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的“出走”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上海

　　3个月前，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创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奖，他们需要支持。

　　这样一来，沙叶新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有些人是争着挤着进来。沙叶新倒说他不需要，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就是这一点，他的独立性，不被任何东西左右。”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说，“但他的剧作又是够水平的，不参评，我们认为不合适，还是要给他一个奖……”

　　此后，评委会别出心裁地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评委会奖”。颁奖那天，沙叶新的一出话剧《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结束，曾献平上台为他颁了奖，奖额1万元。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期望，”沙叶新说，“但我不认为这是应该的。”

　　2009年，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沙叶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反思了自己的创作，公开亮明了“不当奴才，不做工具，心灵自由，不为权力”的立场，引起一批创作者的激烈响应，有人提议将此当作一项艺术“宣言”。曾献平亦是赞同者，认为沙叶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来，纷纷扰扰，人生如戏，一切尽归尘芥。对于沙叶新而言，在行将老去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如愿抵达这样一种自在境界。

　　“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岁，”他说，“现在身不由己的时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干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还有个生活问题，稿费问题，工作责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

　　当年吹鼓手

　　《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发表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会集体讨论是否将此文收入他们的会刊，这引发了一次辩论。有理事认为文章标题欠妥，宜加上相应的定语作修饰，“怎么能不为权力写作呢”？但是在压倒性多数意见的支持下，会刊最后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好像已经到了应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是真理，就要传出去。我不强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沙叶新说，“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公开提出来了的。”

　　1980年代，沙叶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吁抛弃文艺创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戏剧创作僵化、保守和陈旧，“仍然习惯于配合形势，急功近利”，“某些戏剧界领导总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为观众树立可以学习的高大的英雄形象，从而使观众看戏之后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在此之前，沙叶新是从来不敢这样想的。在那个样板戏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为权力意志服务而自我满足。沙叶新也不讳言，若那时候有机会，他也一定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去写样板戏，参加各种御用写作班子。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发表文章去与姚文元商榷一个西方音乐的审美问题，开罪了人，故而一直坐着“冷板凳”。

　　“文革”期间，沙叶新曾参加过《解放日报》一个专事批判文章写作的五人小组，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往往是上面抛出来一些材料，作者接受报社组稿，干的就是指哪儿打那儿的活。

　　沙叶新那时还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普通编剧，也属于“要跟着江青同志闹一辈子革命”的队伍里的一员。当时的他，内心阳光，单纯，被潮流裹挟着，酷爱样板戏，甚至还匠心独运，将刚出生的女儿也起名作“沙智红”，小小一个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样板戏。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他经常是一边走路一边哼样板戏，”沙叶新的朋友程继尧说，“我们觉得，哟，他唱得不错啊。”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接到任务后，沙叶新就像一个新战士拿到枪一样激动。跑到黑龙江去深入生活，当地的文化部门亲切地把他称作是“江青同志身边来的文艺战士”。这种经历可谓刻骨铭心，让他自己也不由为之感到巨大荣耀。

　　“在思想受到牢笼限制的阶段，比如当时个人崇拜风气非常浓烈，他也不可能跳出这种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让他拿笔抨击知青‘上山下乡’，那这还做不到，”曾与沙叶新在上海人艺剧院共事的李守成说，“但在那种局限性下，他也觉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公演阶段，沙叶新邀请了一些朋友去观摩。程继尧也是一位。他还当真了，带着一个小本子，一边看戏一边不时记下几句词儿。看到剧中有知青偷老乡的鸡，并大张旗鼓地杀鸡拨毛等情节，程继尧感觉戏里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头极郑重地给沙叶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丑化贫下中农形象。

　　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后关于这出剧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评日益增多。很快，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帮”垮台了，样板戏等基于权力意志而建立起来的一应华美艺术幻象瞬间坍塌，这种强烈的冲击动摇了沙叶新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权力意志神圣至上性，虽然此后沙叶新并不曾摆脱奉命写作的束缚，但他在扮演一个吹鼓手的同时，依然在寻找独立艺术个性复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头5年，是我最活跃的时候。即使是奉命写作，我在拿到题材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脑袋已经长在我的肩上。”

　　禁戏风波

　　沙叶新第一个未奉命的自选动作，发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当时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诈骗案，一个试图返城的知青求告无门，冒充北京的高干子弟招摇撞骗，引发一连串官场丑闻，连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都坠入彀中，为他提供便利。

　　这个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剧本写出来，一直找不到地方发表，后来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思想前沿杂志《未定稿》，才得以面世。排演后，反响热烈。此事惊动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部长看完排演后，建议只进行内部演出，不要公演。

　　内部演出也是盛况空前，一时之间，全国几十个剧团都在演这出戏。上海一名意识形态旗手随即通过《未定稿》发表文章，将此剧斥为败坏干部队伍形象的毒草。

　　与沙叶新合作此剧的李守成向本刊记者介绍，当时有人劝诫，不应该写到市委书记那一级，写到处级干部就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民间意识当中反特权是比较强烈的一种声音，有些干部有权了，就为自己干事儿了，相互有所求，就这么写了，不是说这个戏是为了把谁搞臭。”

　　程继尧对这出话剧也有自己的观感，觉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过于粗糙，有点像活报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沙叶新及这出戏的支持，认为很有战斗力，反映的问题很现实。他看到批评文章后，提笔撰文为《假如》一剧鸣不平，表示如果要批判，自己愿意陪绑。

　　事情闹到了北京。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建议召开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1980年初，这个座谈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会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剧的几个作者都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对于剧本的分歧意见很大，会议不得不为此延期数天。据李守成回忆，会议后半段，贺敬之告诉上海人艺代表团，意见越来越一致了，你们放心，回去后是可以演的。

　　最后一天会议，胡耀邦亲临讲话。谈到这出戏，他说：“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作家的问题上，我们大家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嘲笑他们，更不应打击他们。”

　　但胡耀邦最终没能为《假如》一剧网开一面。因为上海有人打电话到北京施压，表示如果同意此剧继续演下去，就请中央下一个文件。

　　最后出现这样奇怪的一个局面，让上海人艺的人感到既意外又失望，带队的一位老艺术工作者表态，“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不是毒草，不演为好”。彼时临近春节，散会前还举行了迎春联欢，上海人艺的人都缺席了。李守成说，“没有什么情绪联欢了。”

　　从北京败阵而归，适逢《假如》一剧的最后一场内部演出，沙叶新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坚持剧终时要上台向全场观众道别，“我脾气很梗的，我非要上台，说什么呢？我说‘我要向遗体告别’。”

　　对于《假如》一剧的不幸折戟，沙叶新本人是态度鲜明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扯“淡”》的文章，认为这一年的话剧舞台面临淡季，与该次会议之后的风气不无关系，是那种“不了了之”的“变相禁戏”做法，致使带有火辣辣味道的干预生活的 “剧目几乎全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适逢拨乱反正时期，这次风波一开始并没有给沙叶新造成显见的不利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态中，这是极罕见的。不仅如此，当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演出引起轰动，剧作者本人瞬间就被推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环之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陈毅市长》系沙叶新奉命为迎接上海解放30周年而作，整出戏通过一系列零碎片断串成，刻画了一个较有个性的共产党干部形象。此出话剧在北京演了30场，还被搬进中南海演出。

　　李守成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一些老同志跟我们说，这是真不容易……掌权的人自己也经历过因言获罪、因戏获罪的惨痛经历，不可能自己一解放后就又重新抡起棒子打人。”

　　禁戏风波，使沙叶新对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陈毅市长》在北京演出期间，胡耀邦来看戏。当时沙正奉命创作另一出戏，已经离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颇觉抱憾。

　　“他到舞台上找我，问‘叶新沙呢？叶新沙呢’？幸亏不是古代。要是放在古代我就要改名字了。”沙叶新打趣说，“他比较尊重知识分子，比较懂知识分子，没有歹心。”

　　1985年，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退休在即，选举新院长。在黄等人的支持下，沙叶新高票当选。这一年他还不是党员，黄佐临写信劝他入党。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一般群众”出身的沙向院里递交了入党申请。院里虽然批了，但却在市里卡住了。这时候沙叶新知道，禁戏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

　　人艺的几位院领导随后将此情况写信向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反映，信件很快被转到了胡耀邦处，胡耀邦认为沙叶新符合入党条件，进行了批示。入党第二年，沙叶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范党员。

　　赶鸭子难上架

　　当选院长，沙叶新一开始不大想干，担心纠缠于行政事务再无机会写作。黄佐临开导他，不妨将此当作一种生活体验。就这样，他硬着头皮担任了一届院长职务，就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报告，准备挂冠而去。但局里、院里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长当得比较有“特色”。自己只管剧目业务，人事和财务等行政性事务概不插手。尽量少去局里开会，少主动找上级官员。凡有这方面公务，大都委托其他领导代劳。

　　“偶有闲情写小品，绝无俗气见高官”。从前一心钻在笔墨间，沙叶新对官场的基本常识一窍不通。当上院长后，有人请教他官居哪一级。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是院级干部”，出了洋相，回头深究一番，才明白自己是个“区区处级小吏，享受局级待遇”。

　　一次辞职不成，勉为其难又干了4年，此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已经发生变化。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背后的议论也渐渐多起来。有人到局里反映沙叶新公款出国、搞小宗派。1993年，在还没有被一摊俗务搞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他再次请辞。这一次再无人挽留，悉听尊便了。

　　“我不是个复杂的人，没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严，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严？”

　　这种性格，早为他的离开埋下伏笔。

　　1984年，22年未换届的上海市文联改选。传闻当时年已80的文坛巨擘巴金年事过高，不适宜再担任主席一职。看到候选人名单，文联委员沙叶新觉得头都大了。主席候选人正是那位被《假如我是真的》着墨刻画过的为骗子提供用车便利的原市委副书记，此公年岁比巴金还大。 

　　换届大会现场有高官压阵，大家能做的无非就是鼓鼓掌、吃吃冷饮。然而沙叶新不干，当着候选人及一干领导的面发表反对意见，称中央号召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巴金同志80岁，候选人比巴金同志还大一岁，不符合号召。此外，文联主席要在文学艺术的某一方面有很高造诣，候选人并非如此……

　　这一发言在会场上炸开了锅。沙叶新之后，陆续有13个委员上台发言，建议要么候选人改任顾问，要么对主席名单再酝酿。换届大会由此无法当场投票，只好延期。到投票那天，沙叶新发现主席候选人仍是他反对的那个人，感觉无话可说了。

　　“中国的作家被驯化得基本上差不多了。没有是非观，上海就是这样，明哲保身的人多，仗义执言的人寥寥无几。”沙叶新说，“我觉得不公平，既然规则是那样的，我作为被会员们选出来的委员，当然要讲话。我不说话，不是等于欺骗人嘛。”

　　最后他还是投了反对票。

　　同样是因为“规则”问题，1992年，还没有卸任院长的沙叶新又踢了人家的场子。当年6月，“中华首届广告模特大赛”在北京举行，各界高官皆来捧场。沙叶新是名流云集的评委会评委之一，赛到尾声，赞助人以“撤资”威胁改变了规则，将自己圈定的选手重新塞进总决赛。

　　评委们都不吭声，唯独沙某人长有一根直肠子，自作主张地跑到台上去宣布，“未经公证，比赛结果不作数。”规模空前的一届比赛就这样黄了。事后有人找来，警告他到此为止，否则当心小命不保。

　　在不同的环境和对象那里，“规则”的面孔以及适用尺度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沙叶新似乎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过，也不愿意去搞明白。

　　“他那样做，我觉得首先在于他不改变自己。留下这样一个不改变自己的人，至少他还能改变像我这样的人，”程继尧说，“我至少不受世俗社会的影响。”

　　现已退休的程继尧，半生均为主流话语贡献笔力，是个老社论工作者。他不大认同以前的工作，自愧不如沙叶新那样有社会责任感。每次与沙坐在一起，总觉得矮人三分，“干着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有时候我也是牢骚满腹，但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年方54岁即卸任的沙叶新，从引退那天开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艺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为现实的观察、反思和书写之中。人老的时候，泪腺大约也会发达起来，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窑、穷人家的学生捡剩饭吃、代课老师贫困无着等不平事，他就抱着电脑黯然垂泪。

　　“他觉得简直痛恨至极，受不了，”李守成说，“有两个过去的同学劝他，不要那么激愤，好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应该怎么怎么样，他脸色马上不好。我感到让他换一种观念生活，他接受不了。”

　　去年11月，沙叶新去欧洲演讲，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个城市参观。在卢浮宫，他瞻仰了世界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像。后又参观贝多芬故居。每遇一个作品，他就鞠上一躬。这一路上，就像一个朝拜者。面对这些真正不朽的巅峰之作，他领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于是下定决心要重拾创作计划，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切。

　　“只要我的情感是这样，我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就更能表现我内心深处所想的，欧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坚持。”

　　正是春寒未消时节。埋首书斋的沙叶新，面色略显枯槁。虽然说不上风烛残年，但也不是什么风华正茂了。癌症的戕害，让这个小老头有点儿变了形，身上一袭皮衣空荡荡的，一副眼镜就框住了半张脸。早年的意气风发模样，如今都已成了被锁定在相框里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应的，我认为我还有创作能力。”他拉开书柜给记者看，“书这么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计划外还想写一个话剧，一部10多年一直想写的长篇，写不完也可以写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