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外之梦

　　撰稿·傅月庵

　　写作对司马辽太郎来说，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即使他是“一目十行，博闻强记”的人。原因倒也不难理解，他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虽也类属Fiction，却无法“虚构”，只能“填补”。要想填补得无缝，那就得设法超越时空，进入历史现场才行。

　　司马辽太郎的进入法，一是大量阅读各种文献史料，把所有能找得到的，通通搜集过来。江湖传闻是这样的：一旦白发司马大叔选定了某个主题，隔天，神保町相关旧书便一扫而空，都到他的书房了。但光是“手到”“眼到”仍不够，出身新闻记者的他，还讲究“脚到”——还得到现场踏勘。即使事隔百年之后，他还是坚持亲临古战场、老寺院、旧坟地、倾圮的城堡、堙没的古道，去观察地形地貌，去感受残存的历史氛围。“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么我就无法写下去。譬如说，我写丰臣秀吉时，写到有一个使者到他前面来。此时，我虽然在小说中没写出来，可是我会想象丰臣秀吉的前面站着多少人？天气是阴是晴？这附近是否有松林？这松林是苍翠欲滴的幼松，还是苍劲挺拔的老松？”司马辽太郎说。这种“有的放矢”、“欺身贴近”的“想象”(Imagination)遂成为他的小说最令人着迷之处——他总可以把历史人物写得像是他熟识多年的好友一样。

　　或许因为每写一个主题，都得花费这样大的气力。厚积之后，一旦喷薄而出，也就很可观了。大体而言，自1961年辞卸记者一职，专事写作以来，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创作，约略形成两个主轴，一是16～17世纪之交的战国时代，一是19～20世纪之交的幕末维新时代。两大主轴交叉进行，譬如整个1960年代，前半期写作重心摆在幕末维新(《龙马逝》、《燃烧的剑》)，后半期便兼顾战国时代(《关原》、《新史太合记》)，整个1970年代则交叉进行，直至1980年代方慢慢消歇，转而攻掠“街道漫步”这一新领域。

　　有趣的是，一如历史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也会写些考证小文章。司马辽太郎殚精竭虑创作长篇之余，也常发表系列短篇小说，这些短篇结集起来，往往发挥绿叶之效，把长篇烘托得更加华丽壮观。说到这，人们立刻会想到的是《幕末》、《新选组血风录》之于《龙马逝》与《燃烧的剑》；《丰臣家族》之于《关原》、《新史太合记》，乃至《霸王之家》。

　　《新史太合记》写于1968年，故事终于秀吉以老母当人质，换来家康的朝觐臣服。两人把手言欢之后，全书倏忽落幕；五年之后，以德川家康为主角的《霸王之家》，同样在家康与秀吉会面后，即跳到“家康之死”。关于秀吉晚年得子、托孤病逝一直到关原之战、大坂冬夏之阵，乃至丰臣家的灭亡，除了1966年的长篇《关原》有所着墨之外，讲得最清楚的，就数1967年的《丰臣家族》了——将此二书视同与《新史太合记》、《霸王之家》的三部曲，当无不可。而“德川所以兴，丰臣所以亡”，司马辽太郎的见解，俱在其中矣。

　　司马辽太郎不喜欢德川家康，相对倾心于丰臣秀吉，这是众所皆知的。然而，就算再怎样倾心，德川家康取得天下，乃是无从改变的历史事实，后人唯一能“填补”的，也仅是尝试解释胜败的根源，历史人物可能的心理活动了。《丰臣家族》一书便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审视包括丰臣秀吉的一弟一妹、五名养子(犹子)、大小妻妾等九个最亲近的家人，在面对秀吉老去前后，巨柱即将倾倒，历史洪流扑盖而来之时，各自的反应与结果。透过司马辽太郎独特的“鸟瞰”手法，将人在历史的能动性与局限性表露无遗：丰臣秀次的狂乱冲突、小早川秀秋的一念之差、丰臣秀长的溘然早逝、骏河夫人的沉默无语……乃至北政所与淀姬无心栽柳的政治角力与派系斗争，无不让人喟然长叹：个性决定命运！进而承认“历史的合理性”与“悲剧的必然性”。且为司马氏不立“秀赖”专章，而以“淀姬和她的儿子”压轴带过的写法，拍案叫绝。

　　1598年秋天，一世之雄丰臣秀吉抱憾而逝。所憾者，未及护持年甫五岁的幼子秀赖长大成人，坐稳天下宝座。“我身生也如露／死也似露／浮华纵逝梦中梦”，他的辞世诗如此写道。梦中之梦，及身而止。至于“丰臣家的人们”(豊臣家の人人)，则如梦外之梦，非所逆睹，力所不及。于是有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