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启锐 张婉婷

　　访问童年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袁诚  发自香港

　　有时候我们看见野鸭在水面上游，很淡定的样子，

　　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寻访永利街像是一次负重训练。从皇后大道中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到士丹顿街。右拐，上行数百米，抵城隍街。左拐，拾级而上数十米，右首就是永利街1-12号。4月16日将在大陆上映的电影《岁月神偷》，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如果说陈德森有耐性，拍《十月围城》等了10年；罗启锐的耐性一点不输给他。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想把自己的童年故事拍下来。可惜，公司说，你刚从美国回来，谁也不认识你，怕是不行。只好改拍成家班的故事，因为“当时他们很红很红”。这部名叫《七小福》的电影于1988年上映，为他和张婉婷赢下了第25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0多年后，因为这段渊源，成龙回乡省亲时邀请张婉婷随行拍摄关于自己身世的纪录片《龙的深处——失落的拼图》(因成龙家人有所顾忌，该片未在内地和香港上映)。

　　别人的故事拍得再好，自己的心愿毕竟难了。20年后，罗启锐和张婉婷一起向公司递上了剧本，一个写了哥哥的故事，一个写了妈妈的故事。公司选择先拍罗启锐哥哥的故事，成全了他这部《岁月神偷》。

　　故事说的是1960年代的香港，永利街上开着一家罗记皮鞋。当年清朝出生的奶奶来到这条街，决意让两个儿子一个开理发店一个开皮鞋店，包办街坊的一头一脚。皮鞋店主罗先生沉默寡言，只顾用心做鞋。妻子罗太太能言善辩，三言两语就把“镇店之宝”卖出去，人称“侠盗罗太太”。

　　此时，罗先生也已有了两个儿子。老大罗进一在英文学校念书，成绩优异，还是两届校际跨栏赛的个人冠军；老二罗进二功课却“差差差”，总是被老师罚，要用鼻子顶着黑板来读秒。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经常来“敲竹杠”，孝敬得迟了些，政府就要“帮你搬家”；激进分子受大陆“文革”影响，到处制造事端想要“解放”香港。维持鞋店要四下打点，中秋节罗太太买8盒月饼，自家却只剩下两个。生活不易，罗先生深沉地说，“鞋”字半边难；罗太太却要坚持，“鞋”字半边佳。

　　不久香港遭遇时速170公里的台风。一家人虽奋力保护家业，却还是要面对一地破败的惨况。罗进一在这场风暴中倒下，被送去医院后查出了血癌。

　　罗太太念叨，“一步难，一步佳”，“做人总要信”。她和罗先生只要看到儿子稍微好转就特别高兴。而罗进二在哥哥得病后总算懂事起来。

　　罗进一终于不治。罗进二想起奶奶的话，把自己的宝贝都扔进了海里，希望能够“填满苦海”，和哥哥见面。他这才发现，在自己偷这些小东西的时候，自己最爱的人却被偷走了。

　　之后罗先生去世，弟弟考进哥哥的学校，渐渐懂事。他和妈妈去扫墓，看到天际映出彩虹。

　　周润发把老爷车卖给了我

　　罗启锐和张婉婷是香港电影界有名的黄金搭档(张婉婷纠正记者的误称：“我们不是夫妻档，只是搭档”)。两人都在香港长大，都在港大念书，之后都在香港电台工作，但真正熟识却是在美国。在纽约大学电影系他们是同班同学。班上只有3个华人，另一个来自台湾(前几届也有台湾人，其中一个叫李安)，自然亲近起来，觉得一起创作有激情。

　　1985年，3人合作拍摄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讲述没“身份”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唐人街的生存故事。他们经费很少，就找到了邵氏公司。邵氏给了他们100万港币。这部小本经营的影片，台前幕后都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最后卖了500万港币，张婉婷更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罗启锐编剧、张婉婷导演的黄金组合就此奠定。而那位台湾同学，回去之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后来拿拍广告赚的钱投资了一部电影“还愿”。

　　此时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因为《非法移民》名利双收，两人得到机会继续拍片。1987年、1989年分别推出了《秋天的童话》和《八两金》，与《非法移民》并称“移民三部曲”。

　　《秋天的童话》由周润发和钟楚红主演。当时，周润发因为绯闻影响了公众形象，被认为是“票房毒药”。但张婉婷觉得他戏路很宽广，既可以演流氓也可以演绅士，身上又有浪漫气息(《秋天的童话》后来是在美国拍的，剧组的美国女孩都很迷他)，最适合主演《秋天的童话》。

　　周润发就邀请她去看已经拍完尚未公映的《英雄本色》。看完片子张婉婷用力鼓掌，说他一定能火起来。周润发笑言她是在安慰他。之后，《英雄本色》公映，他果然火了，档期排得非常满，却还是如约出演了《秋天的童话》。最终，这部电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

　　因为这段缘分，他们成了好友。周润发去美国发展前，把自己的老爷车卖给了张婉婷。他很疼他的车，说，“要是你不要了，不要卖给别人，一定卖回给我。”后来《玻璃之城》里黎明开的，就是这辆很老旧的奔驰车。

　　当时不少人鼓动他们拍《秋天的童话》续集，说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静下心，选了沉重的历史题材——宋氏三姐妹。片子从1992年开始筹备，4年后才拍完，光资金就筹备了一年，因为投资者都觉得这个题材太冒险。

　　为了让影片通过审查、顺利上映，下着大雪的寒冬里，张婉婷每天不停剪辑修改，一直剪到能通过为止。这份韧性，罗启锐也深感叹服。

　　1998年的《玻璃之城》、2001年的《北京乐与路》后，2005年，两人做了一台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多媒体音乐剧《电影之歌》。编剧罗启锐、音乐李宗盛、美术叶锦添，这样的班底，可以想见张婉婷需要怎样的掌控力。她说作为导演，她是最清楚全剧方向的人，要统筹全局整合各种意见。有时他们会去李宗盛的工作室开会。那里专门有一个现场烤面包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在阳台上谈工作，同时也不耽误喝咖啡、吃蛋糕、听音乐。

　　没能力的神重新上路

　　罗启锐和张婉婷的性情基本上是对立而互补的。两人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着眼框架，一个沉迷细节。通常他们一起构思故事，再由罗启锐把场景、对白、细节等丰富起来；罗启锐习惯“三思而后行”，拍电影前要考虑诸多问题；而张婉婷是实践派，一边思考一边付诸行动。

　　罗启锐曾鼓励张婉婷试着和别的编剧合作，碰撞出另一种火花。但张婉婷往往在和别人开了一两次会后，还是回来找他。

　　相比编剧，罗启锐其实更喜欢导演。但他常常考虑得太多，以至于无法开始拍摄。他觉得导演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有点像神。可惜创造的东西往往不如设想中的完美，有时还眼睁睁看着创造物脱离自己的控制，成为矛盾混乱的东西。结果成了没能力的神。

　　刚拍完《七小福》时，剧组的人兴奋地开香槟庆祝，他却坐在摄影棚外独自落寞，觉得很多东西没拍好。他坐的地方正对着一个表示调头的路标，仿佛在暗示着他。他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去，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镜头要拍？但背后人群兴奋的声音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他虽喜欢做导演，至今却只拍过两三部电影。10多年里，他推掉了几十部片子的导演邀约，因为总是对剧本不满意。最近才想通——世界上大概没有完美剧本这回事，以后有八成喜欢就拍吧。最近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是自己写的剧本，讲述100多年前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

　　有朋友赞叹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罗启锐却笑着说：“有时候我们看见野鸭在水面上游，很淡定的样子，其实它的两只脚在水面下踩得不知道有多忙呢。”

　　“宽鞋紧袜”和“拉衫尾”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罗先生是编剧和导演，张小姐是监制，编导的工作好理解，监制主要是做什么？

　　张婉婷：其实就是做平常的工作。这是他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当导演，我基本上是在现场帮忙，指导小朋友的戏。你不能让小朋友觉得自己是在演戏，而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进了这个家庭，然后真的发生了那些事。钟绍图他只有7岁，识字不多，所以我们连剧本也没有给他看，以免他回到家，他爸爸妈妈教他演戏。都是现场给他一个情境，比如今天你就去天台学校上课吧，他就真的以为是上课，就跟小朋友玩啊、唱歌什么的。

　　罗启锐：他这个年纪很相信人家说的话。跟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他每次都会问，“真的吗真的吗？”我说，“真的，她永远不回来了。”他就哭了。

　　张婉婷：很奇怪，他每次都信。(笑)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比较文艺，为什么要用“岁月神偷”这个不怎么文艺的名字？说岁月是最大的神偷，它偷走了什么呢？

　　罗启锐：我一直比较喜欢“岁月神偷”这个名字，序幕时就打出了“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整个时代，都被它偷走了，它偷的力量比每个人都大。电影中的小孩子偷鸡摸狗，“夜光杯”、英国国旗、齐天大圣(塑像)……他没想到偷这些小东西时，他最爱的人却已经被偷走了。

　　人物周刊：电影中有一些很有趣的场景，比如说吴君如卖那3双镇店之宝，这些场景都是罗先生构思的吗？

　　罗启锐：那时我就常常看到老妈这样子卖鞋，什么“宽鞋紧袜”都是我听她说的。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很多都是那时候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写喜剧相对比较少，奇怪的是，写起来好像很容易。我坐下来想一些觉得很好笑的情节，自己笑一回然后就写下来。我平常比较喜欢留意人家干些什么事情，觉得还好笑就记下来。

　　人物周刊：包括5个大人带8个小孩去看电影也是真的？

　　罗启锐：都是真的。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词叫“拉衫尾”，拉衣服的尾巴，意思就是跟着人家占点小便宜。比方说我来舞会“拉衫尾”，就是只邀请了他没邀请我，我跟着他来。那时候很流行的。有时一个大人看戏带两个小孩进去。或者小孩子想进去看戏，偷偷跟在一个人后面，很轻很轻地拉住他的衫尾，那人没注意到，然后看门的以为是那人的孩子，就这样进去。

　　张婉婷：从前这是允许的，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但电影里非常过分，5个大人带了8个小孩，而且16岁的孩子说是13岁，比较夸张。

　　任达华用两个星期学做鞋

　　人物周刊：《岁月神偷》里有几句话给人印象很深，比如任达华说“鞋字半边难”，吴君如说“鞋字半边佳”。还有任达华说，“做人最重要是保重个顶。”这个顶是什么？

　　罗启锐：就是安身之所。我有一个顶，我就不怕了，就能往下走。没有一个顶，下雨啊、刮风啊，他都没有安全感的。那时我老爸常常说有个顶最重要。

　　张婉婷：香港人蛮重视那个顶的。有一个家、有一所房子，就有安全感，就好像一切都可以解决。

　　人物周刊：电影里吴君如在很艰难的时候也还是说“做人总要信”。这可能代表某种香港精神，就是人要有信心。但特别强调精神，也就说明客观上很难，是鼓励自己。

　　罗启锐：那时候香港刚开始发展，有很多贪污和不公平的事情，市民整体上很穷，如果你信心不够，会觉得很难受。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就这样走下去。”否则没有勇气对抗那个社会。

　　人物周刊：谷德昭演了个做旗袍的上海人。为什么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上海人，比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都有？

　　张婉婷：那个年代很多上海人在香港。1949年的时候，很多有钱人从大陆跑到香港，其中很多是上海人。上海人比较有钱，也比较有技术，比如做裁缝之类的。我那个时候住在北角，北角叫“小上海”，有很多上海人。

　　罗启锐：有几个行业很多上海人。电影最厉害，比如邹文怀(1949年来到香港，1957年加盟邵氏电影公司，1970年与人合作创办嘉禾电影公司，挖掘了李小龙、许冠文、成龙、洪金宝等影星。)裁缝也是，剪头发也是，很多上海的老师傅很厉害，还有很多上海厨师。

　　人物周刊：这次任达华演的角色和以往的形象差异很大。

　　张婉婷：任达华演戏特别专业。他真的用了两个星期跟老师学做鞋。补鞋的时候，他的手势是很准确的，电影里面划皮的动作之类都是他自己弄的。

　　罗启锐：那时我老爸偶尔也会出错，他一出错就很生气，因为一整块皮就报销了。

　　“我跟姜文说，你就是我戏里的马龙·白兰度”

　　人物周刊：罗先生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1981年的《岛的故事之沙之城》，主角是张国荣，那时他还刚出道没多久，之后有没有跟他合作过？

　　罗启锐：这是我第一部用胶片拍的，之前我用DV拍过。张国荣扮演一个小和尚，每一集半小时，拍了4集。

　　之后我们没有再合作过，可能是没有适合他的角色吧。我有一部片本来是想找他拍的，可他后来死了。

　　张婉婷：如果他不死，我们肯定会找他演《电影之歌》，2005年在北京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的那个。他唱歌、演戏这么好，可惜没机会了。

　　人物周刊：罗先生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皇帝的新书》，提到一些娱乐圈的逸事，比如你们和章子怡的会面。

　　张婉婷：那时候我们刚拍完《宋氏三姐妹》没多久。因为找资料在北京呆了很久，然后要剪片审批，连着在北京，所以认识了很多北京人。然后筹拍《北京乐与路》，讲摇滚的。要找一个年轻演员，后来找到了舒淇。

　　罗启锐：那时候章子怡还没红，还在迪斯科跳舞、见导演，很开心很开心的样子。陈志强(音)说让她来见见导演吧，她就很开心地进来打招呼：“导演你好！”

　　人物周刊：《宋氏三姐妹》用了大陆演员姜文演三姐妹的父亲，为什么？

　　张婉婷：《宋氏三姐妹》需要一个分量比较重的父亲，有这样的父亲才可能培养出这么传奇的3个女儿。我觉得大陆、港台最有分量的演员是姜文，我就去问他了。他从来没演过配角——其实那不是配角，但是戏份比较少，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是不太愿意接的，跟我说他英文不行，也不懂怎么唱歌。

　　我死活就找他，有三四次，每次都说歌我可以唱给你听，或者你可以跟着带子学；英文我肯定你可以，你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最后我跟他说，你看过《教父》吗？科波拉找马龙·白兰度演一个父亲，戏份也不太多，但是很重，没有这样的父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家庭，你就是我戏里的马龙·白兰度。

　　人物周刊：当时姜文在香港也很出名吗？

　　张婉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名，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演员。我找演员不在乎他出不出名，比如周润发演《秋天的童话》时也还没出名啊，号称“票房毒药”，但我觉得他适合那个角色。姜文我死活都要找他，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他来演这个传奇的父亲。

　　人物周刊：据说《玻璃之城》是你第一部在香港本土拍的电影，之前都是在美国等地取景。为什么拍了那么久才回到香港来拍呢？

　　张婉婷：好像是。头3部在美国，《宋氏三姐妹》是在大陆和日本。可能是因为刚开始总是在拍身边的人物，在美国读书和居住，见到的都是非法移民、唐人街之类。然后香港很快要回归祖国，我开始读中国历史，发现了宋家三姐妹，马上决定去大陆拍一个历史故事。

　　97之后，香港很多东西要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念大学时住的那个宿舍，所以我要马上记录下来，不然我的记忆也会跟着被拆掉，我以为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我就把我那个年代的大学故事拍下来作纪念(指《玻璃之城》)。这座城市的很多东西很漂亮也很虚幻，就像玻璃。

　　《岁月神偷》如果现在不拍，永利街没了可能也就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