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国际战线

　　解读戛纳电影节

　　一切都旨在建立一个电影的世界金字塔，与黄金、白银、石油、矿石、农作物的全球市场一样，目的不是弘扬艺术，而是做电影的统治者，也就是只有他们这群人有定价权(评价权、审美权)。当今世界还有比电影更强大的传“教”工具、以及更一本万利的产业吗？

　　撰稿/边 芹

　　“他们拿着十字架追杀异教徒直到天涯海角。”

　　我在巴黎奥德翁影院看了这部名为《沉默的战士》的北欧新片，记下了片头这句语录。永不动摇的信念和冷血的执著，是我对这些会追杀到历史尽头的信徒的总结。

　　4月15日第63届戛纳电影节入围电影的名单公布后，我看着一年年用新鲜名词重新包装后端出的“菜单”，想到一直以来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晰的“电影的国际战线”，这句话又跃进脑海。

　　“菜单”有没有新意

　　先来看看2010年的“配菜”，绕过前厅精美的艺术摆设，在一些关键国家的入围者挑选上，充满玄机。

　　久违的米哈尔科夫又回来了，美俄关系缓和释放的一只气球？戛纳的筵席下面时常都有政治底牌，这位俄罗斯导演是苏联崩溃前后戛纳捧出的红人，后来因拥护普京被拒之门外十年之久。参与捣毁前苏的他其实是体制受益者，电影一派前苏风格，写实而带一点夸张的诗情画意，细节多而节奏慢。没受过害并不妨碍他在受害电影中得利，1994年他批判斯大林的作品《眩日》与张艺谋的《活着》并列“评委大奖”，但1999年他送来不涉政治的古装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便没有了前一次的追捧。他从此绝迹“海滨大道”，直到今年送来《眩日》下集。

　　米哈尔科夫是因为新作的主题再入选还是有更深的历史契机？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半叶，戛纳捧红了一批“米式”导演，中国的“第五代”也在此列，所谓“米式”是取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体制一手供养的叛逆者。1993年陈凯歌得金棕榈，1994年米与张艺谋并列评委大奖，1995年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托尼卡捧金棕榈。如此密集真是才华的偶然显现？如果是“偶然”，“米式”导演们后来的命运为什么也如此相像？他们全都或逐渐或突然淡出，起因都是不再拍“受害电影”了。他们的命运之“奇特”，是因为有违戛纳的常规，中过奖但“出身”地不同的其他导演几乎都拿到了“常客证”，来去随创作的节奏而动，有些人转拍通俗片甚至喜剧也照样来。

　　今年同样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与中国导演王小帅，最初的敲门砖也是一个模子。1997年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金棕榈，我至今都在问，评委究竟是看重此片与政权的摩擦还是作者的才气？电影要是总被放在意识形态的天平上过秤，一边因反闹得不可开交，一边若不反就别来，那么戛纳比它想挑斗的“高明”在哪里呢？法国最大的电影网站介绍王导，白纸黑字写着他之引起西方好评就是因为与政权口角，一句都没有提他因才获重。

　　我记忆犹新的是《青红》在戛纳的记者招待会，与会西方记者的问题几乎都与政治有关，而王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坦承拍《青红》没与政权发生什么问题，当下我熟悉的一位法国杂志影评人便对我说：“王已经没意思，他在体制内了。”我在那一天意识到电影人的价值“出身”起了太大作用，某些国度的人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只是政治筹码。以政治赚艺术之名或以艺术抛政治之石都不地道。如果一个电影节对世界某些地方的电影人，只给一种敲门砖：与本国政权对立，以此对付一个国家连带它的艺人，是不公平的，不管以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再说自己国内也不是没有“政治不正确”的叛逆艺人，也不乏在电影界被封嘴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同样的敲门砖？

　　但即使像阿巴斯这样的戛纳子弟，2004年以后也被比之更激进的同胞取代，原因是在棋盘上他走得不够远。随着西伊关系的恶化，阿巴斯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人就显得太温和了，于是一批生活在西方的伊朗人便被推到前台，2007年动漫片《Persepolis》获评委奖，此片除主创是伊朗裔的法国人，其实就是法国在背后出人出钱，严格说能不能代表伊朗参赛都是个问号。2009年意识形态狂潮达到顶峰，一部连入选资格都值得讨论的伊朗流亡人士的纪录片被捧上“一种注目”单元的最高奖宝座，也是让本人对“艺术良心”幻灭的最后一滴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把手中的权力和好处变成武器去分裂、摧毁、征服别人？

　　2009年的“顶峰”显然锋芒太露，自曝马脚，今年似有调整，利刀收起，放回几个“温和”人物。新战场还在开辟，乍得导演入选主竞赛单元，也非“偶然”，在苏丹与乍得的冲突中，西方支持乍得，在大张旗鼓炒作的“达尔富尔人道灾难”背后，是苏丹的石油和参与开采的中国人。

　　选片内幕如国家机密

　　有读者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国际利益关系全藏在电影艺术下面？我自己曾几何时也是笃信西人的“艺术良心”。问题就在于主事人极其聪明，美言巧妙，一般相信了他说的便看不见他做的；何况你永远也找不到“证据”，不需要任何内部文件的传达，秘密控制全在于人的忠诚。与新闻主管十几年交往，选片内幕只字不露，忠啊！个人关系永远不会让他们忘掉自己从哪里来，代表的是什么。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悟到，为什么一个电影节的主席和艺术总监的职位近乎终身制而且集权于一身，一如重要传媒的总编；为什么选片的内幕像国家机密一样被严格看守，这么喜欢刨根究底的法国媒体从不质疑电影节的“官话”。

　　国人也渐渐发现戛纳选片一年年换汤不换药，人们看到现象，却很难明白为什么有此现象。仅仅为了电影艺术，戛纳的“持方不变”的确不是艺术总监弗雷莫的“解释”能够自圆其说的。他每一年的解释大略都是世界电影就这么一些人才，找不到更好的了。采访他多年，此一“解说”不变。尽管你就是变回小孩也难信世界电影就戛纳网罗的这把人才，但一开始你并未怀疑这一解说的诚实性，也许他们只看见自己看见的，只相信自己坚信的，其他的不存在。但你的善挡不住最后还是看到了底方：在电影艺术的外衣下有一与电影无关的棋局，不同的国度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开来看完全意识不到下面的棋盘，要连在一起看并长年观察，才从不变的棋路里发现精心设置的棋局。尽管电影人的才华有各种偶然因素，似乎也是控制不了的，但电影人的意向是可以通过资金掌控的，法国是全世界唯一由政府直接拨款资助各国电影的国家，比如“南方基金”就是外交部经营，可“慷慨”的对象基本是各国反政权或分裂人士。美、英、德、日做这种事就要隐秘得多，全由“私人”出面。若为了电影艺术，为什么要设此门槛？才华与机缘不应是唯一能决定电影人命运的条件吗？若为了声援“弱者”、“斗士”，本国的“弱者”、“斗士”为何不理不睬？如果一视同仁，目的是看好电影，为什么美国商业大片的导演像Doug Liman是座上宾，中国的冯小刚却连提都不能提？

　　有人可能会说Liman今年入选的是一部反伊战电影，不也是政治吗？但此政治玩得漂亮，好莱坞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战争罪恶归结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谎言上，难道不是避实就虚，绕开战争真正的策划者及他们的目的？这种以“有限揭秘、诱误结合、锁定视线”的宣传技巧，变罪恶为失误的大骗术，几乎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棋盘与棋子

　　把电影嵌在一个事先已经布局的棋盘上，按棋局的目标挑人，经年不变地从某地专挑某类“棋子”，那么终极目标并非“艺术”。有一些“幸运者”的确因为才华而中奖，比如王家卫，但即使这样的才子，他被挑中放到棋盘上也不是偶然的，否则早就露才的他为什么要等英国人撤出香港后才来了“运气”？作为前英殖民地的臣民，他在戛纳的确比大陆电影人有更多的创作自由，至少不必拍穷摄苦，但对他的爆捧似乎也不是免费的，诱导香港年轻电影人放弃前辈打下的电影工业、为西方电影节和第二市场拍电影是九七前就开始的图谋，王家卫的“国际声誉”怎么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偶然？

　　那么“幸运”的韩国呢？韩国电影难道不是才华横溢吗？今年主竞赛单元有两部韩国片，数目上仅次于东道主法国，在次竞赛单元“一种注目”它还有另一部入围片，三片都已做了节后进入法国电影第二市场的广告。韩国的“幸运”还表现在从入选片题材的宽度上它几乎与东道主甚至美国平起平坐。“题材的宽度”是相对于入选人能触及的题材范围而言的，没有几个国度有“资格”以商业电影参赛，在这个权利上没有平等可言，基本是“出身”决定一切，“出身”就是看你来自世界的哪块地方。每个被挑选来的人都有作为棋子在棋盘上的特定使命，有些人生来“贵族”待遇，有些人生来做工的命，做工还分干净活和脏活的区别。

　　韩国电影人的“命”为什么那么好呢？他们有天分，但这个世界有电影天赋的民族有的是，香港以弹丸之地拍出横扫亚洲的娱乐电影，难道不是天赋？再比如挪威，我在挪威使馆租借的一家拉丁区小影院第一次接触这个悄然无声的民族的电影，发觉有一些民族的确比别人更具电影天分。但与被捧得天花乱坠的罗马尼亚电影比，挪威电影在“棋局”中没有使命，它一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没有地缘政治的作用，三也没进入国际电影大鳄控制的电影制作和市场的全球流水线。一般来说没有前两个作用，大鳄们便不会派人去挑人、投资，并将之引入国际电影节，进而纳入西方电影市场。没人能阻挡艺人们抱有幻想，认定宇宙中心是他们偶降的才华，那是他们含辛茹苦的动力；但多余的眼睛并不因此就看不到也许不该看到的东西：一切都旨在建立一个电影的世界金字塔，与黄金、白银、石油、矿石、农作物的全球市场一样，目的不是弘扬艺术，而是做电影的统治者，也就是只有他们这群人有定价权(评价权、审美权)。当今世界还有比电影更强大的传“教”工具、以及更一本万利的产业吗？

　　回到韩国人的“好命”，韩国沾了三个条件中的前两项，第三项也就逃不掉了。尽管韩国电影本身并不搞意识形态，但韩国是地缘棋盘上的重要棋子：首先，捧韩国电影以削弱回到中国人手中的香港电影对亚洲的影响；其次扶韩以抑制香港大陆联手建立足以与好莱坞抗衡的电影工业。还是那条金律：没有一个便宜是免费的，不是让你搞自己人，就是帮着搞别人。

　　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

　　再来看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罗马尼亚电影成了国际电影节的宠儿是不争的事实，年年有电影参赛(今年入围“一种注目”两部)，简直就是一架得奖机器，于是在舆论诱导下，人人惊呼“神奇”。然而细看那些入选片和获奖片，你会发现，与其说是电影人的天分，不如说他们的灰暗写实和千篇一律“控诉前政权”的题材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扶韩是为了地缘政治，挺罗则重点在第一条：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防东欧再变，而且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民族性密切相关。历史条件摆在那里，这是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民族也有它的特殊性。记得我与今年入选“一种注目”单元的罗马尼亚导演Cristi Puiu有过两次闲聊，那一年我与他一起做“一种注目”的评委。Puiu2005年曾在此单元得大奖。这段对话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现转录于此：

　　我问：“你得奖的电影《拉扎列斯库之死》看的人多不多？”

　　他说：“在西欧的票房我不清楚(据笔者手头《电影工作室》杂志2006年票房统计，该片在法国的观众人次约1.3万)，在罗马尼亚约2万人看。”

　　看我对这个数字不置可否，他补充道：“2万人看，对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就算是高票房了。”

　　“罗马尼亚一年拍几部电影？”我接着问。

　　“二十来部。”

　　“全部？”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当年《多瑙河之波》、《爆炸》曾让我对这个国家电影的幻想膨胀到上世纪末，怎么竟落到“国际”电影节小加工厂的地步。

　　“总共就二十来部。你知道罗马尼亚现在有多少家电影院？”

　　我摇摇头。

　　“不到一百家。齐奥塞斯库时代有五百多家。”

　　“罗马尼亚老百姓不看电影了吗？”

　　“看，看好莱坞电影和南美电视连续剧。”

　　另一次谈话发生在同年的闭幕晚会上，就罗马尼亚电影我们谈得更深一点，谈后我得出结论：罗国是个没有自身文明的国度(Puiu语)，一直像卫星一样围着欧洲的强国转，东摇西摆，精英的脑袋从来不是顶在自己的肩上而是拴在别国的腰带上。齐奥塞斯库曾想用强权扶起这个民族，结果是赶鸭子上架，自己掉了脑袋。这个民族自嘲内骂的本领与艺术天赋结合起来，正应了戛纳最喜欢的配方。

　　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一年，罗马尼亚电影囊括了“金棕榈”和“一种注目”单元的两项最高奖。以现代传媒颠倒黑白的力量，“神话”可以朝生夕灭，制造起来易如反掌。

　　“道统”电影和配方

　　时髦的罗马尼亚电影让我想到近几十年已成“道统”的电影潮流，对看到了人为铺设的轨道的人，“潮流”时常只是风起云动的大规模模仿。巴黎电影院里“道统”电影是必上的主菜，越是“艺术”的，“道统”越是贯穿其中。

　　我新近看的一部保加利亚电影《Eastern Plays》，是“道统”电影的一个标本，“标本”电影都是被当作样板向全世界推销的。

　　影片白描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索菲亚城的失败艺术家，此君以吸毒为人生出口，以蔑视和挑战周围世界为生命依托，带着那身百分之九十不可理喻的恶和百分之十同样不可理喻的善，他对自己的老父和女友冷酷无情，却对素不相识的几个外国人充满正义和同情。不用我细数下去，这是蔓延于世的“普世文艺”最典型和常用的主角，如果故事发生的西方，他就是反社会的“英雄”；如果故事发生在东方，他就是反体制的“斗士”。问题不在于描述一个边缘人物，讲故事需要特例，而是众口一词、百分之百无例外地把社会学的一个异类、生物学的一个病例、艺术上可能只是个误会的人生案例，说成是控诉整个社会或体制。比如在所有力捧此片的法国各报影评中，都有这样的导读，大致就是此君和他的痛苦生活是保加利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突出代表，是后共产时代之前的那个社会酿下的恶果。喜欢给失败者尤其是天生失败者最堂皇的理由，是左翼的特性，哪怕现今很多人披着右翼的外衣。真正的左翼时常聚集着一群好人，好人目光的准确度是被他的善大打折扣的。凭什么这样一个不孝之子、女人的天敌、意志因超敏感而薄弱的人之失败人生，是他周围的社会或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甚至是这个社会之前的政治体制造成的？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百分比连上帝都难有绝对发言权，岂是一种意识形态大言一放就能定下来的？

　　这个吸毒、空虚、恶待亲人的边缘人被树为正面形象，并不是为了他的艺术细胞，而是为了衬托导演在他的对立面塑造的一个“新纳粹青年”——他17岁的兄弟。可见片子在叛逆外表下，内心紧锁“政治正确”，导演可能深解“道统”电影的配方，可能模仿而不自知，他绕来绕去想表现的，就是面对“新纳粹青年”，一身恶习、活着无聊的主人公终了是“可爱”的。这才是影片“神奇命运”的由来！它入选25个电影节，其中2009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接着6家法国地方电影节，并在10家电影节拿了14个奖，连“东京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都参与了“杰作流水线”的接力。读者从这一个例子便可感知“电影国际战线”已经开辟到哪里，“道统”电影泛滥到什么程度。

　　能拍出此等水平电影的年轻人成千上万，问题是不带同样世界观的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挑中，挑中意味着你被送进“杰作制造场”，有“国际电影操纵手”给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带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地鼓噪你的名字，让你一夜之间成为“电影大师”。

　　从跨国利益集团的角度，戛纳只是其中一个站点，接力的一环，时常是以法国人的轻狂演红脸，国际电影战线早已连网成线，有其蒙在鼓里或心知肚明的主办者、吹鼓手，有被驯化了的品尝者、模仿者。我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真的变成思想统一的帝国是末日还是新生？我只是看到“战线”的扩大和呼风唤雨，满手的绳绊还扎着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