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 缺钱， 还是缺钙

　　“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些缺钱但不缺精神的电影，而不要总是关注那些除了钱什么都缺的电影。”

　　记者/王 倩

　　刘杰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次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到底是哪一年，“2003年还是2004年？”2004年，电影节论坛邀请了贾樟柯、王小帅、朱文和一大批当时的青年导演们，和美国权威电影评论家大卫·鲍德威尔、日本电影史学评论家佐藤忠男、韩国电影评论协会主席郑用琢对话。

　　当时《十七岁的单车》和《小武》等一批中国新生代的电影早已经在国际上扬名立万，这些导演在上海的此次公开的集体亮相被认为是这群“第六代导演”从“地下”到“地上”的出土记。而刘杰的身份是王小帅的长期搭档，摄影师，他还没有拍出后来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大奖的《马背上的法庭》。

　　6年后的现在。

　　贾樟柯已经有了“新世纪十年全球最佳导演”的头衔，他最新的电影《海上传奇》因为“拷贝上的中英文字幕来不及制作”，取消了在电影节期间的唯一一次公开放映。在电影节的最后一天他宣布，《海上传奇》7月2日起将在全国公映。

　　王小帅继去年在电影节的论坛“一鸣惊人”后，本届电影节成为了金爵奖的评委。他的《日落重庆》刚刚在戛纳参加了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竞争，但原定的全国公映又被推迟，因为发行方保利博纳希望能有更充分的宣传预热。在商业和艺术间摇摆了好一阵后，王小帅逐渐看清了自己的长处，“虽然我的电影不卖钱，《日落重庆》的发行前景也不太乐观，但我仍然会坚持我的个性” 。

　　朱文继在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获得了最佳导演(《云的南方》)后，2008年他的《闪》获得了“项目创投”单元最具市场投资潜力项目，今年他的第三部作品《小东西》在电影节上进行了首映。

　　每个国际电影节都有自己的“嫡系”导演群，刚满十三岁的上海电影节也在通过“亚洲新人奖——电影项目创投和合拍片洽谈——金爵奖”这条阶梯为新人提供在电影节上的发展之路，努力做中小成本影片的孵化器，以凝聚上海的力量，使得导演们愿意拿着电影来上海，而不只是空着手，拉着演员们，光鲜亮丽地走一趟红地毯。

　　给予上海电影节最大惊喜的，是当年以配角身份亮相的导演刘杰。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的竞赛片质量多年来因为A级身份而陷在尴尬中，报名参加金爵奖竞赛的影片就不能去参加戛纳、柏林和威尼斯这三大影展，一直没有知名导演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来上海参赛和首映。

　　但是连续两部作品都在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得到肯定的刘杰，把刚刚完成的第三部作品《碧罗雪山》送来了上海电影节。哪怕最后并没有得到奖项的肯定，刘杰的此举也是对于上海电影节最好的褒奖，首映前他说，“电影究竟成功不成功，不能只看奖项，重要的是有人读懂它，找到知音。”

　　电影节的奖与钱

　　17日《碧罗雪山》首映前的观众见面会上，刘杰说：“我一直是得奖专业户，这么多年来就一次没得奖。”3天后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碧罗雪山》一举拿到了包括最佳导演、评委会大奖、最佳音乐和评委会特别嘉奖四项大奖。在颁奖礼上，唯一与它分庭抗礼的是意大利电影《再吻我一次》，它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编剧三项大奖。上台领奖的刘杰又说，“我不是第一次站在领奖台上，但在国内是第一次获奖”，很有意思。

　　《碧罗雪山》说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村民们，从靠一根绳索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深山里集体搬下山的故事。电影完全由傈僳族的村民们本色出演，原生态的电影表达，有故事有趣味，一点也不见文艺片惯有的“枯燥”。刘杰在接受采访时说，“拍到一个月时，我还没给大家发剧本，我没按着那个拍。工作人员抗议，说不知道我要什么，其实我也没底，我不知道能拍出什么，我就是和他们聊天，聊他们的故事，聊到有趣的地方就拍下来。”正是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风格，加上原著小说作者“真实的记录少数民族生活状态”的写作初衷，使得《碧罗雪山》摆脱了一般主旋律电影过于矫情的弊病。

　　吴宇森领衔的评委会点评这部影片，“让人感动，也让人惊喜，是浑浊洪流之中的一道清泉，让我们找到一些最真诚的爱”。两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主演汪普则和娜真叶，获得了评委会的特别嘉奖，王小帅自动请缨上台为他们两人颁奖。

　　刘杰愿意，或者说敢于把《碧罗雪山》送来上海参赛的理由是，“大家都认威尼斯电影节的标，我的电影在那儿一放，国外的片商都来买了。也许上海电影节的背书现在还没什么影响力，但我已经是《马背上的法庭》的导演了，大家认我这个标。”

　　刘杰和贾樟柯走的是同样的路，影片回收主要靠参加国际影展和卖国际版权。结束了上海电影节的行程后，刘杰在22日飞去了美国参加洛杉矶电影节，他的第二部电影《透析》正在那儿参赛，“《透析》在釜山电影节上拿了大奖，已经去过了6个电影节，我28日还会去慕尼黑，之后推掉了几个电影节，不过凡是有奖金的电影节都会去的。”刘杰甚至开玩笑，他更愿意把作品送来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单元，因为获奖者有15万元的奖金和2万美元的后期制作基金。

　　这样的一趟国际影展之旅能收获什么？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上个月刚在戛纳首映，就已经卖出了包括法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波兰等十几个国家的版权，还有更多国家的版权合同将会在9月的多伦多电影节上敲定，贾樟柯表示“未来一年里通过版权收入可以回收影片投资的2/3”，其他的回报途径还有国内公映的票房收入、电视和网络版权和一些品牌的商业合作。

　　而刘杰的第一部作品《马背上的法庭》是2007年法国的十大卖座外语片之一，在法国卖出了10多万张电影票，“我的电影没有亏钱的”。而同期在国内公映时，上海一家电影院一天放了两场没一个观众，广东珠江院线放了一周收到了2000元的票房。

　　刘杰说，“其实在国内看过《马背上的法庭》的人挺多的，可能都是主流媒体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它卖出了很多的碟，都是政法系统里的法官们买的，后来我拍第二部电影《透析》时去法院，所有的法官都认识我。在很多的二三级城市上映，报到电影局的票房也有300多万。电影局方面还弄了150个拷贝，免费放给全国各地的农民们观看。”即使没有贾樟柯那样的公众知名度， 刘杰的电影并不缺知音。

　　与其他国际影展相比，上海电影节尽管设置了电影交易市场，却并没有太大的财力招来重量级的国际片商。去一趟戛纳或者威尼斯，就能卖出电影的国际版权，这是上海电影节目前完全无法匹敌的。像刘杰这位国际影展上的常客，此次在上海就没有遇到在其他国际影展常遇到的熟面孔，他甚至没有去过上海电影节特设的电影交易市场。

　　刘杰说：“那儿的人都在说这部要赚多少那部要赚多少，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多人都去拍商业片，不缺我一个。其实上海电影节可以更有专注性，来参加上海电影节的外国人都是对中国和上海感兴趣的。我在威尼斯，遇到的1000个人里，可能只有50个人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在上海，我遇到的1000个人都对中国感兴趣。”

　　有钱有良知

　　好电影来了，但没人关注，还是等于没有。上台领奖时，刘杰说，“我有点失望，媒体对我们关注不多”。与他同命相连的还有其他14部金爵奖参赛片的主创们，大部分主创在新闻发布会上见到的都是挂着工作人员证件的志愿者们，真正的记者寥寥无几。唯一例外的只有开幕片《海洋天堂》——因为这部电影里有李连杰，片方花了两天时间才接待完所有有采访意愿的媒体。

　　如果没有李连杰，即使导演薛晓璐的剧本写得再出色，《海洋天堂》的命运也不会如此；在没有遇到李连杰之前，薛晓璐花了4年时间寻找资金。

　　作为导演是新人，但身为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老师的薛晓璐写过多年的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她在国内第一家为孤独症和自闭症儿童服务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做了14年义工，2005年左右她写出了《海洋天堂》的剧本，一个患了末期癌症的父亲为22岁的自闭症孩子“托孤”的故事。故事残酷而又平和，温情中感人至深。

　　“当时有好多机缘。我最早照顾过的一个孩子锅子，把手伸进了墙上的插座而死了，我打听他爸爸的生活怎样？比以前过得好了。很残酷的一件事，心里很难受。正好当时有人请我看一个剧本，一个五六岁的自闭症孩子以前和妈妈生活，后来去和爸爸以及爸爸的女友一起住，因为他很可爱，一家人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设计的情节也就是孩子发个脾气，哭一阵，这完全不是自闭症孩子典型的状态，是那种浅层的廉价的同情，你们真不知道自闭症孩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薛晓璐说。

　　薛晓晓花了4年时间寻找资金，见过无数的投资人，每一个都希望电影朝她不希望的方向发展，“把他们写成底层人物，弱势群体，变成苦情戏。都不是的，他们每天的生活简单但真切，挺乐呵的生活，但也有压力。我特担心别的导演拍歪了”，她特别担心别人说这部电影“悲情”。

　　后来她被引见到了香港安乐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的面前，江老板没说太多话就答应投资，还推荐了李连杰出演父亲这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李连杰的参与，重量级的电影幕后力量奚仲文、杜可风、张叔平和久石让加入主创团队，一股完全配得起上亿投资的创作力量共同完成了一部仅700万投资的“小片”。

　　《海洋天堂》作为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亮相，无数传言在说，这部电影肯定会有奖拿。但金爵奖并没有青睐该作。19日晚上的优秀国产新片展映单元——电影频道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海洋天堂》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人导演三项大奖。青年演员文章获得了最佳男主角，而不是最大牌的明星李连杰。

　　“我要的不是名和利，我要的是良知”，李连杰在上海说。

　　与《海洋天堂》靠“明星”博得了关注相反，《我是植物人》这样没有大牌明星的优秀小成本电影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并未获得和其电影品质相匹配的关注度。《我是植物人》是导演王竞和编剧解晓东合作的第三部电影，讲述中国假药的黑幕。他们两人曾合作过口碑甚佳的《一年到头》(关注农民工春运)及《无形杀》(关注人肉搜索)，长期致力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小成本影片，遗憾的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和两位持之以恒的主创在市场和电影奖项上都无人关注。

　　去年的《无形杀》入围过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今年的《我是植物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为犀利，其中点题的台词“我们都是植物人”振聋发聩。解晓东终于收获了最佳编剧一奖，而导演王竞的愿望是，“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些缺钱但不缺精神的电影，而不要总是关注那些除了钱什么都缺的电影”。

　　关注电影，还是明星

　　因为“囊中羞涩”，上海国际电影节只有30个正式工作人员，大量的重要工作都必须交给志愿者学生们；哪怕肖恩·康纳利和彼得·杰克逊愿意来上海，电影节方面也因承担不了200万的私人飞机费用而婉拒对方；即使自己也知道失礼，但自筹经费的电影节也只能面对国内电影人自出飞机票的难堪局面。

　　然而，上海电影节有着世界上最可爱的影迷，电影节期间展映了数百部平时难得一见的中外佳片，25家放映影院平均上座率近七成，140多场电影满场。有时哪怕英文电影没有中文字幕，观众们也愿意看到结束，他们甚至会为那些把字幕一个个敲上银幕的志愿者大学生们送去蛋糕。

　　日本电影周的负责人耿忠为观众的热情感动：“由于沟通交流上和各环节衔接上的一些小问题，我在电影周活动开幕之前是有所担忧的。但没想到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售票的第一天，日本电影周的电影是最受欢迎的，票也是最先卖出去的，很多场电影都出现了满场的情况。”

　　如此踊跃的中国观众是出乎日本方面意料的。如今在上海定居的日本人有10万多，日本电影周的一大目的就是让他们在电影院里看到最新的日本电影，放映的11部电影大多是过去一年里在日本公映过的热门电影，其中开幕影片《哥哥的花火》在上海进行了全球首映，直到秋天它才会在日本国内公映。

　　与观众们相比，参与电影节报道的记者们的视线大多朝向了明星。上海电影节从去年开始解决了“星光黯淡”的难题，邀请正在拍摄中或者即将上映的影片主创来参加电影节开幕式。但是明星又抢走了电影的风采：去年搭车宣传的剧组们曾经创下一天排了13个通告的纪录，记者们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今年愿意走开幕式红地毯的剧组超过了50个，主办方甚至动过把红毯时间从60分钟延长到90分钟的念头，一众话题女星以各种“理由”博得了媒体版面，电影节的官方主体活动——竞赛片的放映和记者发布会——成了受冷落的鸡肋。

　　没有了记者，公众也就难以了解竞赛片的真面目。常有记者向嘉宾提问，如何看待电影节忽视金爵奖参赛片。但是有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只有记者们自知，除了有李连杰主演的开幕电影《海洋天堂》，有多少记者看完了一部金爵奖参赛片，有多少记者去过金爵奖以及亚洲新人奖单元参赛片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又有多少记者是在颁奖礼时才听说过获奖影片的名字？

　　贾樟柯为上海电影节开出的药方也是“提升各单元的质量，尤其是选片质量”，和“将焦点放到电影里”。他说戛纳电影节有一招可以学学看，法国人请来全球重要媒体给参赛片打分，这样每家媒体都会报道这些参赛片，而且像法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在电影节期间还会开设“戛纳专版”，最主要就是采访和评论参赛片，“电影节要有这样的氛围”。

　　刘杰可能也是第一次在国际影展上遭到如此冷遇，与《碧罗雪山》首映发布会撞车的是，这个城市的另一角落一场有国际功夫巨星参加的影业公司发布会。“别被明星晃了眼睛。上海电影节有点失焦了，戛纳他们三大电影节都力捧自己的主竞赛单元，人家的明星们如果没有电影入围，去红地毯干嘛呢？而我们这边，不用入围影展，找几个明星，来这边开个发布会就可以了，电影节就没威望了。”刘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