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近日，我偶然见到了一份某县法院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任命陪审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附件列出了拟任命的陪审员名单，共计19人。在浏览作为附件的“19名公民情况简介”的时候，我发现，19名“公民”确实都是“公民”，但却不是普通的“公民”，绝大多数都是“官员”或“干部”。其中，县人大法工委主任1人，县政协调研员1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1人，县监察分局局长1人，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调研员1人，建设局主任1人，房产管理局主任1人，总工会主任1人，交通局党委委员1人，镇政府干部4人，团县委书记1人，县妇联主任1人，工商局科长1人，社区党委书记1人，居委会副主任1人，企业财务主管1人。

　　这份“情况简介”意味着，19名人民陪审员中，只有1名在企业工作，其他18名都具有“干部”的头衔。如果把两位社区“领导”排除在正式的“国家干部”之外，具有“正式干部”身份的人也有16人，所占比例高达84%。这个比例表明，人民陪审员的主体部分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民的代表，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人的代表，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譬如教师代表)。人民陪审员的这种构成状况，使该县的“人民陪审员”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干部陪审员”。

　　国家设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是想在审判过程中反映、体现、尊重民意，而民意的载体就是人民陪审员。在审理与判决的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可以把民意带到法庭上，并与法官所代表的法意进行沟通，使审判的过程、最终的判决结果既体现了法律的意图，也符合当时当地的民情民意，以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要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种预期的功能，就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人民陪审员能够真实有效地表达民意、体现民情。要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人民陪审员，具体地说，就是要到普通农民、普通教师、普通医生、普通工人、小商人等群体中去寻找人员陪审员。党政系统中的干部虽然也有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但所占比例绝不能太高，甚至应当很低。

　　干部虽然也可以代表人民，代表民意，但较之于直接从农民、市民、工人、教师群体中挑选陪审员，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而且，如果陪审员的主体部分都是国家干部，那么，人民陪审员制度就成了“干部陪审员制度”，经过“干部陪审员”参与的司法判决，也许可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见，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预期价值就失去了。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