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4月29日报道：一切来得很突然。4月18日下午，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树仔镇政府大楼里，人们慌作一团。

　　原定于3点钟在镇政府会议室召开的镇村联席会议，却迟迟不见镇党委书记邵远见的到来。感到不妙的工作人员从阳台爬进书记办公室，发现邵远见已经在床上昏迷不醒。

　　4月20日凌晨1时，经抢救无效，邵远见在电白县人民医院病逝，年仅38岁。死因被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珠网膜下腔出血”。

　　最后时刻

　　周日不休息   午休突昏迷

　　4月18日是星期天。虽然是休息日，但邵远见上午仍陪同有关部门领导到辖下新陂村检查工作。中午，三人一起在树仔镇政府食堂吃饭。

　　用餐完毕，邵远见上三楼办公室休息。

　　在邵远见的日程表中，下午安排的是一场树仔镇全体镇村干部参加的联席工作会议。

　　会议开始时间已到，除了邵远见之外，其余人员悉数到场。有人拨打邵远见的手机，却无人应答。

　　挂职干部、电白县政协崔副主席说：“邵书记最近一直很忙，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可是十多分钟之后，还不见邵远见下楼。大家觉得奇怪，有人上去敲门，仍然没有应答。

　　一种不祥之感袭上众人心头。由于书记办公室的不锈钢门难以开启，于是几个镇干部从阳台跳进房间，却发现邵远见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呕吐物一床都是，还带着血丝。”

　　两天后，邵远见撒手人寰。

　　书记其人

　　生前乐助人  身后留佳声

　　2008年10月，邵远见离开电白县农业局党组书记的岗位，回到自己的老家树仔镇出任一把手。

　　4月20日，电白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对邵远见作出如下评语：“爱岗敬业，上任以来，该镇经济发展及维稳等工作有了明显进步”。

　　4月26日，电白县为邵远见举行了追思会，县里四套班子的领导都前来为邵远见送行。

　　“这是对镇干部最高规格的追悼。”电白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梁小江透露，电白县已经以“因公殉职”名义向茂名市委申请追授邵远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梁小江与邵远见相熟。梁特别交代工作人员，追思会布置现场一定要买鲜花。

　　在邵远见的老家，树仔镇山美村委会上前海村民小组里，村民詹建谈起邵远见，不由连声叹息。

　　今年39岁的詹建，是邵远见的小学同年级同学。据他回忆，以前山美小学距离下前海小组还有两三里的路程，一到下雨天，学生们都头顶着油布去上学。邵远见经常会把年纪小一点的同学拉进油布里面一起躲雨，“可见他从小便关心别人。”

　　邵远见已搬出老家十多年，家里的老房子则无偿提供给隔壁的陈婆婆居住。

　　在“电白同乡论坛”上，网友们对邵远见评价也颇高，称其英年早逝，甚为可惜。

　　镇治反思

　　权小责任大 工作超负荷

　　“连续五天五夜没睡觉。”树仔镇登楼村村民邵如成如此描述邵远见在4月18日之前的工作状态，“就是压力太大过劳了，他才会血压升高，导致脑瘤破裂以致去世。”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线都要从针眼过，乡镇就是这个针眼。”电白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梁小江之前也在乡镇政府担任过职务，对镇政府工作之繁、之难有切身体会。“上面所有的事情，都需通过镇政府来贯彻落实。”

　　对欠发达乡镇而言，维稳、殡改等构成了日常工作的核心，被形象地称为压在乡镇政府头上的“大山”。

　　以殡改为例。提起部分群众抵制火葬的种种招数，电白当地干部大多能讲出一连串生动的故事，其中有的让人哭笑不得。

　　曾有一位干部听说有村民去世了，马上赶到死者家中守候，督促家人把尸体拉去火化。但为了逃避政策，该死者家属却仍然坚持说“人没死”，还要装模作样地喂粥。熬到下半夜，负责干部实在困得不行时，家属则偷偷把尸体运出去土葬。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向南方农村报记者抱怨：工作任务繁重，手中却权力有限——特别是缺乏相应的执法权，使镇政府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在领导问责制之下，乡镇官员往往疲于奔命。树仔镇党政办副主任廖伟灿说，周末上班、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为镇政府官员的常态。

　　针对乡镇一级权小责大的现状，广东省已经开始尝试为乡镇政府扩权。2009年11月初，东莞市27个市级部门下放248项行政管理事项给石龙和塘厦两个试点镇。

　　与扩权同步的是减负。针对一些地方面向基层检查考核过多过滥、增加基层负担、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全省于2008至2009年对面向乡镇街道的检查考核项目进行了清理。经过审核、清理，相关检查考核项目由原来的356项减少为29项，清理比例达90%以上。

　　然而，“扩权强镇”的试验目前基本上在珠三角地区进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广大乡镇而言，仍然是空中楼阁。

　　编后语：

　　从因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到上访者遭镇政府关精神病院6年，在当今的舆论空气中，不少人眼中的基层官员形象往往被与“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等负面词汇划上等号。

　　然而，猝死、自杀，一个个基层官员生命的非正常逝去，也在不断拨动人们的神经。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当更多民众把目光聚焦于官员腐败、干群冲突等事件，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基层官员逐步“诬名化”的同时，对层层压力之下工作翅膀愈加沉重的镇官、村官的生存状态，则很少有人给予足够关注。

　　在中国现代政治结构的脱胎母体——古代官僚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背后，“输出责任”成为高位权力的附加功能之一。在“权力重力”的层层挤压之下，基层官员则往往被迫承担“过剩责任”。

　　虽然扩权有可能加剧部分基层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但权小责大的基层治理困局，已的确无法给那些肯做事的镇村干部以适当宽松的工作空间。而由此导致的焦虑心态，则可能成为基层官员乱作为的重要诱因。(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