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的人生

　　王书亚

　　1865年，维多利亚女王读到卡罗尔的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对侍从说，今后凡卡罗尔写的东西，都赶紧给我买来。

　　她不知道，其实卡罗尔是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数学讲师，有3个女儿，其中一个叫爱丽丝。当有一天，你孩子眼巴巴地说，给我讲个故事吧。你想了一圈，从孙悟空到花仙子，肚子里已无存货。如果你够爱自己的孩子，虽然狗嘴吐不出象牙，但你嘴里一定能吐出童话。

　　我很羞愧，迄今为止，给孩子胡诌的故事，都缺乏诚意，说出来叫人难以相信他爸爸是个作家。我想，如果读者听过我给孩子讲的故事，一定怀疑我的文章都是抄袭的。不然，我对孩子的爱就是抄袭的。

　　如果一个人对孩子都这么敷衍，他对我们说的话，难道还值得听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警告。刚好昨晚，我妻子说了一句很智慧的话。她说，如果一个妻子无法顺服自己的丈夫，她对其他人的爱，就是虚假的。我接着说，是啊，如果一个丈夫不能为妻子舍己，他对其他人的爱，就是虚假的。

　　如果杀猪的把最好的肉卖出去，剩下的骨头带回家给妻儿炖汤喝，这可能是一个温存的画面。但如果我把最好的文字拿去换稿费，把删掉的内容拿来应付家人，这是多么寒冷的一出啊。这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噩梦和罪过。所以看了这部电影，我要悔改，立志写童话。我要做一流的丈夫、二流的父亲、三流的作家。

　　就像伟大的丹麦电影《巴贝特的盛宴》中，音乐家在乡村小教堂发现一个唱诗班女孩有惊人的天赋，想带她去巴黎，说，“在那里你会让全世界的男人都排着队来听你的歌声。相信我，那些正享誉世界的歌唱家，没一个比得上你。”但女孩拒绝了，她说，“也请你相信，当我在这个小渔村，在二三十人的小教堂，开口赞美上帝时，宇宙中所有的天使都在倾听。我不需要其他的满足。或者，其他的满足并不是满足。”

　　在纽约，我有幸见到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1853年，21岁的戴德生来中国，从此，一家五代在华宣教，埋骨异乡。有人这样介绍戴继宗，说，“这家伙除了硬件是英国的，软件都是中国的。”我们就笑了，当他是山寨版中国人。后来听他分享，原来1989年以前他一直逃避成为宣教士。他说，我们家族四代人的奇遇记，到我已经够了。但许多伤痛与催促却令他割舍不了。150年前他祖先曾听见的那个呼唤，他竟再次听见了；他祖先曾掉进去的那个兔子洞，他竟又掉进去了。我不能不对戴牧师这样说，“其实在你面前，我更像一个山寨版的中国人。“

　　就像爱丽丝，当那个矜持体弱的贵族众目睽睽之下向她求婚，她四顾茫然，看见一只兔子，就跟它跑去，掉进了一个奇异的无底洞。这迷人的童话，触及的还是那个永恒的提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有两个答案：第一，爱丽丝掉进去的，是山寨版的人生。换言之，奇遇是对现实的逃避或美化。第二，如果爱丽丝没有掉进那个洞，她的人生，才会是山寨版的人生。一时一地的处境把她绑架，就像天空装上栅栏，为每只小鸟配上了房间号。电影好看，是因为作者、导演和观众，都倾向于第二种答案。

　　我在大概十几年时间中，常有种魂游象外的经历。很难说是心理性的，因为有画面的质感。譬如和某位领导谈话时，我的思维几乎脱离了这种关系，仿佛灵魂离开身体，慢慢飘在半空，然后俯瞰这个画面。偶尔，视野还会拓展到整栋建筑或城市上空，有点像“Google地球”的3D视图。惊人的荒谬感、疏离感和虚无感，就涌上心间，弥漫在意念中。我是谁，我在哪里呢？身临其境时，最常见的冲动，就是假如忽然站起来，扇他一耳光，对这世界会有什么真实影响？

　　这是一种昆德拉式的玩笑，或爱丽丝式的童真。但我很少和朋友谈论这种经历，因为有一种恐惧感，怕人说我是疯子或严肃地建议我拜访心理医生。后来，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名著《宗教经验种种》，我称之为“超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30岁后，这曾是我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学术立场。詹姆斯从心理学和现象学的进路，论证了诸多宗教经验的实在性。他以实用主义的口吻说，“是的，人不但是理性动物，也是宗教动物。”

　　某种意义上说，信仰是一个童话。或者，真正的童话都指向信仰。这是托尔金对童话的阐释。信仰是童话的基础。换言之，如果信仰不存在，童话就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心里的渴慕是徒然的，爱丽丝的故事，就不会当真打动我们。

　　面对巨龙，爱丽丝默念了6件不可能的事：第一，有种药水可以将我变小；第二，有种蛋糕可以让我变大；第三，这里的动物会说话；第四，我来到叫仙境的地方；第五，有一只猫会在空中消失。既然这五件不可能的事都发生了，爱丽丝说，那么第六，照着预言所说的，我也一定能够杀死巨龙。

　　最后爱丽丝从兔子洞出来，拒绝了求婚者，登上去中国的商船。这可能是“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传记名)，也可能不怀好意。如果她可以屠龙，她当然可以(应该？)来中国。只是从英国到中国来的，也有两样：一是鸦片，一是福音。

　　爱丽丝到底象征谁呢，是东印度公司，还是马礼逊和戴德生？这取决于对你而言，到底什么被称为山寨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