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在民间

　　“只要资本和艺术存在，《凤凰》背后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完”。

　　撰稿/燕 舞

　　4月份，艺术家徐冰历时两年、几乎全部利用建筑废弃物制作的两只大“凤凰”，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挂了20天。然后，“凤凰”被运往上海，拟于世博会中国馆的主题大厅展出。

　　吊装作品“凤凰”大小分别为28和27米长、8米宽，重12吨，被6台大吊车吊至15米高的空中悬挂。作为背景的是北京CBD金融区的央视新大楼、国贸三期主楼等。连美术馆对面小饭馆的服务员都知道，这是“艺术品”；那个小饭馆外烤羊肉串的师傅只是担心“它总不能老吊在那儿吧”，他不知道，那种承重50吨的大吊车每台一天的租金要3000元。

　　画家张晓刚和刘小东等悉数参加了由诗人欧阳江河主持的开幕式。展览期间，今日美术馆两度为之举行学术研讨。而就在“凤凰”占据各大媒体文艺版头条时，与徐冰、古文达和黄永砯并称中国当代艺术“海外四大金刚”的蔡国强，正在为上海外滩美术馆筹备5月初的开幕首展“农民达·芬奇”，他尝试用那些从各地农民发明家那里收集来的潜水艇、飞碟、机器人等表达“农民让城市更美好”的理念。

　　想去北京的CBD

　　“徐老师为这个作品耗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诗人翟永明撰写了“‘凤凰’的故事”文献展的连环脚本。2007年1月，台湾睿芙奥艺术集团代表香港富豪李兆基的财团，找到刚回中央美院担任副院长的徐冰，请他为该集团在北京CBD的财富大厦的中庭(这是一座连体双子楼)做一件艺术品——徐冰的《天书》(1988)、《鬼打墙》(1990)和《文化动物》(1993)早已名声在外。

　　对方的慈善业绩和资助美院的许诺，让“很少接这种公共艺术”的徐冰破例走进了工地，“现代化的大楼和低级的施工方式给从未踏进过中国建筑工地的徐冰很大震动”。于是，他想到用现场的建筑废料及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来做一件作品，将来挂在财富大厦70余米长、30米高和28米宽的奢华中庭，取“有限的飞翔的意象”。

　　曲牌名《鹤冲天》也很贴当时中国股市和房市的上扬之势，但“驾鹤西归，羽化升仙”等联想遭到了甲方反对，徐冰又从仙鹤转移到凤凰的意象上，“‘凤凰涅槃’有再生的含义，这与垃圾和财富有隐喻的关系。建筑废料本身的底层感和粗糙感可以衬托大厦的金碧辉煌和奢侈。后者的华丽又可以衬托作品的现实感。”

　　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凤凰造型后，徐冰希望这两只“凤凰”能“更像比较早的汉代的感觉”、“更像一只野蛮的凤凰”。做泥稿时，他和助手在颐和园意外发现了两只圆雕凤凰(凤凰多为浮雕)。在睿芙奥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北京奕东园雕塑制作中心承制——该中心承制了北京奥运会中60%的雕塑。

　　此后两年充满实验性的工作，让毛奕东厂长及其工人不得不和艺术家团队一道边制作边创作边调整，从让凤凰翅膀“看上去像”这样的小目标开始。2008年的一天，曾投资《三峡好人》的艺术收藏家淡勃听了“凤凰”的创作设想，“立刻就激发了我的一些经验——把艺术的创意具体到表现及组织管理上”，“他的几个助手很优秀”。淡勃边写边画，给徐冰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正式制作在一个严谨的设计方案下进行着，渐渐地，挖土机的臂成了“凤凰”的脖子，砸土机机头成了它的头部，凤冠是用废弃的安全帽做的。由各式建筑钢条组接而成的凤尾“有一种民间皮影造型的效果”，这得益于淡勃12岁的儿子一伦的“胡诌”：“古语说：凤凰看尾不看头！”

　　“凤凰”的羽毛则用铁锹拼接而成，施工的彩色围栏布做成了飘带，“我希望它很浪漫，很美，同时又很凶猛，带有神性”。中途，徐冰又结合财富大厦的夜间效果做了“凤凰”的LED和荧光效果的试验，这样在夜间展出时格外漂亮。睿芙奥也做了大量工作，让缺乏艺术细胞的甲方逐渐了解和接受这两只不断成形的“凤凰”。

　　然而，奥运会的召开让北京所有工地必须停工三个月，急需的建筑废料也得去北京以外的城市收购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甲方的内部分歧更是雪上加霜，甲方最终放弃了雏形中的“凤凰”，徐冰也不能接受在“凤凰”外部包一层水晶的建议。

　　在“凤凰”停工的半年间，学者、艺术家、学生和官员纷纷前来参观。最早来观摩的文化批评家李陀将它与墨西哥艺术家迪戈·里维拉当年给洛克菲勒家族绘制的那幅含有列宁头像的著名壁画相提并论：“这两个作品的相似不仅在作品本身，也在委托方与艺术家的关系上，揭示出艺术和资本之间的反讽，对峙和写实性；以及偶尔的合谋。”李陀还叮嘱徐冰的助手同步记录，为同名文献展做准备。

　　睿芙奥想法设法地推介“凤凰”，承接上海世博会中轴大道雕塑项目的法国密特朗艺术基金会对此很感兴趣，但“凤凰”的尺寸、承重和防雨等问题，让它放置在世博大道中轴线和中国馆红鼎中间的设想均告流产。

　　资金和安放地都还没有着落，被水冲洗过的“凤凰”又开始生锈。2010年年初，睿芙奥成功说服台湾广达电脑集团总裁林百里重新注资，制作重启。给“凤凰”除锈时正值2010年那60年来最冷的冬天，睿芙奥从法国罗丹雕塑研究专家那里订制的防腐剂好不容易提前拿到，但它需要在5度以上使用，当时气温已低至零下十几度，“施工人员只好将‘凤凰’分成几部分，分段搭起小帐篷，生火炉升温，一段一段地加工。”

　　做好防腐处理，“凤凰”才终于“变得接近徐冰最初设想的那种出土文物带着包浆却又被长期把玩的沉稳丰富的色彩效果”。接下来，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备选的展览场地都被徐冰放弃了，他拒绝“百鸟朝凤”式的联想，“也不认为画廊或美术馆是凤凰的理想归宿”，“这对‘凤凰’揭示的是艺术与社会和时间的关系，与中国这两年的社会现实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所以，真正适合它的空间应该是北京的CBD。”2010年春节前后，徐冰踌躇满志地准备在CBD展出这对“凤凰”，但这个最合适的方案最后因故取消。

　　就像纪录片《寻墙壁》中的迪戈·里维拉到处寻找他要的墙壁一样，“现实中的‘凤凰’也在到处寻找它自己的归宿”。退而求其次，徐冰最后找到了今日美术馆门前的小广场，至少“远处CBD金融区以CCTV大楼为首的那些密密生长、巍巍矗立的建筑背景，活像‘凤凰’这个作品的最佳注脚”，“只要资本和艺术存在，《凤凰》背后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完”。

　　艺术家和资本家的区别

　　在今日美术馆为“凤凰”举办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贾樟柯主讲了“资本与艺术：共谋中的紧张”。无形中相呼应的是，陈丹青4月7日在北大“未名讲坛”演讲“谁养活了艺术家——世界艺术赞助史浅说”。

　　贾樟柯不拍电影时的收入来源就是给IBM等大公司拍摄广告，他认为资本已成为当下中国最显著的存在，艺术家必须直面资本。而且，资本背后的个人是具体的，并非都是公众想象中那么可怕的。贾樟柯认为自己有智慧和能力“摆平”资本。

　　对此，徐冰也深表同意。虽然贾樟柯只是众多发言者中的一位，但却成为“群殴”焦点，传统的知识分子思维还是习惯于将艺术和商业对立起来。然而，艺术与资本的暧昧关系存在于总投资超过2000万元的“凤凰”的制作全程。

　　旅居海外18年的徐冰做过许多展览，都是国际性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拿着艺术家简历和展览记录先去筹款，“这次确实用很多的精力面对几方的关系，不光是甲方，还有委托方，还涉及中国社会的进程、事件、经济的变化”。

　　“开始就是来自与一个经纪公司的合作，它的命运就必须要在几方面的目的和诉求之间来挣扎。”徐冰最终答应接手这个项目，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的他急于找到资助，从而“报答”学校并证明自己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甲方最初希望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凤凰”，“那个时候经济正在非常高涨的时期，甲方处在激昂振奋、在中国发展很多有意义的项目的状况下，接受一个带一点自嘲性、调侃性、有一定幽默的作品是很有可能的”，但“经济危机以后，资本家接受调侃、自嘲的程度就在变”。

　　“艺术家要的和资本家要的在很大程度还是有区别的。就像这个展览，我一定要在这个环境中作为独立的作品发表，但是委托方他们就希望将来好好地做一个展览，比如有很早的宣传计划，有红地毯，有什么样的人来参与……这是今天艺术界非常流行的样式，但是我觉得不是我的风格，我还是喜欢带有一定实验性的态度、独立的态度。”徐冰曾想部分地满足甲方“希望要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的诉求，计划“做一个镂空的纸浆的‘凤凰’”挂在原定的大厅中，但甲方和中介方的艺术分歧最终还是不可调和。

　　台湾广达电脑集团总裁林百里注资2000万元，这位爱好艺术的企业家还允许徐冰先使用“凤凰”三年，“这三年可以由我们来安排，在我希望的地方展览，包括国外。”

　　这样的善解人意毕竟属于个案。大多数时候，资本巨鳄和独立艺术家的终极矛盾不可避免。“凤凰”的展出囊括了近年流行的文献展，但一经写下便是永恒。助手陆新2009年6月19日日记的一个细节就生动描述了徐冰面临的商业压力，以及急于展出甚至卖出“凤凰”的迫切：“路上，徐小姐不断来电关照丹丹要买好水、杯子等，以便让下午来的法国人感觉好一点。下午3点不到，密特朗基金会的人如约来到工厂看‘凤凰’，×××陪同，但徐冰迟到了20分钟。过程中，法国人似乎很感兴趣，但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徐冰和密特朗等人寒暄了几下，便大概开始推销自己的‘凤凰’，法国人也不是太想久留此地，大约20分钟左右便离开……”

　　在广达电脑和四川文轩艺术投资管理机构的赞助下，“凤凰”在今日美术馆成功进行了首展。不过，这个“有点折磨人”的过程远未结束，“以后还会有很多的麻烦，比如它的保护的问题，它的存放。”

　　重新激活“人民性”

　　“我希望这个作品的手段和中国最民间的方式相像，有很强的人民性。民间的方式都是用最低级的材料，表达对特别美好的未来生活向往的一种境界。”从一开始，徐冰对建筑废料的选用和对雕塑工人的倚重，就开始体现他对“人民性”的追求，他也一直强调“要加强有建筑感的材料”。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从1988年就开始发表关于徐冰创作的评论，他认为“凤凰”是“高度帝王化的象征”，但还记得徐冰早年去他所住的堆满煤气罐的宿舍楼，还一个劲儿地说“这样感到很亲切”。

　　“我对艺术的态度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最早的艺术教育给我的概念。走了那么多地方，参与了那么多活动、工作，也经历了很多艺术观念的阶段，我认为最早的我对艺术的理解，还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一个依据和武器，它是有效的。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但是当我经历了一大圈以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帮助我在国际上工作，在艺术上提升，它是最核心的艺术观”，艺术观念的变迁和返璞归真让徐冰认定一个并不新潮的理念，“像观念艺术、抽象艺术、极简艺术、波伊斯、杜尚……都属于一种艺术的概念、知识，我可以了解，但对我并不具有核心的哲学的指导性作用，只作为我参照的一个系数。”

　　1970年代初高中毕业时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小高潮，徐冰去了当时北京最穷的延庆县花盆公社的收粮沟村插队，在那里出黑板报、编油印刊物《烂漫山花》、给老乡画极具王式廓风格的素描、读《毛选》，“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每逢有村民结婚，都喜欢请徐冰去布置洞房，因为他家父母、哥姐、弟妹俱全，这样的“全人”能带来儿女双全多子多福的彩头，“在收粮沟接触到的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1977年考入中央美院版画系后，徐冰“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当时的中央美院还在王府井，但徐冰“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老师在点评创作时也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

　　1990年移居美国后，在纽约有人问：“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坦然作答：“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家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2008年夏，徐冰在肯尼山亚实施了一个艺术项目“木·林·森”，当地儿童通过这个试验系统可以将画的树变成真的树，“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与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这种“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凤凰”。奕东园的工人桑庆峰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也学着用建筑废弃物做些简易的椅子，以便自己最尊敬的这位艺术家来工厂后有个坐的地方。这些椅子居然走俏起来，毛厂长开始把它作为礼物送人；徐冰赶紧收藏了剩下的几把，还拿到文献展现场展出，来观摩的附近居民也兴味盎然地坐上去转几个圈儿。

　　“现代艺术骨子里有不能摆脱的精英主义倾向”，批评家李陀认为“人民性”有可能成为区别于波普、集成艺术等西方概念的东方概念，而且是对“凤凰”的最好解释之一，“凤凰”是徐冰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和波伊斯、杜尚的对话。但“人民性”要祛除前苏联时期的那种意识形态意味，只有做些必要的理论准备才能重新激活它。

　　“徐冰、蔡国强的创意，理论上讲国外都有过类似的概念和做法，他们只是把国外观念中国化地应用而已。这实际上也是整个海归派艺术家的一种模式，他们更多是在组合资源，而不是在探索艺术观念的原创。只不过这种用西方艺术观念表达中国符号的模式，最近又有新的变化，即不再使用‘四大发明’了，而是使用当代中国的符号化现象，比如‘凤凰’象征崛起，农民象征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基础——廉价的农民工。” 艺术批评家和独立策展人朱其在《北京日报》上对徐冰新作并没有那么高的评价，他认为“海归派不应该总是在‘贩卖中国’，这一代海归派既没有引进什么国际先进的文化和艺术思想，也没有像徐悲鸿那一代为中国社会的艺术启蒙做了很多教育工作”。

　　“现在很多艺术家更像一个乡镇企业家，尤其是雕塑、装置和大型艺术，从国外找一个艺术概念和形式，找一批人帮他实施、生产、制作，找美术展览场地做展览，自己在媒体上出镜宣传营销，最后接待收藏家，将作品卖出去。这种企业家化的艺术家，国外也有此现象，但在中国规模更大、现象更普遍，这主要是中国的助手、空间费用便宜，社会公众、收藏家和媒体也不太懂艺术。”朱其批评道。

　　《艺周刊》主编、雅昌艺术网专栏作者陈晓峰也斥“凤凰”为“徐冰的另一种恶俗”。

　　对这些批评，徐冰似乎并不在意，他也不介意对其新作“应景”的指责：“应景和抓住这个时代有共同性”，“紧紧抓住时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艺术家，成为一个有无限创造力的艺术家。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走得很快的时代，它会把你带到一个无边的境地。它到了当代，你就成了当代艺术家；它给你甩到西方，你就成了国际艺术家”，“现在我又回到了中国，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具有实验性的国家，那我想真正优秀的中国艺术家就应该是最有实验性的艺术家。只要你直接地面对这个时代和社会，中国是一个最有可能提示新的文明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进程方法的地方。”

　　【本文参考了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一文，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