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纳利 我从不认为艺术是种游戏

　　他创作的歌曲有30多首在土耳其家喻户晓；他的音乐会现场，听众多达50万；他的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全球再版53次，中文是翻译用的第29种语言；今年，他执导的电影《Veda》是土耳其票房冠军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谁知道那些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是怎么解释世界的意义的？

　　摩西说“主”。耶稣说“爱”。马克思说“钱”。弗洛伊德说“性”。最后，爱因斯坦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

　　说这话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土耳其人李凡纳利(Ömer Zülfü Livaneli)。

　　这位老兄“是土耳其的音乐、文化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如此推介他们的国宝级人物。

　　6月中旬，李凡纳利携小说代表作《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来到中国。自2002年出版以来，该书曾长时间盘踞土耳其畅销书榜首，全球再版53次，在西方世界反响热烈，追捧者包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希腊电影大师安哲洛普罗斯等人。2009年，李凡纳利获颁土耳其文学界声誉最高的奥尔罕·凯末尔文学奖。

　　“土耳其人最大的能量就在他们的语言，它灵活、丰富、非常文学化，我们历史上有非常伟大的诗人。我用自己的母语创作，中文是翻译这部作品用的第29种语言。我相信，如果我深入自己的文化，我就更加国际化。”

　　这部小说围绕着一起“荣誉谋杀”展开：15岁的乡村少女玛丽遭到身为族长的大伯强暴，为了家族荣誉，从部队退役的堂兄西玛尔，奉命把她送往伊斯坦布尔秘密处死，路上他们邂逅了离家出走的中年教授伊凡。从宗教制度森严的偏远东部，到欲望蓬勃的国际大都会，3个人的命运交汇在一起，李凡纳利说，“彼此的冲撞交流，帮助他们清洗各自深深的伤口。”

　　在他看来，3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不同暴力的受害者。玛丽面对的是当地的宗教保守势力；西玛尔因为看见太多死亡，内心全然绝望；伊凡教授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时时忍受着精神上的空虚与孤独。

　　在复旦大学讲座现场，李凡纳利为观众放映了由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该片曾获2007年土耳其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9项大奖，电影原声均由他本人亲自创作，忧伤的旋律倾诉着灵魂深处的隐痛。

　　青年时期的李凡纳利，曾是1968年欧洲左派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土耳其1971年政变中，他被投进军事监狱，此后在国外流亡了8年。流亡生涯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专辑在欧洲频繁获奖，作品被伦敦交响乐团收录。1980年代，他曾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配乐，该片后来摘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由于在推进和平方面的贡献，1995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

　　李凡纳利创作的近500首歌曲中，30多首在土耳其家喻户晓，经典歌曲更为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Joan Baez)等歌星传唱。1999年，已是国民偶像的他在当年关押他的军事监狱旧址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音乐会，现场竟挤了50万热情昂扬的土耳其人。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不同的可能性，我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直观感受，用文学讲故事的方法反映自己的思想。目前，我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形成了一种内部和谐。”继早年执导《铁地铜天》、《迷雾》拿下西班牙、法国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重头奖项后， 1999年，李凡纳利被授予土耳其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今年，他执导的电影《Veda》是土耳其全国票房冠军。

　　老百姓希望这位全能型文化人能给政界带来不一样的东西。2002年，李凡纳利被民众推举为国会议员，然而，任职期间，他发现“所有搞政治的人更关心自己而不是群众”，2007年便决意辞职。他不喜欢别人叫他政治家，“除却我的那段政治生涯外，我从未把自己当作政治家。”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强调，自己只是艺术家，“托尔斯泰晚年写过一本《艺术论》，提出艺术必须帮助人们生存和抗争。人生充满苦楚和灾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失去所爱的人……我从不认为艺术是种游戏，它的功能是为人们找到希望。”

　　没人能让土耳其回到从前

　　人物周刊：小说所写的“荣誉谋杀”在土耳其现实中普遍吗？

　　李凡纳利：很不幸，确实如此，尤其在东南边远地区，依然存在这种可怕的习俗。如果一个女孩与男孩发生非法的性关系或被人强奸，出于家族荣誉、社会压力等原因，家人会亲手杀了她，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有时他们设计成女孩自杀：投河、上吊等等。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有5000人死于这类荣誉谋杀。读到新闻时我很难过，所以想写本书揭开这创伤，让更多人感知这些可怜女孩的处境。他们不惩罚那个男的，却要惩罚女孩，即使她是受害者。

　　人物周刊：您2002年出版这部小说，8年过去，女性的生活是否有了改善？

　　李凡纳利：现在有所改善，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在国会里也不断强调要严厉惩办(荣誉谋杀)。上世纪20年代我们有阿塔图克领导的共和革命，其中也包括妇女解放。之后女性拥有了许多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许多大城市，大学的女教授多过男教授，商界也有很多女强人，甚至比男人强势。但是，过去10多年，大学里一些年轻女孩坚持要戴头巾，为什么呢？你已经得到解放，却还试图回到从前的境地？上百万人已经过上了更世俗化、现代化的生活，我想没人能让土耳其回到从前，这不可能成功。这些年土耳其法律一直在强调男女的平等待遇，但不能只通过法律来解决，更重要的是意识的转变，这只能通过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在小说的最后，玛丽独立了起来，甚至打败了两个强势的男人，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和幸福。这也是我对土耳其的前景的盼望，我希望看到它真正独立强大起来。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有段话很有意思，“还在穴居人时期，女人们会问男人们3个问题：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还爱我吗？当时是这样，今天在纽约、巴黎、伊斯坦布尔，这些问题依旧适用。”这是您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吗？

　　李凡纳利：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确实非常微妙。今天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女性还会问男人：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不过，她们的意思是，你出去时我也正好去见见我的情人。哈哈。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女性有多重要？介意说说您的妻儿吗？

　　李凡纳利：我妻子是军官的女儿，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结婚也早，但我们渡过了一段艰难岁月。我入狱后，对她而言，生活非常困难；流亡瑞典时，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没钱、没保障，什么都没有。很幸运，我们战胜了苦难，这种挣扎的生活令我们之间更加信任，共同对抗生活的艰辛，这对维系婚姻有好处。我有个女儿，她结婚了，又离婚了，就像大多数土耳其年轻人那样，维系不下去，好吧，各走各的。现在离婚已非常普遍，和我们那年代的婚姻完全不同。

　　人物周刊：在您心目中，完美女人是什么样子？

　　李凡纳利：完美女人不存在，这与男人的千差万别有关。有些男人需要很强势的女人，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他母亲。我喜欢独立、现代、思想自由的女性，和男人平等，但不能失去女人味。有些商界的女强人，几乎和男人一样，已经不需要男人了，这并不可爱。所以女人味非常重要，也许是个最高的标准。

　　我的伊斯坦布尔比帕慕克的大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土耳其由来已久的军政之争？您因为1971年3月12日的那场政变被投进了监狱。

　　李凡纳利：现在已经不同了，军队不可能再控制政权。那时军队的势力无所不在，我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尤其是军事政变，那对知识分子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不喜欢被质疑，以各种借口，把很多人扔进监狱。我们那一代遭遇了很多事，这在土耳其已经成为某种传统了，有位作家说，监狱就是土耳其文学的学校。

　　人物周刊：8年流亡经历给您留下了什么？

　　李凡纳利：这又是另一种境遇。当时我和妻子一起踏上流亡之路，从土耳其到了瑞典。瑞典和土耳其很不一样，如果我当时流亡到了中国，可能就不会感觉那么陌生。(笑)我在那个阶段写了很多歌，反抗军队的暴力、国家的独裁等等，最出名的一首叫《自由》，提倡和平与爱。这些歌曲在瑞典非常受欢迎，出乎我的意料。之前我一直在写作，我的世界属于文学，从没想过要当个歌手。

　　后来我又去了法国、德国的好几个城市。在不一样的地方生活，让我了解各民族看事情的不同角度，使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变化，最起码我学会了不轻易论断对方，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对方，也因此让我自己更加世界化。

　　人物周刊：您曾竞选过伊斯坦布尔市长，如何评价这座城市？

　　李凡纳利：伊斯坦布尔是全世界最迷人的地方，一个多元文化混杂的国际大都会，充满了活力，遗憾的是，几百年前，它更辉煌，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当然现在有重获关注的趋势，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宁静、温情脉脉，但在我眼中，这是座疯狂的城市。他住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很小的一片区域内，就是他在《纯真博物馆》中写到的尼尚塔什，那里比较繁华、小资，他的生活也接近这样的状态。

　　但如果你从那里再往外走几十公里，就会看到那些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大多很穷，住着违章搭建的房子。除了辉煌的宫殿、自然的美景、中心区富裕的生活，这座城市还有它贫穷、边缘、阴暗、不为人知的一面。奥尔罕基本不参与政治，我不同，我在监狱呆过，开过大型音乐会，后来又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的活动圈子更大，关注的人更多。他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我认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不同面孔，我的伊斯坦布尔更大。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城市和人的关系？

　　李凡纳利：我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印象很深，讲的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发现自己脸上的皱纹会少一条，最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脸变成平的了，彼此非常相似。很遗憾，城市就是个让大家变得趋同、制造机器的地方。我觉得，文学是阻止这种同化进程最有效的方法，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紧紧抓住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像我年轻时听过的一个中国成语——百花齐放。

　　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

　　李凡纳利：曾经有50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中，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创造了另一个敌人，就是伊斯兰。这形成了一种冲突。所有穷人，在伊斯兰的名义之下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

　　我更愿意这样来解释：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经济因素比文化因素更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这并没有太大冲突。经济利益则非常明显，那些伊斯兰教占主导的地区有石油。布什政府破坏力很强大，他们攻打伊拉克，导致冲突加剧。我希望奥巴马能够做出弥补，我相信他是个更明智、更正直的人。

　　人物周刊：看您的作品，依稀有鲁米(13世纪波斯苏菲派诗人)的影子。他在诗中写道，“我上穆斯林清真寺、犹太会堂，和基督教堂，却看见一个祭坛。”

　　李凡纳利：鲁米是非常重要的诗人、哲学家，他继承了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传统，当地有非常宽容的环境。不仅是鲁米，很多哲人都说宗教差异并没有什么，人类的价值就是成为人，不论种族、语言、宗教等各种差异，这是土耳其伊斯兰的真正根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坚持建立宽容的、现代的伊斯兰，但过去10年，政府希望走阿拉伯伊斯兰路线，这非常危险，我们都在对抗这种趋势，所以鲁米的哲学在今天仍有意义，我很欣赏他的作品。不过我读他的诗歌，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关于性爱的小故事。我读到这些故事时，简直被震住了：700年前就有这样的作品了！在土耳其他被视作圣徒，但人们不知道他还写了这些。(大笑)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土耳其当下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

　　李凡纳利：我个人对此没和太多人交流过，但我15年来一直关注着。冷战时期，每个人都认为土耳其的问题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因为那时候内战杀了很多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冲突。土耳其有了3种势力：库尔德人、传统宗教势力、世俗民族主义势力。这3群人有各自的影响范围，不愿意共存，这很危险。它们阻挡了国家的统一。

　　你不再参与竞赛，而是个裁判

　　人物周刊：请谈谈您在中国的经历，1990年代初，您到过中国许多地方。

　　李凡纳利：那时，我曾为一家土耳其报纸写过在这里20天的见闻。我先后去了北京、西安、广州、上海等城市。我一个美国朋友在文化部门工作，受中国政府邀请来访问，他带上了我，让我伪装成团里的记者。1993年上海还没有这么多高楼，我们去了最高的那座大厦，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宴会之后，一个高个子想带我们见识上海最新的文化娱乐活动，带我们去了卡拉OK。他们希望土耳其人也唱两首，大家很害羞，我说，“哦，不，我是个记者，不会唱歌。”但他们每个人都很热情，“唱吧，唱吧！”我发现里面恰好有鲍勃·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就唱了那个。等我唱完，高个子兴奋地跑来：“真棒！你怎么把才能浪费在记者这一行上？你是个音乐家！”(大笑)

　　人物周刊：隔了这么多年再次来到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

　　李凡纳利：我非常喜欢这里。那次回去后我跟太太说，“你应该去中国，那是一个美丽的大国家。”所以这次我们一起过来了。这里更开放、更富有了，但有件事情很可悲，我在这里看到了纽约、伦敦、伊斯坦布尔所有大都市的相似面貌：同样的商店，同样的大品牌，到处是星巴克。昨天我说我们想去“中国城”，有趣的是，我们就在中国，为什么在中国寻找“中国城”？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全球趋势，我们正失去本土的颜色。我钦羡你们千年的文明，更希望在这里看到那些。在土耳其也一样，人们希望看到古老的文明，而不是美国。

　　人物周刊：6月20日是您65岁生日，您有什么感悟和心愿？

　　李凡纳利：我年轻时更像个战士，几乎反抗一切，急于证明自己，有些不可理喻，也不够宽容。现在我成熟了，更能理解他人的各种价值观。别人做了什么，在作论断前，我试图先去理解他的动机。当然不是百分百宽容，有时我也生气，尤其是媒体报道。(大笑)不过现在我接受生命原本的样子，60多岁时你必须认识到，你不再参与竞赛，而是个裁判。

　　我希望自己能健康地活下去，创作更多东西。德国有一位出版商打算明年出版我的自传，法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也有此打算。我真觉得自己幸运，能通过音乐和文学来表达自己，并被很多人接受、喜欢，不仅在我家乡，甚至在全世界也有自己的聆听者和读者，现在我的歌被很多人唱过，我的书也被翻译成各国文字。

　　这曾是我的梦想，如今已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