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城市”的尺度

　　撰稿/姚 远

　　“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 L.Soule)访问中国许多城市后面临的困惑。

　　2005年，这位资深的城市规划专家撰写文章，直指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写道，“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

　　那一年，南京老城南的“危改”尚未大举启动。从城北的颐和路到城南的中华门，南京城保存着14世纪年朱元璋应天府规划和20世纪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双重遗迹。1928年，崇尚“欧美科学之原则”和“吾国美术之优点”的《首都计划》提出，“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因此在东郊新辟中央政治区，同时保护旧城的传统街道体系。

　　在新旧城分开这一点上，《首都计划》与梁思成、陈占祥1950年《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南京原属旧城，名胜古迹散布各处，而城南一带，屋宇鳞次，道路纵横密布，其状如网”，《首都计划》认为，“倘将全数街道尽行辟宽，不惟不能，亦且不宜”，因此，道路规划“只宜因其固有，加以改良”。于是，南京30年代在城北建设的颐和路、梅园新村等新住宅区，虽与旧城的建筑风格不同，但都用和老城南相似的小尺度街巷肌理，塑造了宜人的空间感。

　　伟大的古代中国城市，并非只是体现于宫殿、坛庙、御苑的宏伟气象，而是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韵律，在宏观的秩序和微观的多样性中形成了自己的城市传统。而从当代城市发展的视角看，人们也日益发现，为人而非为汽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远远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加适宜人居。在小尺度的城市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步行享受到便利餐饮、商业和公共服务，而交通则通过高密度路网和快速公共交通加以解决。而老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不仅体现于建筑文化遗产，也表现于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规划，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向外部学习，而疏于对中国的固有城市传统的梳理和继承。前三十年，效仿崇尚大尺度城市的苏联，“大马路主义”在无需考虑物权的计划经济下，得以成为现实。而后三十年，美国广袤中西部的“汽车城市”，似乎又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样板。可是，与俄罗斯、美国的国情不同，在曾拥有悠久的自耕农传统的当代中国社会，土地国有制并未否定各种公私法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这也是一种无可争议的物权。那么，为了建造为汽车服务的大尺度城市，是否可以沿着计划经济的惯性，继续将城市当做一张物权的白纸，在此之上进行规划呢？今天的城市规划，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城市自己的固有传统？又如何以物权为前提，创造宜人的新城市？

　　如果规划不考虑物权，也无需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价值、情感、权利负责之时，求大、求新、求怪的城市设计便不足为奇。那些大尺度的街区，从表面上看，虽可以满足汽车疾驰而过时的“视觉震撼”，满足直升机航拍的“恢宏气势”，却唯独失去了让人靠双脚所能触及的便利。走在北京街头，人们时常感到，那些“新地标”在给人带来了视觉的冲击之外，并无法像老前门或什刹海那样，以“人的尺度”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和享受。

　　1957年，政治学家张奚若曾说过，“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这种对“伟大”的认识误区，在今天上海世博会喊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之时，依然在我们的城市中存在。人们应当看到，不是在空间上“大”的城市，而是在细节、在建筑、在街道，真正尊重了人的价值、情感和权利，真正回归了“人的尺度”的城市，才有希望迈入“伟大”城市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