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别
蔡子强
1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BC电视台的《World News》节目中,向主播Diane Sawyer说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宁愿做一任有为的总统,也不愿做两任平庸的总统。”(I'd rather be a really good one-term president than a mediocre two-term president。)
就是在这样的坚毅意志之下,3月21日晚,白宫终于力挽狂澜,争取到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的轻微优势票数,通过历史性的健保改革法案。当投票结果揭晓时,奥巴马和幕僚长伊曼纽尔兴奋得相互击掌和拥抱,副总统拜登则因喜极而双目含泪。
他们是值得如此高兴的。老实说,过去一年可以让奥巴马放弃健保改革的理由和借口,远远较可以让他坚持的为多:
他每天都被反对健保改革的共和党、茶党、中产阶级、商人尤其是保险公司痛斥,更在里民大会(town hall meeting)中,被民众恶毒地骂作纳粹、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希特勒等,可谓不胜其烦;
金融海啸加剧美国经济衰退,加上政府天文数字的赤字,在此情况下背上近100万亿美元的健保方案,无异雪上加霜,政治上极不明智。较为聪明之道,是先处理经济和金融;
受健保改革拖累,奥巴马的民望从高峰不断滑落;
过去一年来几次国会议席补选中民主党屡战屡败,尤其是输掉小肯尼迪病逝后遗下的本以为十拿九稳的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席,更让全党上下震动。爆冷赢出的共和党议员Scott Brown,标榜反对健保改革,让改革前途蒙上阴影。奥巴马的亲信和幕僚都劝他,一动不如一静,暂缓这项极具争议的改革,避免节外生枝,待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再说。
换成一般政客,看到势头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多会避一避风头火势,舍难行易,待11月国会中期选举尘埃落定,才谋定而后动。
但正如美国作家James Clarke所说:
“一个政客,盘算的是下一次选举;而一个政治家,心之所系的却是下一代。”(A politician thinks of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奥巴马有一个梦想,比起眼前的利害盘算要来得重要,那就是要让每一个美国人,无论贫富,都能够享有健保,以便他们患病时,能够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这个当今富甲全球的头号超级大国,竟然还有3200万人完全负担不起任何医疗保障计划,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这是奥巴马的信念所在,也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也明白什么叫作蹉跎岁月,不乘民望还有些老本,押在自己的重点改革项目上,左思右想,到头来只会一事无成。
正如去年5月11日我在本专栏《就职百日定江山》一文中写过的,政治学上有所谓“黄金100日”的法则,那是指现代政治领袖,如总统、总理,他们的权势、声望并不是与日俱增,点滴积累;相反,往往是上任之初达到顶峰,再从高峰上不断损耗、滑落。今天的传媒和舆论惯于犬儒和挑剔,他们与新任总统的蜜月期十分有限,愿意对这位新手手下留情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100天,甚至更短。因此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总统必须果敢迅速,否则正如广东俗语所云,“苏州过后无艇搭”。
奥巴马深明这个道理,刚上任还处于民意蜜月期,便把高民望押在健保改革上。
高民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用来“成就大业”,而不是用来“袋袋平安”。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便被称为只会看着民意调查做人,只会做一些讨好民意的事,结果因为左摇右摆,到头来,除了生存之外,一事无成。
正如曾长时间与他合作,对他了解甚深的心腹莫里斯,在其撰写的克林顿专书《Because He Could》中所总结的,这位总统的施政,多是外在政治环境和生态刺激下的反射动作。压力越大,他的斗志及表现出的智慧越高,但他却从来没有什么预设的大蓝图或历史观。这些压力一旦消失,他的潜能往往无法发挥。
另一位资深白宫记者、《The Natural》一书的作者Joe Klein则说:“克林顿丧失了很多政治上的权威和魅力,是因为他与群众靠得太近;是因为他每一刻都企图以民调测试民众的念头;是因为他太过努力去讨好每一个人。可能有一天,史家有关克林顿年代的惟一记忆,就是总统与群众的距离,原来可以变得等于零。”
健保改革最终效果如何,今天无人可以准确预测,但可以肯定,奥巴马已经建立了他的“legacy”(遗产),没有人可以再质疑他没有担当,或者责难“Change”(变革)和“Yes We Can”(是的我们做得到)只是纯粹的选举语言。
奥巴马的故事告诉我们,从政者遭受别人批评甚至恶言相向,本属寻常;民望的升降、仕途的起落,一样在所难免。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缓急先后。
我相信奥巴马从政,除了想当总统外,还有他的“热忱”、“核心信念”以及“缓急先后”,所以到了艰困时刻,知道政治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