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房产份额

　　文/贾明军

　　老同学的电话

　　2009年1月15日上午，我接到一位老同学的电话，她说有个亲戚1月13日刚刚办理完离婚手续，结果在2009年1月14日接到法院的传票，要在2月16日开庭，并同时附有房屋查封裁定。该案形成的原因是同学亲戚的前夫在外借债，现在债权人要求亲戚一起归还。

　　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夫妻一方隐瞒另外一方在外借债，现在债权人起诉要求双方共同承担债务。我问她金额多大，她说本息合计107万元。我表示需要看到具体案件材料才可以下定论，并约她第二天进行面谈。

　　第二天，我的同学带着她的亲戚黄红过来了。原来，黄红与前夫孙立天在英国读书时是同学，2006年在英国结婚。2007年一起毕业回国工作，双方育有一子取名孙国。

　　然而，天公不作美。一年以后，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丈夫孙立天像着了魔一样，经常半夜偷偷发短信，洗澡时也把手机带在身边。女人天生的细腻和敏感让黄红意识到了危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在情感交错的城市里，黄红只想到了一种可能——情感的背叛。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想办法得到了丈夫的手机密码，查询并调查得知，丈夫自2007年10月开始，确实与一名离异女人关系暧昧。

　　她也曾试图在黑暗中抓住丈夫的心，然而丈夫却如释重负地承认自己确实有外遇、并与第三者生有一女。更让黄红伤心的是，丈夫竟然把出轨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竟然狡辩说，之所以有外遇是因为黄红冷淡他。

　　一番话如同晴天霹雳打在黄红心头。没有感情的生活、欺骗中的婚姻，还有维系的必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财产分割

　　既然离婚，财产分割成为焦点。黄红突然想到，2008年10月16日，孙立天要求黄红将双方一起购置的、登记在双方及儿子孙国三人名下的一套房屋公证给他和孩子所有，属于孩子的份额由他监管至孩子成年，原因是去银行贷款做生意方便，免得总麻烦黄红去签字。对于丈夫，黄红还是很信任的，没多想就同意并做了公证，但至今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想到这件事，黄红不由心中暗急，她自己也不知道公证这件事对自己财产分割有多大的不利。

　　黄红没有精力再与这个负心的男人周旋，随即提出离婚并要求房子归孙立天、其余存款及有价证券等归自己、孩子由自己抚养的离婚条件。

　　孙立天感觉妻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答应了。本想过太平日子的黄红没有想到离婚的第二天就收到法院的信函，要求自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束手无策的她只得求助律师。

　　听完她的讲述我明白了，债权人是想将该笔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我问黄红是否知道前夫借钱的事情以及钱款的资金流向，她痛苦地摇了摇头：“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背着我干的。”

　　第二天，我安排黄红给孙立天打电话，并做好录音。电话接通后，一谈到借钱的问题，孙立天就极不耐烦地说：“这个与你无关，我自己处理。”随即挂掉了电话。

　　黄红面露难色，我告诉她不要气馁建议她继续打。电话再次拨通了，“不是说了吗，和你无关，干嘛又打给我！”

　　黄红强压着火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关心你一下，毕竟人家也把我告了，我还不知道呢，那你为何当初借钱不和我说呢，这个钱去做什么了？”

　　“你放心这笔借款不用你还，当初借钱不让你知道，现在还钱自然不用你处理，我当初骗他们我有一笔海外遗产，他们才肯借给我的。”听黄红没有要吵架的意思，孙立天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黄红又问了一遍，“你确信跟我无关你自己承担吗？”

　　“是的，肯定不会拖累你的，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全部谈话都录下来了，这为我们私下交涉和应对庭审增加了一个重要筹码。

　　之后，黄红得知孙立天不会亲自去开庭，但聘请了一位律师。我建议黄红把对方的状况摸清楚，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我让黄红再次联系孙立天并获取他律师的电话。电话拨通了，另一端的声音透着傲气，“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的当事人当然要承担责任！”

　　看来我要进一步探探对方的口风，“你的当事人说过，债务是他自己借的，与我的当事人无关。”

　　“我们要依照法律行事，是夫妻共同债务就要共同承担。”对方的态度依旧那么生硬。

　　我让黄红再次电话联系孙立天，不同的是这次态度强硬，质问他为何出尔反尔。电话拨通，孙立天明显受了“高人指点”，态度非常好，但谈话内容却与上次大相径庭，“这个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要和我一起偿还。”

　　黄红一听，急了，说道：“上次通话内容我已经录音的，你休想反悔。你要真敢这样害我，以后别想看见孩子！”

　　虽然法律赋予孙立天探望孩子的权利，但他知道自己本身就对不起黄红了，再这样恐怕以后看孩子真的会成为一件麻烦事。另外听黄红说有录音，他自然心虚，知道耍赖不是办法，于是赶紧说：“和你开玩笑的，别当真。”

　　终于让孙立天顺着梯子爬上屋了，接下来就是债主那头了。

　　上屋抽梯

　　2月16日，我和黄红准时到了法院，第一被告孙立天果然未出庭，而原告债权人胡兵也没来，两方都是委托律师出庭。原告律师的陈述果不出我所料，认为这笔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两人一起承担。第一被告孙立天的律师承认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不是原告诉称的107万元，而是80万元，同时也承认该笔借款黄红不知情。

　　轮到我方答辩了，“该笔债务我方当事人不知情，至于被告是否借款以及借款金额我们根本不知道，目前两被告已经离婚，不排除原告与第一被告串通的可能……”

　　陈述结束时，我向法庭出示了双方婚姻解除的证据及之前的电话录音。随后，我要求原告出示借款的资金流水，但原告说大部分是现金交易。

　　当法官问及是否同意调解时，我立场坚定地说：“调解只能原告和第一被告调解，我方未享受借款利益故不同意调解。”既然无法调解，法官只得宣布休庭。

　　庭后我主动与原告律师沟通，告知他我方当事人没有什么财产，唯一一套房子也在离婚时给了第一被告，我说此话的目的旨在将原告的注意力转移到房子上面。“如果一审判决我方当事人与第一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话，我方肯定要上诉，那样拖延的时间会更长。”原告律师只是看着我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5天后，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打电话给原告律师，我们彼此都很客气。

　　我开门见山地说：“等着判决出来，再经过二审，从我当事人这里执行到钱款有两个问题，其一比较难于执行，因为我当事人基本没有可供执行的钱款；其二周期太长，对原告没有好处。要想尽快拿到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拍卖房屋，而现在房子中属于黄红的份额已经归第一被告了。”

　　我的话很客观，原告律师基本赞同。当然，我这样说的目的是在维护我当事人的利益，为原告安置“梯子”，使他明白要想尽快拿钱只能去拍卖房屋，而房屋掌控在第一被告手中，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节约诉讼时间。

　　原告果然顺梯上屋，于2月27日与第一被告自行到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约定第一被告于2009年3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86万元，原告放弃了对黄红的诉讼请求。

　　事后，孙立天果然未按时还款，胡兵遂请求法院执行房屋。到了执行阶段，我再次接受黄红的委托，代理其子孙国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屋中属于孙国的份额不应被执行，这是他们均始料未及的。该房屋的评估价为88万元，本以为可以一步执行到位的原告这时方知中了“上屋抽梯”之计，但再想把黄红作为被告要求承担责任已无力回天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6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