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百年的女人密语

　　从四百年前以方言书写生活的旧时湖南妇女，到四百年后的现代作家与编舞人，不同时代的女性都试图用女人间的私有密码，书写传递心声

　　文|本刊记者 管方

　　几年前，一本名为《雪花秘扇》的小说曾在美国文坛引起轰动。它讲述了在沈从文笔下湘女潇潇生活的地方，百合和雪花这两个农家女子用一种唯有女人方能看懂的奇特文字沟通交流，维系着她们的友谊，无论是经历饥荒、动乱，还是遭遇婚姻中的孤独与绝望，她们都能相互安慰。有时她们会把那些奇特的文字绣在扇子、手帕上，有时则会写“进”对方的身体：书中有这样一段场景，一个夏夜，百合和雪花赤裸着身体，用蘸了唾沫的手指在彼此身上书写她们的沟通密码。而这种独特密码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女书”。

　　“女书”，又名“江永女书”，一种独特的汉语书写系统，也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起源于中国南部湖南省的江永县，距今已有四百年历史。在封建社会，当地目不识丁的女人们创造了这种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纤细而秀丽的“长脚字”，将之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有的绣在帕子上，叫做“绣字”。

　　当年，每逢男人们出门，女人们便聚集起来边做“女红”边“读纸读扇”，用女人才能懂的语言诉说生活的体悟。“女书”也能吟唱，有时7字一句，有时5字一句，用纯朴的湘南土话唱出，连最口拙的女人也能将自己的心事娓娓诉来。而当女人去世后，那些记录她一生辛酸苦辣的纸帕巾扇大多被埋葬，或用火烧掉，一个女人曾经的喜怒哀乐从此飘散风中。

　　1982年，武汉大学学者宫哲兵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女书”，使得这种仅限于女性使用的文字在隐秘存在了不知多少年月后，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神秘“女书”吸引：小说《雪花秘扇》不仅在文坛取得成功，现又将被导演王颖搬上银幕；香港编舞家黎海宁也以这种独特的女性文字为题材，创作完成现代舞《女书》，该舞蹈于2010年3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舞蹈《女书》开场时，七名身着白衫的旧式女子端坐于舞台之上，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母女，抑或姐妹、密友？无论何种关系，各自生活的她们强烈渴望交流，于是她们将手中的纸扇、方巾挥得劈啪作响。扇子和方巾，如旧时女人身体的一部分，随着纸扇方巾的频频挥动，女人间有了诉说的默契、了解的释然。

　　以古老文字探讨现代困境

　　《女书》的编导黎海宁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华人编舞家之一，她曾于伦敦当代舞蹈学院学习现代舞。她与台湾同行林怀民曾有过多次合作，并被后者推崇备至地形容为：“一个李清照式的编舞家，以纤细敏感的风格，独步中国舞坛。”而黎海宁则形容自己是个“温和的，不激烈的女性主义者”，

　　《女书》是黎海宁“女性三部曲”的压卷之作，其首演是在2007年12月。1987年，黎海宁创作短篇舞剧《女体之感动》，此为“女性三部曲”卷首；1997年编排了长篇作品《女人心事》，借九七香港回归之际，表现女性在这一时期的所思所想；又隔十年，2007年她创作完成了舞蹈《女书》，黎海宁说这一次她试图通过旧时女性之间交流的秘密文字，切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展示女人们的苦闷、挣扎与渴望。

　　其实在舞蹈界，黎海宁还有一个称号——“读书最多的编舞者”。各类音乐、小说、神话故事、电影场景都曾被她用作其作品的初始文本。她的作品《九歌》灵感来自屈原的《离骚》，《永无休止》是受到波兰导演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启发，《看不见的城市》是卡尔维诺的同名小说，《女人心事》则弥漫了太多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浓烈色彩。

　　发端自文本又能跳脱文本，延展编者自身的生活思考——这是黎海宁一贯的做法。因此在《女书》中，她以古老的女性文化为切入点，而将表达重心放在了对现代男女关系的探索上，因而舞蹈的三分之二篇幅都在着力表现现代社会。

　　或许，正是旨在以古老“女书”探讨现代困境，为了表达古今共有的女性困惑、女性情感，黎海宁在舞蹈中设计了不少放置在任何历史空间都会存在的生活片段。比如，在开场不久有一段母亲与女儿之间的舞蹈：少女最初对母亲那本“女书”充满好奇，但母亲不给她看；等到母亲转念给女儿展示“女书”的时候，少女反而转移了注意力。这个段落中，扮演母亲的舞者神情愁苦，她试图将生活教给自己的教训早早灌输给女儿，但后者却和每个年轻少女一样，初出茅庐，满心大无畏。仅有“女书”，而没有经历过家庭琐事的负累，夫妻情事的烦恼，生儿育女的艰辛，女人们恐怕也无法寻得共鸣。无论何种年代，岁月对女人都是一种赋予，但也是一种剥夺。在赋予与剥夺中如何平衡自我，成了世代女人共有的命题。

　　摆在世代女人面前的，还有一个共同命题——如何面对男人与女人的角力。在女人的成长路途中，男性永远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他们有时甚至成为女人痛苦的发端。

　　黎海宁说，舞蹈《女书》中就有不少表现男女角力的片段，比如在“现代段落”中有这样一幕，“一开始你看到一男一女在照相，他们摆出很亲密的姿势，脸上都在笑，慢慢你会发现他们的姿势越来越怪异，好像都是男人在操纵女人，我想表达的是，看上去亲密和谐的关系，潜藏在下面的可能是一些矛盾，或者一些冲突，是男人试图掌控女人的那种感觉。”

　　在黎海宁看来，“在两性间的基本格局里，女人从来都有着几乎先天般的弱势地位”，男女感情的地位转换，从古时女性被侮辱和损害开始，她们在男人那里碰了壁，就学着穿上跟男人一样的黑色西装，拒绝显示一丝性别差异，高唱着Damien Rice的《woman like a man》，在生活里横冲直撞表达愤怒，“但这不是我想说的真正自由，她们仍不自由。”

　　究竟该怎样获得自由？作为一个“温和的女性主义者”，黎海宁尝试给出了这样一种答案：愤怒和盛气凌人，卑微与惊慌失措，这些都不是平等自由，男女之间的和谐之道，无非是互相给予互相索取互相爱，也许所谓的平等，“只有在此刻，才有存在的可能。我想表现的是女性开始找寻自己。”

　　表达，让她们一无所惧

　　懂得找寻自己，是黎海宁欣赏的人生态度。正因如此，她很欣赏香港女作家西西与黄碧云。“西西的《白发阿娥及其他》，呈现了年老、成长、自省、审视的意味，而人需要看清自我、找到自我才能达到‘对世界从失望到再度充满希望’的转变”。而作家黄碧云笔下的温柔与暴烈，“正暗合了舞蹈中无处不在的冲突和张力”。

　　出自对西西与黄碧云的喜爱，舞蹈《女书》某种程度成了两位作家的文字与现代舞蹈语言的巧妙结合。黎海宁回忆，构思《女书》时她觉得，既是表现女性书写，这个舞蹈便可直接引用一些女性的文字，于是马上想到了黄碧云。“我从她的书里面找一些很有感觉或者很有诗意的句子，选出一些我觉得和这场舞特别吻合的片段。”所以在《女书》的很多部分，观众能看到的是用流动的文字做背景的舞台效果。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识流文字，诸如“痛与安定之间，你如何选择？”或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便没事了”，又或者“一定会有那么一天，记忆与想念，不会比我们的生命更长”，给予了舞者们无尽的表达空间。身体语言与文字语言结合为一处，反复向观众拷问着那几个永恒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该如何更加自由一些？

　　《女书》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提问“为何舞蹈里处处弥漫不快乐的气氛？”黎海宁回答说：“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对女性，对人生的归属，所以一看上去整体有一些悲哀的感觉。我的舞没有开心的结局出现，也许是我有些悲观的性格吧。”

　　《女书》中在探讨“那些为寻求自由和幸福而搏斗的女性生命”的最后一幕舞蹈中，只有一名女演员，对着抽屉源源不断地掀出无数白纸，音乐痛苦低沉，空白的页面仍等待着女人们去书写，没有结局，也没有答案。

　　或许，恰如香港舞蹈家曹诚渊先生的解释：“艺术家把舞蹈呈现给观众，使命就可以结束了，如何解读以及怎样思考，是观众的事情。”毕竟，艺术只是帮你打开一扇门，最终还需要你自己走入、探索、体悟。

　　曹诚渊为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也是这次《女书》大陆巡演的领队。在演出结束后的观众见面会上，曹诚渊还顺带为大家普及了一个现代舞的小常识：“我常被问及现代舞的规则或模式是什么？这里其实有个误会，现代舞没有一定的章法和模式，它不像芭蕾舞、古典舞或民族舞，它就是一种你想怎么样跳都OK，怎样可以表达你的想法就怎么跳的舞蹈形式。” 这样看，“女书”似乎也有这样的“随意性”。从四百年前以方言书写生活的旧时湖南妇女，到四百年后的香港作家西西与黄碧云，及至小说《雪花秘扇》的作者以及如今以舞蹈语言呈现《女书》的编舞者黎海宁，不同时代的女性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内心最隐秘、细微和敏感的心境。也许，文字和表达不能完全消除人的苦难，却可以使苦难得到理解，因为可以表达，人在精神上也就更趋近于自由之境。恰如女作家黄碧云曾经所感悟的：“我书写的时候，一无所惧，什么都可以，卑微的生命，因此充满光采。”让女人卸下生活重负、一无所惧、充满光采，这或许正是古老“女书”能够不断焕发新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