁定更具体的地域。

　　最终，生母的名字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志愿者根据家成的回忆，输入“邵菊连”三个字搜索，居然搜到了一篇医学方面的文章，联合署名的则是“靳高科”。作者资料显示，两人是宁夏隆德县的医生。而县城附近确实有个叫“董家沟”的地方。

　　拿到靳高科的电话，志愿者“小禾”马上打了过去，但对方否认自己丢了孩子。

　　经常和失踪儿童家长打交道的志愿者们都知道，很多家长在常年奔波寻子过程中，有着无数次受骗的经历。“小禾”说，她给靳高科发了很多条短信，并把孩子的照片和资料放到网上，让他上网去看。

　　看到照片后，靳高科确认，家成真的是自己丢了十多年的儿子。电话中，这个男人泣不成声。

　　他告诉志愿者，家成是超生，出生后寄养在了乡下，一直由弟弟和母亲代为抚养。孩子6岁时，才接回县城。1997年的一天，父子俩由县城回乡下时，父亲下车买包烟的工夫，儿子和车就都不见了。茱莉亚在之后帮家成找家的过程中，从公安人员口中得知，家成被送到福利院之前是被虐待过的，估计是碰上了人贩子。

　　消息瞬间传到了大洋彼岸。

　　“哦，上帝啊，我的心简直快跳出来了！他们真的是他的亲生父母！”茱莉亚在信里惊呼。得到消息的家成兴奋异常，但看到家里发来的照片后，他嚎啕大哭。

　　“我想告诉他的亲生父母，我很感谢他们给了克里斯汀(家成的英文名)生命，并且好好照顾了他7年。其次，我很抱歉让这10年使得他不能在他们身边，我无法想象一个失去孩子，并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死是活的家庭会有多痛苦。”茱莉亚一边发邮件，一边计划着她和家成的中国之行。

　　2009年8月29日，家成终于在北京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

　　“他的心结打开了。他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而是因为一次意外。他也终于知道记忆中用鞋和皮带打他的人，不是亲生父亲，而是人贩子。”茱莉亚的心也终于落地了，“此前，他是恨中国的。我为了让他了解中国，曾经在他的房间特意布置了些中国元素。他发现后，非常生气。这次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他主动要求学汉语了。”

　　但茱莉亚也发现了些问题，家成的心结打开了，尘封了若干年的记忆也随之打开，这种“重现”让他变得有些暴躁。回美国后，茱莉亚带家成进行了两次心理治疗，“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一些痛苦的回忆要想抹去，首先就是要敢于面对。”

　　2010年3月9日，茱莉亚在来信中提到，家成还想再回一趟中国。

　　选择权

　　“茱莉亚，作为一个母亲，如果靳(高科)真的是克里斯汀的亲生父亲，你要怎么面对？”2009年5月30日，在怀疑靳高科就是家成的生父后，志愿者“小禾”给凯瑟琳发了邮件。

　　“我很爱我的孩子，并且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特别是找家这件事关乎他的健康和快乐。”凯瑟琳毫不犹豫，“大部分的美国养父母在他们的养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都会选择如实告诉他这段身世的。”

　　美国儿童福利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统计结果显示，84%的养母和73%的养父同意或非常愿意让他们的养子和亲生父母重聚。

　　中国的《收养法》中有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规定，即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在中国，这是很多养父母们遵循一生的守则，他们不会轻易告诉孩子有关收养的真相。

　　“中外养父母在理念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张雯从1992年就开始接触涉外收养领域，“大部分的中国养父母首先希望养子要谢谢他们，今后可以孝敬他们，这跟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有关。西方养父母更多是把养孩子当作一件幸福的事，孩子是一份礼物，一份祝福。养到18岁之后，孩子就可以独立了，两者之间没有契约式的关系。坦白说，他们做父母比我们要大气。”

　　在“小禾”看来，“大气”也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不用考虑医疗、养老问题，人在生存方面压力比较小的话，就会追求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这也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凯瑟琳同样不担心一旦找到亲生父母，图文涛会被“抢走”，“那是她的选择。她愿意在哪儿，我们都会同意，只要她自己觉得幸福。而且我们永远在这里，她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随时在。”

　　“I’ll stay!(我会留下)”凯瑟琳话音没落，图文涛就在一旁喊了起来。很明显，她更愿意留在这个美国家庭中。

　　“宝贝回家”网站的法律顾问张志伟称，他们网站近一年内就收到20多个境外家庭请求帮助为孩子寻亲的信息，“大多是欧美国家。”

　　天使归来

　　美国收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2%的被收养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渴望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收养；65%的人想要见到他们的亲生父母，94%的人想知道亲生父母到底长什么样。茱莉亚说，为了不让孩子感到自己太特殊，不少收养了孩子的家庭之间有意保持着联系，“大多数人还是想找家，这很正常。”

　　帮每个被跨国收养的孩子找家，在张雯看来，不够现实，“一是信息不全，客观条件不允许；二是也有不少养父母还是有顾虑，怕孩子见到亲生父母后，会跟他们疏远。”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建议让张雯有些动心。他建议成立一个“归来天使基金”，把送出去的孩子免费接回国学习中国文化，想找家的也可以帮他们找家，“我们送他们走是不得已，是为了让他们有个家。现在他们长大了，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要欢迎他们回来的。”

　　据了解，2006年以来，经民政部授权的爱之桥服务社已经组织了多次寻根回访活动。一些旅行社也看准商机，开发了“寻根之旅”，号召国外领养家庭带孩子到中国旅游，回以前的福利院看看。

　　志愿者“小禾”多次去过福利院，有些景象让她印象很深，“我去过一个福利院，健康些的孩子被送到了寄养家庭，留下的是20多个残障的孩子，其中一个八九个月大的孩子，躺得脑袋都有些偏了，很明显是缺少照顾。”“小禾”认为，对一些孩子来说，涉外收养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国外的医疗条件也好些，很多病是能治好的。”

　　据张雯透露，目前在中国收养中心排队领养的国外家庭有3万多个，但每年能提供给他们的孩子只有几千个，“实在是供不应求，有的人中途会发来撤销申请，说她当初申请领养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妈妈，但现在几年过去了，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不具备领养能力了。”也因此，国外不少养父母会选择领养一些残疾孩子，这样等的时间相对少些。

　　“我的一个朋友收养了一个耳聋的孩子后，不想让孩子觉得自己太特殊，就又接连收养了三个耳聋的孩子。还有一个朋友收养了5个智障孩子，她把他们送去做义工，照顾其他的人，而且照顾得很好。”凯瑟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图文涛右眼残疾外，她这次到中国收养的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耳聋，“这只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我们不会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