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宝安的村庄如何见证历史的变迁?在原住居民物质财富逐渐增长的同时，又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前日，以网络雄文“东莞:浮华的外表沉重的肉身”名噪一时的知名网友夜郎锅王、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做客宝安图书馆星期讲座，提前向读者披露即将上演的大型纪录片《深圳村庄30年》的内容及制作背后的各种感触(如图，何俊摄)。“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是深圳人，能在这部纪录片中读懂千年深圳；在千年深圳里，读懂30年深圳改革开放；在30年深圳改革开放里，读懂中国。”讲座上，陈宏殷切寄语。

　　◎谈原住居民

　　中国改革开放的践行者

　　“改革开放前，深圳原住居民，主要是青壮年人员大量出逃香港，尤其是1979年，出现3万多人的逃亡大潮，直接促动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到来。”在分析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因时，陈宏根据对深圳村庄历史的了解，推断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设立经济特区，是由当地的原住居民直接推动的。

　　根据宝安历史记载，从1957年开始，深圳相继出现几次逃港大潮，出逃人员总计达到12万人。“(就是)被海水淹死，也要去香港”、“死了，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成为当时居民逃港心态的真实写照。

　　当逃港势头难以阻挡时，中央领导认识到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是发展经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这也促使了经济特区的出现。

　　当时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时，并没有遇到当地居民的什么阻力，尤其是在征收土地上，并没有什么冲突，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当时特区政府从原住居民手中拿地非常便宜，一亩地才几百元，并且原住居民对征地表示欢迎，因为大量逃港人员离开后，各个村庄普遍面临劳动力人口少土地多的情况，人均劳动强度远远高于香港，而收入差距却达到1:30。同时，每个原住民家庭均有在港人员，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汇款，不再是土地收入，正是这种特殊的征地环境，开创了解放后政府有偿征收农民土地的先河。

　　对于宝安的村庄来说，因为不能够享受到特区内的政策，部分头脑灵活的村干部就通过招商引资的途径走向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最初引进的港资企业多是一些村庄逃港的成功人士，与村民具有“同宗”关系。“当听说国内搞改革开放，不再没收企业家的资产时，一批怀念家乡的港人冒着难以确定的政治风险回到家乡投资办厂，他们是成功的，得到了良好的回报。”

　　由此，宝安的村庄比如像万丰村、怀德村等，纷纷走来料加工的“三来一补”经济发展模式，整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招商引资越来越密集，并被其他村庄效仿，奠定了宝安工业强区的坚实地位。而在引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股份制经济，就是宝安村集体经济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组织。股份制经济是对改革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目前整个深圳的村集体经济总量占到深圳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强。

　　◎谈经济暴富

　　精神文化濒临沙漠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原住居民的物质财富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村集体经济突飞猛进，这种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土地出卖或者厂房出租的基础上。不过，对于这些村集体经济来说，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土地资源，却没有产生出类似招商系的知名企业。

　　陈宏以招商银行为例，在全国其他知名企业还刚刚起步阶段，深圳的村集体股份制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上亿元的资产规模。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村书记提议联合几个实力较强的村集体公司，创立一家银行，得到了深圳市高层领导的支持，在人才和审批都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部分村委领导却因看不到银行的发展前景，选择了退出，直接导致成立银行计划的流产。

　　“宝安的村集体经济没有建设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机制，在发展上很难突破旧有的发展模式。”陈宏说，主要原因就是原住居民从来没有想到过，改革开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物质财富来得太快，没有经历过第一桶金的苦创时期。这种情况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个村庄拿到11亿元的征地赔偿款后，刚到位的4亿元资金就被村委安排买了几百辆豪华轿车，紧接着两年时间又花掉了两亿元，多是赌博、吃喝挥霍掉，这也就直接造就原住居民富二代成为“享受、不思进取”的“堕落一代”。

　　同时，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原住居民逐渐被外来人口所稀释，成为少数人群。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圈子里面，传统文化又被遗弃，新文化认同又未形成，精神生活逐渐空虚，宗族认同感弱化。

　　不过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陈宏介绍，目前，富裕起来的村集体领导开始认识到下一代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打造教育社区，使得新生一代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融入到当今社会当中，其中部分留学回乡的新一代村集体掌舵人，开始带领村集体经济向现代化企业转变，带领原住居民向现代化城市居民转变。

　　南方日报记者丁侃吴永奎

　　通讯员李英张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