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凤英

　　编者按：今年1月，一位新疆读者打通了我的电话，她是一名中学老师，也是一个2008年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母亲。她在电话里的语气和任何一个亲眼目睹孩子遭遇不公的母亲一样，焦灼、无奈，后来，她传真来自己写的一份举报材料。从这份材料中，我了解到，她的女儿因为有可能存在的招生“潜规则”，失去了考取第一志愿的机会。

　　这位母亲将自己这一年多为孩子争取权益的行为形容为“高考维权”，这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我在网上以此为关键词搜索，并未查到类似的案例。

　　但我仍然相信，她女儿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近日，作家吴茂盛出版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招生办》，披露了招生工作表象下的种种内幕。

　　如何还孩子一块公平、透明规则分配下的蛋糕，这或许是教育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司法是否应该向有着类似遭遇的孩子及其家长们打开大门？

　　于是，我请这名母亲将她和女儿的经历写了出来。

　　“意外”落榜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女儿会经历一场噩梦般的高考录取——578分，高出新疆文科重点本科线53分，应该算是不错的成绩。

　　2008年7月12日，“一本”录取的第一天，也是新疆招办对外宣称的高考录取公众开放日。与女儿在录取现场，请工作人员调出上海同济大学文科的投档名单后，真是喜忧参半。同济大学计划招生11人，投档线上15人，女儿排第14名。喜的是，女儿578分恰好是该校的投档线，忧的是投档线上是否有100%的保票。

　　当晚，女儿无心看电视，总在不停地问我：“妈妈，同济大学会追加4个名额吗？如果撞下来就惨了。”看女儿心神不宁的样子，我安慰她：“按高考录取惯例，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只要上投档线就能录取。”

　　女儿半信半疑，可我说的是实情。同济大学文科当年在新疆首次招生，投档线比“一本”线525分高出53分，已高于预期。按教育部高考录取工作的有关规定，学校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招生计划，增加生源好的省市名额，新疆即属于此类情况。

　　事实证明，我对女儿的安慰不具备现实“逻辑”，“一本”录取的第三天到招办查询，得到的答复是“昨天晚上8点退档，分数太低”。

　　我仿佛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女儿一下子泪涌眼眶。

　　7月中旬正值酷暑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我们一家三口走到树荫下，感到的不是惬意的凉爽，而是穿透脊髓的冰冷。整整三天时间，我们三人翻阅、研究2005～2007年三年新疆的高考录取常态及变数，没有想到一脚已跨进如愿学校大门，却又被拒之门外。极度的沮丧、失落之情似一张无形大网将我们三人紧紧裹住，无法挣脱。

　　女儿在无声地哭泣，望着她沾满泪水的脸，想到她多年来起五更睡半夜的辛苦，眼前浮现她为提高成绩而四处拜师、上补习班的奔波身影，不禁一阵揪心。

　　高校录取公榜，同济大学在原有计划上追加两个名额，录取13人，录取最低分580分。

　　在“调剂”下，女儿最终上了一所“一本”的三流学校。

　　真相告白

　　流逝的岁月慢慢舔噬着高考录取的“创伤”，生活照旧运转。

　　2008年9月下旬，当我将目光锁定在女儿学校高考光荣榜上的同济大学，看见“王XX”的名字时，颇觉异样——女儿的同班同学，平时成绩差女儿一截儿，高考成绩定然高不过女儿。出于好奇，我到学校档案室查询2008届高考录取总册：王XX，547分，被同济大学录取。当时我并没有将她的上榜和女儿的失意联系起来，只是想，“这女孩儿家有‘能耐’，成绩低于同济大学最低录取分33分”，似乎这与女儿被撞无关，因为高考录取公示榜上没有她。

　　2009年5月，女儿所在学校宣传栏内贴满了全国各高校的招生简章，又一年高考前的紧张氛围弥漫在那静如无人般的高三自习教室。学生或埋头疾书，或凝眉思考，女儿一年前的情景如在眼前。跟同学、同事聊起考生的辛苦，提到那个幸运的孩子轻松上名校，她们都认为并非个别现象。我翻阅了女儿学校近几年高考录取总册，竟然发现“王XX”真的不只一个。不知名的学校也就罢了，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其他名校“荣耀其中”。

　　女儿从学校打来电话，说同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2009年计划及历年录取分数一览表”与“新疆2008年录取分数一览表”证实，该校2008年文科在新疆实际招生不是公示的13人，而是15人，即追加了4个名额；同时证实王XX被录取，因为前表明确无误登有：同济大学2008年文科在疆录取最低分为580分(向社会公示的)，重本线525，然而，录取最低分高出重本线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22分(本应是55分)，22分恰好就是王XX 的547分与525分之差；后表登有英语专业的最低分是575分。

　　这一消息不能不让我重新审视女儿的“被撞”。找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授权，《高校招生》杂志独家发布的《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分专业录取分数线》一书，再次证实同济大学2008年文科在新疆招生15人。为什么新疆媒体公示的招生人数与实际不符？这个问题多次萦绕脑际，我突然发现：王XX及575分的考生被同济大学录取与女儿被撞怎么没有关系？这两人顶替的难道不可能是女儿及另一名578分的考生吗？

　　真相愈来愈清晰了，我的胸口却愈来愈堵。作为一名身为教师的母亲，我一直在给孩子灌输“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但是，如果让这些豆蔻年华的孩子知道，自己人生第一步的落败，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输在了自己无法掌控的环节，将对孩子的人生观和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暗暗发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要为女儿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讨回一个答案！

　　维权无门

　　亲戚、朋友、同学知道女儿的遭遇后，都抱以同情，但得知我正收集证据要打官司，却无人支持，理由无非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坚信，只要有法律，就没有不讲理的地方。

　　在与女儿学校、新疆招办屡次问询、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我决定代女儿提起高考维权诉讼。

　　2009年3月3日，我来到新疆招办所在辖区的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立案庭的法官收下了我的诉状，告诉我7天之内等电话。

　　7天过去了，法院迟迟没有音讯，我找到立案庭，立案庭的庭长说以前没有受理过这样的案子，需要请示行政庭的庭长，让我再回去等。又等了好些天，我再找到该法院，被告知此案需要向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请示。

　　2009年6月8日，我被法院通知，此案不予受理。我觉得不能理解，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7月15日，我又接到了中级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

　　之后，我又提起申诉，仍被告知不予受理。三次裁定不予受理的“依据”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该条例举了8项受案理由，高考侵权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条。然而，我查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一款不是明确规定，“侵犯公民相邻权和公平竞争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吗？

　　再次咨询律师，得知下一步去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如果再裁定不受理，就不能走法律程序了。

　　走法律程序的同时，我将举报材料送到自治区教育厅纪检监察处，经过一番“调查”后，给我答复：王xx属于“自主招生”。

　　诉讼维权之路，比预料还令我深感一介草民的无助与无奈。

　　最近，我终于打通了一位全国知名律师的电话，本想得到一点鼓励与信心，岂料对方说高考侵权属公益诉讼，中国目前还未有公益诉讼的立法。这一消息无疑让我原本就沉重的心情，又低落了几分。

　　但是，尽管维权之路充满荆棘，我仍然不会放弃。女儿已经在大学里生活一年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维权不可能改变已经既成的事实，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一个母亲，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孩子，和其他可能遭遇类似情况的孩子，看到一线希望，让他们知道，尽管人生的道路上有阴霾，但阳光终会照耀大地。

　　新闻链接：

　　高考招生“6大黑洞”揭秘

　　保送生资格做手脚：成都市一年高考曾冒出来好几百个二级运动员，因为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可以获得适当的加分或保送。

　　借定向招生多收费：国家安排定向就业招生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些艰苦地区、行业和军工等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问题，但是，由于定向就业招生可以在学校调档线下20分以内、当批录取分数线上录取，一些不法分子和中介机构就想钻空子，并借机向考生收取所谓的“定向费”，有的高达数万元之多。

　　调档阶段有机可乘：在高考招生中，当地招办要按招生学校实际录取人数120%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有的考生通过关系找到招生老师，告知其考号。只要这个考生被提档，招生老师就有权力将其录取。

　　调剂阶段“条子”列表：每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都有调剂阶段，但是，有个别招生人员钻了调剂的空子。2001年，媒体曾报道，上海某知名大学招办根据“关系户”条子的“轻重缓急”列了一个表，表上有考生的姓名、考分、想上什么专业、考生家长答应校方什么条件、委托人是谁等。

　　“关系考生”补录进来：招生结束后，社会已经不那么关注招生的公平性了，就有一些人利用各种关系将考生“补录”进来。

　　入校后还能“专升本”：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各校每个专业每个年级的总人数是固定的，但每个学校每年都会有学生因各种原因退学，这个空出来的名额就可以通过关系让专科生来替补。

　　(综合《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