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临蜗居化风险

　　江 迅

　　日前，香港有一场“无壳蜗牛”游行，由“关怀香港”的一个团体举办，他们正策划采取下一步行动：在政府礼宾府门外露宿。他们宣扬的是，香港人置业梦破灭，蜗居斗室，怨气满腹。游行队伍中的黄先生夫妇，对着电视镜头说，1997年香港楼市泡沫爆破前，他月收入不到3万港元，以300万港元高价买入一个住宅，不久便成了负资产人士。他说：“我游行是要宣泄怨气，如今的香港楼价实在升得太快太高。政府应该复建居屋，给市民多一个选择，现在政府太偏帮地产商，我只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上楼’。”

　　香港人最爱什么，无疑是爱楼爱房。楼市宏观调控政策在内地轰轰烈烈，特区政府打击炒楼也频频出招，都深受香港人关注。当下，香港的楼价问题，已是成千上万家庭的所思所系。现在的香港楼市，好像叉烧已经卖到一斤1000港元的天价，而卖叉烧者还要“呃秤”(做手脚，骗分量)。楼价高，置业难，多少家庭把大量积蓄押在房子上，为供楼当上二三十年“房奴”，换来的仍只是一个斗室。市民买不起楼，在没有选择下成为租户，甚至成为公屋租户，这趋势正在发展。

　　过去的一年楼价飙升，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调查显示，香港最新楼价数字，比一年前升幅达27.7%，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升幅之冠。香港的另一项调查显示，部分豪宅价格已超越1997年年中的最高峰水平，多个地区成交活跃的大型屋苑，最近成交价已达1997年首季水平，直逼历史高峰。在高楼价的民怨声中，香港人纷纷将香港与新加坡作比较。尽管香港人并不喜欢新加坡，认为新加坡不是天堂，民主和言论自由都不如香港，但“星(新加坡)人安居，港人蜗居”，新加坡的房屋政策的成功之处，值得香港借鉴。

　　香港与新加坡的面积和人口都相近，也差不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步推出公营房屋举动，但新加坡的公营房屋政策经40多年发展，今天已与香港有天渊之别。香港人为了解决居住问题，至今仍付出沉重代价。

　　新加坡八成人口居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近乎90平方米)，这组屋与香港的居屋类似，香港的公营房屋(公屋加居屋)约占香港总单位数目的一半，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积大于香港人一倍，新加坡的私人住宅价钱也远远低于香港。

　　由此可见两地社会发展理念的异同。香港强调小政府大市场，政府不应干预，要退出房屋市场，而新加坡的理念却是，房屋是国民安居之本，供楼主要靠政府，商人仅扮演一个配角；香港强调住房是商品，属于自由市场范畴，炒卖也是市场活动，新加坡则强调住房是必需品，有助社会稳定，没有什么自由市场可言；香港的公营房屋只照顾低下阶层，新加坡则照顾大部分人；香港楼价高企，买楼被视为投资保值的功能，新加坡却偏重楼宇的居住功能，强调实用价值。

　　在“有楼自住”、“租私人楼住”、“租住公屋”这三种形态中，香港社会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倾向？2002年，香港经济及楼市陷入低谷，炒家绝迹，私楼价格跌到与居屋相仿，当时政府退出市场，停建停售居屋，是果断而合适的决定，如果在楼市低迷时仍强行增加供应，只会使负资产一族雪上加霜。8年后的今天，香港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政府为何依然死抱着8年前的政策不放，令人难以理解。当下，一个切实可行而把伤筋动骨的影响降到最小的办法，就是复建居屋。当年，港英政府推行居屋计划，目的就是要增强港人的归属感，令社会稳定，此举还一度是新加坡的学习对象。

　　高楼价已是香港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楼市政治风险骤增。香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赞成激烈抗争的香港人数大增，其中一个原因是与不少人劳碌半生才换来斗室有关。如果继续目前的政策不变，令地价楼价被炒高，百姓置业需求难以有效解决，民怨只会日增。从新加坡到香港，从香港到中国内地，高楼价，置业难，应引起执政当局政策理念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