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老师晕倒了。”稚嫩的童声大声地呼喊着。窗外是群山苍翠，阳光明媚，可狭小的教室内，这个仅有10个学生的班级却慌作一团。

　　那是5月25日10点20分，一个星期二的上午。58岁的乡村教师刘万芳像往常一样，迈进6年级的教室，在黑板中央写下“作文上的红双圈”几个字之后，转身坐在方凳上开始授课。几分钟后，坐在教室第二排的徐文祥第一个瞥见老师有点不对劲儿，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双手撑住讲桌，头埋得很深，很快就不动了。

　　闻讯赶来的村医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后，刘万芳被拉往镇卫生院，继而转院至县医院。下午1点，医生宣告了他的死亡——突如其来的心脏病，结束了他的生命。

　　原本再过两年，这个老师就可以光荣退休，颐养天年了。但上天似乎跟他开了个残忍的玩笑，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定格在了他平生最钟爱的讲台上。

　　这个早晨，刘万芳的妻子胡菊兰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前几日，她不慎摔倒，双腿骨折，正卧病在床，听丈夫叨了一句：这几天，他的“身体不太舒坦”。

　　“你就请个假，陪陪我，输完液，身体好些再去。”妻子劝说。

　　“我们毕业班马上要毕业了，那不成啊。”刘万芳回答完妻子，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匆匆出门了。

　　在他们相扶的32年间，这对夫妻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胡菊兰只能默认了丈夫的决定。现在，她后悔不迭，那天没能拦住丈夫。

　　男主人的猝然离世，令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顿。去年翻修盖房的钱，是从亲戚朋友处借的。儿子刘伟不得不在埋葬父亲七天之后，返回兰州，继续打工。女儿跑到县教育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他的父亲将获得丧葬费1200元以及延续40个月的工资。

　　出殡那天，刘万芳的学生们纷纷赶来送老师最后一程。就在刘万芳死前的周末，这几个毕业班的孩子曾前往老师的家中探望。他们将在6月上旬参加毕业考试。这也成为刘万芳生前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这位乡村教师的一生，大多时候都默默无闻。只是在死后，引来了媒体的报道，激起了一点舆论的喧嚣。出事后，山里的村民议论纷纷，他是被生生“累死的”。

　　他确实太忙了。这位身兼教导主任的语文教师无疑是这个学校最忙碌的人。他的课程表上，一周密密麻麻安排了27节课程，包含语文、作文、美术、劳动、思想品德等在内的10门课。不仅如此，应付上面的各项检查也占去了他大量的精力。诸如“两基达标检查”、“手足口病防疫”等这些工作，他都要事无巨细地干完。

　　刘万芳的意外离去，不免让生者唏嘘。这让校长孙景胜不由得想起20多年前一位叫蒋焦英的榆中老师，同样累死在讲台。他的事迹甚至登上了当时的《人民日报》。情形何其相似，两年前的11月7日，榆中县第六中学数学教师景正翠，因长期劳累突发脑溢血猝死讲台。

　　教师劳累而死的噩耗，屡屡见诸报端。这让孙景胜不无感慨：“不仅要给学生减负，更应当给教师减负。”

　　事实上，这个仅有73名学生的“麻雀小学”，“五脏俱全”。每一位老师在正常的教学任务之外，都承担了大量的教学管理工作。

　　平常，这个山里学校老师们的晚上大致是这样度过的：晚上7点吃完饭，批阅完一个多小时的作业，开始备课，每写一门教案要平均耗时40分钟，通常他们每人至少要写两三门教案。年纪大的教师，要到深夜11点，才能勉强完成这些必备的功课。

　　所以，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本土本乡人，家距学校并不太远，但除非有急事，他们每个周末才能回家一趟，和妻儿团聚。

　　在这个仅有7名老师的山村学校，刘万芳是年龄最长的一位老师。同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汉”。

　　“对别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对自己却照顾太少。”同事苏克彦说。努力想了半天，这是他找出的刘万芳身上最大的缺点。他与刘万芳共事三年，从未见过这位长他五岁的老大哥发过火。

　　尽管有时对一些死板、不近情理的制度也颇有微辞，但说归说，刘万芳还是会很认真地去执行。同事周国英回忆，深夜12点以前，刘万芳房间的灯从未熄过，他是整个学校“睡得最晚的人”。

　　他也是这个山区学校每天“起得最早的人”。早晨6点，他经常准时出现在操场，围着不大的操场跑上三圈，然后开始巡视学校，对此，他的解释是，“减肥呢，(身体)老冒虚汗。”

　　日子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重复累加。以前，每当备课乏困的夜晚，刘万芳和同事蒋得地一唱一和，以娱身心。他用二胡拉起《大海航行靠舵手》、《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些曲目。几曲终了，蒋得地的手风琴响起，两人照例要合奏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人们回忆起他生前的一些琐碎点滴，充满了无限留念与惆怅。这位传道授业的乡村教师喜好书法，过去每逢过年，他都会研墨写对联，送给乡亲，分文不取。遇到村里的红白喜事，他也会到场帮忙，从无怨言。

　　他像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着为人师者的风范。有学生生病了，他会拿出自己的感冒药。有人写作业笔里没有墨水了，他会让学生去他的办公室拿墨水瓶。下雨天有人忘带伞了，他会借给学生自己的伞；大雪天学生没带手套，他照例会将自己的手套借给学生……

　　这些点点滴滴，被他教育的学生们铭记，并温暖了这些尚在成长的生命。

　　“他是一个好人”、“厚道人”、“面情软，从不打骂学生”……这些评价总是从不同人的嘴里听到。他的岳父与儿子不和，被扫地出门。是这位女婿“收留”了老丈人，直至养老送终。

　　在学校，每次吃饭，“老汉”总是最后一个端饭碗。有一次，同事周国英笑着对“老汉”说：“你就先吃一次。”不料，这个请求也被回绝了，“有饭不怕迟吃，都一样。”

　　同事们明白，“老汉”是生怕别人不够吃。灶房是几个老师攒钱“拼”起来的。从村里花400块钱雇了一位大嫂，每月饭钱另交。每周的食谱无外乎拉条子、机子面、面片子……翻来覆去单调的几样，大米饭要每周才能吃上一次。为了改善伙食，教学楼前的花圃被开辟成了菜园，今春种了一垄龙豆、一畦辣椒、一排番瓜，遭遇了5月初的一次霜冻之后，又倔强地吐出新芽。

　　刘万芳生前极尽节俭。平日里同事喝完啤酒的瓶子，他悄悄收起，积攒两年后卖掉，换来调料，贴补给学校的小灶。

　　如果从1977年高中毕业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算起，他已经执掌教鞭33载，生前培育桃李无数。但当为他准备丧礼时，人们发现他的存折上仅有工资2000元，家属举债才安葬了他。

　　如今，在甘肃省榆中县定远镇水岔沟小学他生前那个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桌上摆着他的黑白照片——头发几近谢顶，一副驼色的宽边大眼镜结实地压在鼻梁，眼神里透着西北人的质朴与硬朗，嘴角挂着一丝严谨的微笑。

　　刘万芳的宿舍里没有多余的物什，那把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二胡，就挂在黄色文件柜旁边的墙壁上。自从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的戏班学戏，二胡就一直陪伴他左右。

　　照片里看上去身体壮实的他，其实已与高血压“战斗”十几年了。他的家中，托邻居从酒泉捎来的长压敏片还有大大的一包。在他的宿舍，那张掉了漆的长桌上放的是成盒的西药，窗台上摆满了药瓶，抽开桌匣，满满当当的还是药。粗略地清点一下，熊胆丸、稳心颗粒、二维三七桂利螓胶囊……

　　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家中，发现了7本尚未批改完的学生作文本。批改作文的眉批，字迹工工整整，他会一丝不苟地给学生们写下评语：“注意句子之间的停顿和标点的运用”、“书写认真，语句生动感人”。

　　13岁的学生金祖祥记住了老师生前常教导他们的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位乡村教师如若地下有知的话，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

　　刘万芳死后，同事蒋得地把手风琴锁进了皮匣。他清晰地记得，两人的最后一次唱和发生在去年六一儿童节汇报演出。此后，刘万芳“高血压”缠身，加之事务繁忙，二胡被束之高阁，再也没拉响，如今，它已是尘埃满布，再也发不出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