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辐射力与伤害力

　　刘洪波

　　“增强城市辐射力”，是一个很顺的说法。这个说法很顺，意味着它被认为绝对正确，表明了城市话语体系的公理性地位。

　　城市话语体系的公理性地位，当然是近代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虽然城市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人类聚居行为的产生，但农业文明时期，不会有“增强城市辐射力”的说法，城市发展也不会被认为具有天然合理的正当性。

　　在那种文明形态中，城市只因战争、统治或者交易的必要而存在，社会不存在“城市化”的动机，城市还意味着防卫、清洁等诸多麻烦。那时，土地和乡村才是社会的柱石。工业文明的兴起，使聚居和劳动力就近奔赴工厂变成了新的必要，城市不再需要围墙和护城河，城市需要的是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它是聚居和生产的节点，同时也对“辐射力”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如果城市不能辐射到更远，它就会萎缩。

　　当我们使用“辐射”来描述城市时，就赋予了城市一种主角位置，也赋予了辐射这种行为“施惠万方”的隐含意义。城市被想象为一个发光体，它发射出光芒，如同太阳照耀到被它所辐射的地方，对接收者的介入从而拥有温暖的意蕴。

　　但实际上，辐射并不仅仅是一种给予，同时也是一种吸纳。如同太阳放射了光芒，同时也是固定了行星的轨道。城市辐射了产品、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也吸纳了粮食、原料、资源、人口。这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交换。交换看起来也显得公平，货币流动速度以及GDP都在增长，品质生活也推进到了城市周边。

　　如果换一种角度，不在城市化话语系统之内来描述事实，那么“辐射力”就可能是城市的一个掠夺宣言。辐射力的追求，代表城市如同一架巨无霸机器那样的运转需要。城市辐射出的除了那些被引为进步和改善的产物，还有污染、狂欢性的孤独，以及高节奏的忧伤。辐射力还隐含着对土地、森林、草场、燃料、水的占有。穿山越岭的输油管道，规模惊人的调水工程，铁架林立和输电线路，为了满足城市的需要而建设，却也是“辐射力”的一个侧面。

　　这就是说，“辐射力”以及“交换”等话语，不仅使得城市以输出者、施惠者的形象出场，而且隐匿了人们对它同时输出污染物的关注，还解释了城市满足自身需要的行为，使城市的自我维生需要通过“辐射力”与“交换”等名词变成一种赐福。一个工人外出打工，他给家里寄了钱；一家工厂流出了臭水，但增加了地方的GDP，或者给当地人有补偿，这就表明了交换的合理。对资金密集的城市来说，公平与合理用货币结算与说明是再方便不过的了。

　　我当然不是要进行一个控诉城市的活动。没有城市化进程，不止是近代以来的工商体系无以立足，而且科学、文化、政治、社会都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城市是现代性得以展现的基本场所。

　　然而，没有一座城市可以自给自足，哪怕城市可以产出再多的制成品甚至包括农作物，而消解其出产的制成品和废物都需要更广大的地域，哪怕把所有人都吸附到城市，城市所排放的废物还需要土地去消解，需要天空去容纳。

　　当社会资源与货币资本的集中度，超过了自然的生命供给能力，定将使城市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获取资源，包括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无偿调集以及看似公允的货币支付，可能使被城市辐射的地方难获公平(例如，土地的一次性价格与世代拥有之间的价差，能够公平地计量吗)。而城市对自然的辐射根本难以补偿，调水距离从500公里扩大到1500公里，采水深度从100米下探到200米，自然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呢？

　　城市发展的天然正当性，建立在工商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替代之上。在生态文明的世代，工商文明也将面临全面的审视。城市为何需要无限的辐射力，城市到底辐射了些什么，为满足城市又需要多大的代价，在生态文明视角下，都是问题。谈论城市辐射力的时候，是否还要立即想想城市对自然以及人群的“伤害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