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原告和74名被告：当百年祖宅遇上拆迁

　　一切从拆迁开始。永宁街—热河路地块的开发，属于南京市下关区的“危旧房改造”项目。种种可以想见的利益博弈困局之外，热河路103巷的李家祖宅因为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焦点。李氏家族的后人聚在一起，原本是想讨论如何一致对外，结果现实的利益分配，却让他们不得不先面对一场分家的内耗。

　　主笔◎王鸿谅   摄影◎张雷

　　祖宅故事

　　热河路103巷连路牌都已经拆掉了，只剩下几栋老旧的房屋，与瓦砾堆和断壁残垣为伴，李家老宅是其中之一。若是怀揣寻访古迹的期待而来，只能扑空，昔日“下关首富”的家族荣耀，实在无法通过这杂乱残破、面积不过214平方米的老房子得以彰显。

　　家族故事是让李缨神采飞扬的话题，69岁的他还是闲不住，在朋友的公司里帮忙，每天上下班要骑半小时的自行车，横穿玄武湖。老人家原本是搞工程仪表的，1995年退休之后，突然萌生了梳理家族史的念头。其实也不算太突然，他一直都对往事有兴趣：“母亲过世的时候我才7岁，我想通过那些回忆，更深刻地记住她。”只不过他自己能梳理的脉络，到奶奶那一辈就不清楚了。他就去找伯父李文思，比他年长19岁的李文思，是健在的李家辈分最高的老人之一。“他很赞同，要我干脆修个家谱，可我完全不知道家谱该怎么写，他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写出来再说。1995年我刚好也买了第一台电脑，那我就想，试试看吧。”李缨说。

　　这一试就是3年。家族脉络比李缨已知的要庞杂得多，他说，“好多人我根本都不认识”。但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乐趣，“长辈们有很多故事”。早年的电脑还是UCDOS系统，他用WPS软件一个字一个字敲进去，将时光回溯中浮现的片段和细节与家族共享。两份古旧的资料起了大用处，一个是写着“祭祀用”的名录。“就是个长条形的小折子，展开是一张纸，都发黄了，上面记载着故去的先人。”李缨比划着说，“这是家里以前祭祖用的，从第一个名字开始，每个名字都要依次念到。仪式结束之后，这份名录就会和祖宗牌位一起，放在老宅阁楼专门的龛位上，这名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李均泰。”

　　那李均泰是谁？将家族中的口口相传与史料对照，李缨整理出的故事，就是如今的百度百科的“李均泰”词条，可简述如下：安徽滁州来安县水口镇人，生于1842年，不到20岁只身闯荡南京，以货郎担为生，幸运地娶了神策门内紫竹林大户章姓人家的闺女，继续经商，一度成为下关首富，在“江宁府上元县下关镇永宁街”，即现在的热河路103巷置地盖房，留下一大片宅子，生有5个儿子。儿子们各自开枝散叶，经过一个半世纪，繁衍出了南京下关这一脉的李氏家族。算起来，李文思是第三代，李缨是第四代。

　　“其实除了5个儿子，李均泰还有两个女儿，但她们的名字不在祭祖名录里。”李缨说，“名录上只有李家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李缨的依据是另一份生辰八字资料，“也是个小折子，已经故去的李文耀留下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李均泰的长子李云鑫擅长批八字算命，所以让家人专门写了这么个东西。这上面就有李均泰的两个女儿，但她们的后人就没有记录了”。这也符合古代的家族惯例，女儿出嫁后，冠以夫姓，就成了外姓人，与家族和祖产都没了关联。

　　李均泰打拼下来的家业，历经百年，有据可查的权证也屡经变迁，从1864年同治三年间的地契，变成1935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所有权状，最后是1953年新中国时期的房契。同治三年间的地契，四面地界分别为东护城河、南许姓、西官街、北火神庙。到了1935年，变成东仁厚堂、南张李两姓、西永宁街、北走巷，共计3亩4分4厘0毫2钱。这份土地所有权证上有6个名字，分别是李殿甲(又名李云章)、李云海、李锦文(又名李云程)、李文昭、李文馨和李正瑞。到了1953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新房契上又有了变化，名字还是6个，但变成了李文昭、李文馨、李正瑞、李文亮、李文涛和李文思。

　　保存在南京市房管局里的这些老资料还有个故事。“国民党撤离南京的时候，原本已经把资料打包装箱运到了中山码头上，但后来不知怎么落下了，重新发现后，又被抬回了房管局。”南京市下关区法院民一庭庭长夏雯对本刊记者感叹，“幸好保存下来了，不然就算有新中国的房契，也很难弄明白这个家族的房产继承关系。”这些权证，也成为梳理李家祖产继承脉络的重要依据。

　　意见分歧

　　家谱更像是李缨的个人兴趣，虽然他花了3年时间才完工，还打印出来做成册子分发到尽可能多的族人手中，但并没能因此促成任何家族聚会。李均泰的5个儿子繁衍下来的五房血脉，绝大多数已经离开老宅，各过各的日子。拆迁反倒成了家族聚会的更强大推动力。

　　永宁街—热河路地块的拆迁公告2009年3月20日张贴出来，李氏家族五房的12名代表，4月2日就举行了第一次家族聚会。地点是南京市图书馆，大家彼此寒暄、拍照留念，气氛和谐而热烈。这次聚会的主要议题，是老宅的历史遗留问题。1953年更换新房契后，紧跟着就是1958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许多老房子一样，李家老宅大面积房产成为公有财产，也就是所谓的经租房。虽然拨乱反正之后，国家重新落实政策，但李家老宅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都是石沉大海。如今拆迁在即，这个问题再不解决，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解决了。这一次，房管局给他们的答复是可以落实政策，返还面积为523平方米，加上214平方米的自留房，如果不包括阁楼，他们能够获得拆迁补偿的面积初步计算是737平方米。

　　与历史上3亩多、相当于2000多平方米的土地相比，李家的后人当然对700多平方米的拆迁面积不满意。但是南京市1996年的243号文件，《南京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已经对面积做出了明确规定，用后人李国钧的话来说，“这是国家行为，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既然难以主张更大范围的权利，那么如何分配拆迁补偿，就成了新的核心议题，分歧也随之而来。

　　家族聚会中出现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按房分。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产权登记。两次产权登记上的6个名字，看似混乱，其实有章可循。都是“5+1”的模式，五房各占一份，加上长房长孙一份。作为各房代表的登记人，都由各房当时健在的年纪最大的男性担任，如果父亲过世，由长子接任，长子过世，由次子接替，以此类推。比较1935年和1953年的资料，很容易发现这种传承规律。而长房长孙那一份，显示出传统家族继承中的特定规则，是长子在家族中独享的特权，也是家族长辈对于长房的特殊优待。李缨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分析，“李家二房的李殿甲成了武举人，光耀门楣，所以李家的事务是大房和二房说了算”。另一种是按人头分。这种观点的依据是1958年7月1日之前，户口簿上登记在册的李家子孙一共有75人，他们是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房屋权益的共同所有者，因此落实政策的房产应该按这个人头数来均分。

　　其实这么庞大的家族，理论上早年间就该完成家产分配，但因为时局动荡，延续了五六代人的房产始终没有完成分割。随着长辈们的不断过世，昔日很清晰的传承规则，自然也有了多种解读。说白了，“利益当前，每个人都希望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解释，现在的人和以前不同了”。年龄在60岁以上的李氏后人们，大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按房分的观点，核心代表人物是李文思老人，他是房契上有名字的、目前唯一健在的李氏后人。夏雯告诉本刊记者，“这位老人，是唯一一个不站在自己利益上来考虑问题的，他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虽然房契上写着他的名字，但他不代表自己，代表的是四房一房的人。”只是很可惜，本刊记者到达南京的时候，今年88岁的李文思老人因为病毒性感冒发烧正在住院，精神依然不济，他在电话里简短地说，“我的观点，两次开庭都说过了，我要说的，也就是那些，我是代表我们四房的人来分家的”。

　　相比较之下，按人头分的观点，就没有这么强的说服力。五房的代表谈欣是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可是在2009年五六月间的几次家族聚会里，按人头分的观点，一度占了上风，谈欣与他的父亲在与诸多年长亲属的商谈之中，情绪就变得有些冲动。2009年6月11日的商谈中，因为言辞不合，谈欣差点还与比他大20多岁的大房后人李国钧动起手来。觉得受到了排挤的谈欣和他的父亲此后拒绝参与家族聚会，在20多天后，以原告的身份，一纸诉状将家族中的其他继承人告上了法庭。虽然三房后人李正金也坚决反对按75人均分，但他还是觉得年轻的谈欣“太冲动了”，这分家产的官司一打，“注意力就被转移了，问题就从我们抵制强拆，变成了内部矛盾”。

　　原告被告

　　李家老宅的这栋两进院落早已被分隔成了大杂院的模样，怎么看都是乱糟糟的。堂屋的过道里，搭建起了两三平方米见方的小屋，原来住过人现在用来存放杂物。在长房里的孙辈李正雪一家和重孙辈李国栋及女儿搬出去后，李家老宅里如今只住着5户，分别是长房里80岁的孙媳妇陶如琴，以及她的儿媳妇和孙女，二房里74岁的孙子李正中夫妇，三房里62岁的孙子李正金一家三口，还有长房里重孙辈李国藩的儿子媳妇一家三口。

　　那些推倒的房屋中牵扯到的拆迁问题，已经以标语和横幅的方式彰显出来，本刊记者还没有找到李家老宅，就已经被上访者围住反映情况。只有这栋老宅，暂时风平浪静。丈夫李正洲在1995年过世后，陶如琴老人就独自住在老宅里，每天要拄着拐杖，挪着颤巍巍的步伐，买菜做饭洗衣，照管自己的生活起居。与本刊记者说起往事，淡然中也不免抱怨：“我15岁嫁进来，就没过什么好日子。我是1958年3月1日进肉联厂上班的，跟领导要房子，领导跑来一看，批评我说，你们家有个大宅子怎么还提要求，所以我们就一直分不到房子。什么大宅子，样子你也看到了，1954年下大雨的时候还淹过一次大水，涨到桌子这么高。”一旁的李正中老人也记得这场大水，他补充说，“进出大门要划澡盆，受尽了的罪”。李正中的老伴赵莲芳一上午都忙着在家里洗洗涮涮，得闲也过来说上几句：“这屋子里啊，什么虫都有，到了夏天，那么大一只的老鼠就在房梁上窜来窜去，角落里还会跑出蛇来。”

　　陶如琴如今住的这六七平方米的小隔间，是五房的老太太李黄氏生前住的屋子。五房是李家血脉中人丁最单薄的一支。李均泰的五子李云生和李黄氏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李文琴嫁去湖北之后，只因为看肝病在1954年间回南京来住过一年多，之后音讯全无。儿子李文馨有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常年在外地，与妻子黄淑芬没有孩子，而李黄氏与黄淑芬之间的婆媳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黄淑芬就抱养了娘家的一个女孩做养女，冠以李姓，叫李文凯，也就是谈欣的母亲。

　　因为这些复杂的往事，五房的后人与大家族之间，越来越疏远，甚至差点断了关联。李缨回忆，“当我准备写家谱的时候，李文思很热心，给我列出来各房分别找谁，可到五房的时候，他列不出来了”。李缨说他只能自己去下关老宅里找，可那时候李黄氏已经过世了，他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辗转通过朋友找到李文凯和谈欣：“他们都很惊讶，我后来托朋友把家谱送去给李文凯，结果她拿起来就扔掉，还说‘这是个什么东西，李家没有给我任何好处，我跟李家没关系’。”李缨“可以理解她对李家的怒气”，但说起来，还是有些不舒服。

　　在李家老宅里的李黄氏老太太，晚年一直靠着宅子里的其他亲属帮衬过活，她留在族人中的印象很好，李正金回忆：“很知书达理的老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出身，因为儿子李文馨的问题，她尽量跟家族里的人保持距离，不想影响到任何人，不争不抢，知恩图报。所以等她晚年病重之后，大家也都很自愿地帮衬她”。李黄氏在临死前才被李文凯接走，送终安葬。此后五房和老宅里的唯一关联，就只剩了李黄氏生前住过的那个小隔间。“以前家里的房子空着就随便住，现在一家人也要讲租金了。”陶如琴虽然会感叹两句，但也会说，“不过算租金也是应该的”，她住过来之后，每年要支付给谈欣租金1700元，每年12月结清一次。这场分家产的官司，老人家弄不太明白，她只是感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前年纪大的人好商量，年轻人就说不通了”。

　　陶如琴有个女儿嫁去了湖北，前几年带着20多岁的外孙女回来看她。“我小孙女一看，跪在我面前就哭起来了，哭得可惨了，她说，我哭婆婆可怜。”拄着拐杖在屋子外转悠的时候，看到周围一片废墟，陶如琴也会纳闷，“说拆都说了一年了，我们这里到底什么时候拆呢？拆了总会给我个落脚的地方吧，总会比现在好吧”。

　　多重矛盾

　　房管局给李家落实政策的补偿面积是523平方米，房子与他们老宅的南门相邻，是个两层楼建筑，李正金一家以前还在那个房子里的某一间住过。“可前脚文件刚下来，第二天房子就被拆掉了，根本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所以，2009年6月23日，李家四房后人的代表一起去了下关区法院，递交材料，要状告房管局强拆。“院长亲自出面接待我们，态度很好，收了材料，但也没有下文。”李正金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也能理解法院的难处，可没想到一周之后，法院就受理了谈欣告我们分家产的官司。”

　　受理这个民事诉讼，对下关区法院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民一庭庭长夏雯告诉本刊记者，“谈欣一开始告的只有20多个人，是按照1953年房契产权的6个所有人对应列出来的。在2009年10月份第一次开庭，开庭后，办案人员发觉这案子里的人员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案子就交由我来办了”。夏雯上世纪80年代就到了下关法院，办案这么多年，“涉及人数如此众多的继承官司，这是第一桩”。

　　厘清房屋的产权状况，确定继承人范围，这是夏雯必须完成的工作，不然这个案子就无从判起。为了弄清房屋的产权，夏雯和她的同事们翻查了所有能找到的老档案，也在实地到访中，发现了产权登记状况与实际使用状况之间的差异，结合李文思老人的证言，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先后6名产权人，应该都属于“代表登记”，“不是个人产权，而是代表了一房的出面登记”。更令人头痛的是继承人究竟有多少，这个工作量之庞大，几乎相当于给李均泰的后人重修一份家谱，类似于李缨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李缨的材料中，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逸事，而夏雯必须一一求证，去伪存真。

　　各房产权代表按排行和生卒顺序更替的规律，现在说起来很简单，可把所有家族成员的资料都翻查出来之前，一切并不明朗。夏雯和她的办案人员翻查出了最古老的户口纸卡，将这个家族中每个成员的生卒一一摘选出来，列成表格，再根据最老的户口记录，追查每一个留下过户籍记录的后人。最麻烦的也是五房，李文馨不仅有私生女的传言，户口也经过了多次迁移。夏雯为此远赴河南、武汉和长沙，一一求证。听起来都不像一桩2009年的民事诉讼，更像是重访历史的传奇。

　　2010年1月23日，法院召集李氏家族后人做庭前调查的时候，已经归纳出了一张详细的家族谱系图，挨个发给李家的人。那时候，五房的后人李文琴还是情况不详。正月十五还没过完，“大概是十二三的样子，我们凭借着户口迁出时候记录的一个武汉老地址去武汉继续调查。”夏雯向本刊记者回忆，“武汉的警察非常热心，陪着我们找了很多人，还有当年的老警察，才知道那个地方不仅名字换了好几次，还拆迁过了。后来，还是武汉的警察帮我们去查最老的户口纸卡档案，没有找到李文琴，但找到了唯一一个与她儿子同名，叫万楚斌的人，在湖北荆州，跟他通话之后我们确定，这个万楚斌就是李文琴的儿子”。说起来夏雯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幸好在那个时段，那么多年里，武汉只有一个叫万楚斌的人。”

　　对万楚斌五兄妹来说，这个消息因为太过突然而显得有些不真实。“我接到夏庭长的电话，她说自己是南京法院的，问我父母的情况，之后告诉我房子的事情，我真是不敢相信。”万楚斌回忆，“很小的时候，母亲去南京看肝病，带我去住过一年，我那时候才十来岁，刚好赶上老房子涨大水，我还记得李文凯，她比我低几年级，我们在同一小学，她每天放学之后，都会在校门口等我，我们再一起回家。”被告名单上的人数，也从年初的69人，变成了2010年4月30日再次开庭时的74人。

　　而对谈欣来说，突然出现的李文琴这一脉，实在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情绪转向了另一个负面，他似乎并不想认这门亲戚，他在电话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么多年里，他们从来也没有到南京来过，又不是找不到，祖宅一直就在这里。”他还更生气地找出了一个理由，李文琴和她的后人，“没有尽过任何赡养李黄氏老人的义务”。可这个理由又遭到了家族中更多人的继续驳斥，“谈欣和他母亲也没有尽过什么义务”。话说到这个份上，难免就会越来越伤感情。李国钧觉得这样实在是没有意思，“还有那些老辈人的恩怨也拿出来说事，都算什么呢？只是伤感情”。这实在是一个困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意识到是利益在作怪，也希望能够以更体面的方式，维护一个家族的整体形象，可他们无法也无力以家族内部的方式，寻求到一个彼此认同的解决方案，只能把这个矛盾交由第三方——法院来处理。

　　2010年4月30日再次开庭的时候，万家的5个兄弟姐妹分别从山东、海南、荆州、上海、张家港等地赶赴南京。虽然他们也知道，多少会让人有只为利益而来的不好联想，可这些都年逾50的老人们内心各自激动，挥去那些顾虑，这依旧是一场血脉亲情的家族之约。至于最后的分配比例，还要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不管庞大的继承群体是否满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场继承官司，只不过是个开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拆迁问题，一切回到更纠结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