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便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彭小莲，独立签约导演。作品有《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等。2001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2003-2009年完成纪录片《红日风暴》。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美丽上海》《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

　　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有次给大学生做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够了苦头。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斩钉截铁、言简意赅：“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3个月后，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儿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为父母写《他们的故事》而不得不复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写着、改着，最终是用一片纸、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的：“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9年，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不属于被“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感召的那一群，而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我们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在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

　　12岁，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舞台一样，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演出，有人在糊标语，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布店不卖布了，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柜台里摆满领袖著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后来不对了，彭小莲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块在空中“嗖嗖”地飞，有一天，它们准准地打在……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

　　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

　　早些年红卫兵在这里冲进杀出、烧线装书、打老年人，火光映红了每家的窗帘。

　　后来，一些门面房悄悄改头换面，改成店面了。再后来霓红灯装起来了，也是红艳艳的。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走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是派这种用场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彭小莲呷一口咖啡：“与时俱进是个好东西吗？切！”

　　1991年，彭小莲跑到东京，为她的论文、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收集素材。她想解决的疑问也摊给了小川绅介：在父辈的年代，日本人用枪炮都没有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为什么现在，他们全得到了？

　　她第一个访问的，是从少女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闺中密友阿橘，当时正跟丈夫住在东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靠打3份工维持上学，功课是半夜里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的。阿橘后来考取东京大学研究院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鞠了一躬。

　　阿橘听了她的爱国主义主题怒不可遏：“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给日本留学生做结论？你在美国拿着奖学金，你打过工吗？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吗？你有什么资格说风凉话？还要写篇深刻的论文，你给我省省吧！”

　　双方嗓门越来越大，最后都变成咆哮：“我操你妈！”

　　她们的友谊，好比潮水和沙滩，是在不断的冲击和拍打中加深的，但还是有措手不及的时刻。

　　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时出生的，但不知刘少奇是谁。19岁到了日本，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又“不吃亏”，所以停不下来。不过5年光景，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没意思，一点意思没有。”

　　在东京的大太阳底下骑着自行车采访，彭小莲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访问中失掉了主题，为闯入陌生人的命运而尴尬，要么，傻傻地跟着被访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觉得，时代慌乱得，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小川。小川说：“孩子给社会毁了。”

　　沉默很久小川问她：“毛泽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你说对吗？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呢？为什么不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她说。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后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出，为了带大7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一次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出问题留她躺下观察后再定；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面孔不再发红，好马上去抽血，好买米买煤……两滴浑浊老泪慢慢积聚在老人眼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手背。镜头不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彭小莲整个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生气了，从唇间“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快人快语

　　彭小莲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采访与被采访的路数。她更愿意说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买的零食都那么不好吃呢？”“不过也好，我吃他们的。”她在超市认真挑选了一大包，准备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参与剪辑的是纪录片《老舍》。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编导、“80后”樊小纯对我说：“你要去访彭小莲？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莲一起剪辑纪录片《林风眠》的3星期里，她见证了这位栏目顾问是怎样用大师的“独立精神”和“那份傲气”将剧组的每个人点燃。还有，当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尽想放松一下时，会听到彭小莲在院里学猫头鹰叫——那是林先生常画的一种活物。

　　少女时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对身边事充满愤怒、可没地方宣泄的成分？

　　我想，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尔蒙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没办法，那时年轻啊，谁挡得住年轻生命的冲动！

　　对父辈的选择、命运，打心眼里同情、理解么？还是索性认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看到王元化先生跟你聊起55年入狱那段经历比较吃惊：他患心因性精神病，居然是有人在他的饭里下了药。

　　那是他的怀疑，我只是记下来。我问过一些人，都说不太可能。

　　1991年，你曾经在日本访问过从事性服务的大陆男青年。《我的日本梦》前期素材里，还有惊到你的故事么？

　　正常的生活实际上是平淡甚至平庸的。所以，没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可以放进《我的日本梦》里去。那个男青年，我只是作为一个人，去理解和认识他。

　　侯孝贤曾在小川的笔记本上写过“人生有情”4个字，交待他拍电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样写出秘密，你会写什么？

　　我这么浅薄的人哪里写得出这么简练的话来啊。写了整整一本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可能还有很多意思没表达清楚。

　　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点爱上小川？

　　怎么可能！那是你没看懂！男女之间如果真有些什么发生是写不出那些来的！

　　都说转型时代的社会多事，因此也最容易出作品。在电影这行是否得到印证？

　　且不要说电影了，任何文化艺术创作都出不了大作品。因为我们身边再也没有大师了。

　　假设现在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我们这个市场上首先会有怎样的电影冒出来？

　　我不是个有幻想的人，所以对过去/历史，对未来，从来不去假设！

　　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你得意的视角或声音处理？

　　我不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因为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冲动的时候说上两句。我怎么可能在一本刊物、一个非常大众的场合大放厥词呢？

　　如果马上要拍新片，你会想到把网络流行语用进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可以有”之类。

　　任何台词和语言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人物的需要决定他应该怎么说话。

　　现在导演都用高清数码拍片，你呢？

　　淘汰胶片、压低成本拍电影已经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胶片将来只能是最后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许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胶片机拍了。

　　为什么对《阿凡达》没有太多兴趣？

　　因为像Tim Burton(蒂姆·波顿)这样的导演拍这类题材时更有想象力！

　　如何看待导演从别人电影里借一段情节或手法？“抄袭”和“再创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抄袭”涉及道德底线，归法律管。“再创作”大概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你不必再干这行了。

　　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卡廷森林》、《饲养乌鸦》、《失翼的灵雀》这类电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现在每逢新片上映，导演和主要演员一天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参加首映式，据说它真的对票房很有影响。

　　是吗？我在美国也看过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不幸，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导演和演员出场的。我们有时只是在那里排大队，赶不上这一场就等着下一场。

　　你写了不少影评，怎么选片的？信息从哪里来？

　　选片首先是看导演，然后会看BBC的网络消息，看国外影评给影片打分的情况，还有就是听朋友介绍！

　　在今天，像林风眠那样在艺术上独立，还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了，因为林风眠和他们那一代的大师是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体制中成长和熏陶出来的。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中，似乎没有看见哪位称得上大师的。

　　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2002年拍的《假装没感觉》里，郑振瑶演的母亲对吕丽萍演的女儿说，“只听说有剩饭剩菜，没听说过有剩男剩女的。”几年后，便有了。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立女性真能幸福吗？

　　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择的最好可能。

　　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真实、自由思想。

　　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但现实呢？在这块土壤上，你别无选择！有时会有这样的念头：当希望上帝帮助的时候，就看见他背对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