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主动补票被加收50%罚款  质疑铁路部门无法律依据

　　“中国公民”遇霸王条款状告铁路局

　　《法制周报》记者 吴为民 实习生 吕娜 麦元 文/图

　　“虽败犹荣，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长沙市民黄平国坚定而冷静地表示。

　　这位把自己的头衔印为“中国公民”的民间维权斗士，曾在一年之内发起了50余场行政复议和诉讼。这一次，因没及时补到火车票，黄平国被铁路部门加收了50%的票款(罚款)，一气之下，他将南宁铁路局起诉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黄平国认为，乘客与铁路部门之间，建立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铁路部门无权单方面向乘客加收50%的票款(罚款)。他解释说，之所以向地方法院而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是对铁路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身份于一身的另一种挑战。

　　这一主张，得到了被誉为“维权战士”的郝劲松等多位法律专家的认同。

　　未购票登车的乘客

　　7月15日，长沙市民黄平国来到长沙市芙蓉区法院，递交了起诉南宁铁路局的诉状。

　　黄平国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一个月前，也就是端午节的前一天，他和朋友相约从长沙出发，到武汉去走访亲友。黄平国没来得及买火车票，便匆匆来到火车站，经过一番解释，火车站检票人员允许他进入车站内，上车后再补票。

　　于是，穿过拥挤的人群，黄平国和朋友登上了从南宁驶往郑州的1628次列车。

　　上车后，黄平国和他的朋友没能找到座位——不要说找座位，就是站的地方都不好找，只好和朋友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列车驶出长沙站后，朋友对黄平国说，“老黄，去补张票吧！”

　　面对拥堵的车厢，朋友马上收回刚才的提议。黄平国想，一般列车员会在进大站前检票，到时候补票是一样的，省却了在拥堵的车厢里挤来挤去的辛苦。

　　过了好一会儿，黄平国发现列车已经抵达湘北大站岳阳，而列车员并没有过来查票，他自然也就没办法补票了。

　　等列车再次驶出站台，黄平国走到列车员休息室问了一声，“什么时候可以补票？”列车员转过头瞟了他一眼，说“等下会有人来补票”。于是，黄平国又回到车厢连接处，继续抖抖索索地抽烟。

　　几小时后，伴随着列车戛然停下，列车员开始大声地喊话“武昌站到了”。

　　主动补票被加收“罚款”

　　伴随着滚滚人流，黄平国和朋友下了火车，快走到出站口时，发现车站地下通道旁边有个补票处。于是，他拉着朋友来到补票处补票。让黄平国诧异的是，只要48元的火车票，却被要求缴纳74元。随后，黄平国仔细地查看了车票，发现基本票价的确是48元，但是加收了2元的手续费和24元的“加收票款”。

　　“为什么要加收24元钱啊？”黄平国回忆，补票工作人员一边催促着其他人补票，一边不耐烦地说，“在车上没买票被抓住了，到这里来补票的都要加罚50%”，随后不再搭理黄平国。

　　黄平国很气愤，“不是我不愿意在车上补票啊！”他随后发现有一名巡查的站务人员，专门查获没买票的乘客，于是挡住她质问：“我是主动补票的，又没打算偷偷出站，为什么要加收50%的罚款？”

　　巡站人员回答“这是上面的规定”。随后，黄平国在她的指引下，看到补票处门外悬挂了一张被大幅放大的铁道部文件标语：对于上车后20分钟未补买车票的乘客，可以加收50%的票款。

　　黄平国依稀记得，这个文件出台的时间为1997年。“铁道部文件”引发了黄平国的质疑：首先，这到底是不是铁道部颁发的文件？其次，1997年出台的文件，到今天是否继续合法有效？第三，根据民事合同法律精神，作为与乘客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是否有权力以文件的形式，规定铁路局可以加收乘客的票款？

　　用诉讼讨要说法

　　“我习惯于用诉讼讨要说法。”黄平国在武汉游玩了一段时间后，和朋友回到长沙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起诉铁路部门。

　　对于到底起诉谁？到哪里去起诉？黄平国说他考虑了良久，情况比较复杂。他手中持有的证据，仅仅是一张被加收50%票款的车票，以及在武昌补票处与巡查人员的一段录音，武昌火车站补票处张贴的那个文件，黄平国并没能在法律法规库中查询到。

　　在经过多番思考后，黄平国决定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1628次列车所属的南宁铁路局。“如果我查明铁道部颁发了加收票款的文件，我会考虑追加铁道部为被告。”

　　在此之前，黄平国研究了知名法律学者郝劲松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其中包括起诉北京铁路局用餐不开发票案(败诉)，起诉北京铁路局退票不开发票案(败诉)，起诉北京铁路局购物不开发票案(胜诉)，起诉铁道部春运涨价案(败诉)。黄平国认为，郝劲松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铁路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身份于一身，在涉及铁路部门的诉讼中，铁路运输法院扮演了“裁判员”的角色，这不符合平等的法律精神。

　　于是，黄平国选择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站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大门外，黄平国坚定而冷静地表示，“虽败犹荣，我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接过这位民间维权人士递过来的名片，记者赫然发现，其名片上印制的头衔为“中国公民”。再调查黄平国的维权史，发现其曾在一年之内，发起了50余场行政复议和诉讼，超过当年湖南省行政诉讼案件总数量的90%。

　　铁路局：

　　罚款符合铁道部的规定

　　7月15日，当着《法制周报》记者的面，黄平国拨打了南宁铁路局的投诉电话“0771-2722842”。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旅客没有买票的做法，南宁铁路局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旅客并不是恶意逃票，一般只需要补买车票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经提醒后还不买票，或者是冒用学生证等证件购买折扣票，则可能被处以50%的罚款。

　　该值班工作人员还表示，对于旅客下车后，被武昌火车站处以“罚款”的事情，这不属于南宁铁路局的管辖范围，建议投诉人联系武昌火车站。当黄平国质疑，其手中持有的是1628次列车的车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乘客应当找该列车所属的铁路局讨要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不是我们的行为，你们补票的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

　　当天下午，记者联系了南宁铁路局。值班工作人员称，对于旅客下车后，被火车站处以加收50%票款的行为，这属于所在火车站的行为，与南宁铁路局无关，南宁铁路局管不了他们。

　　随后，记者拨打了武昌火车站的值班电话“027-51164122”。值班工作人员张小姐称，从武昌火车站目前的惯例，不管是乘客主动到补票处补票，还是恶意逃票，只要是无票乘车，都要被处以加收50%的票价的处罚，这是符合铁道部的规定的；而对于所收取的全部票价款，武昌火车站上交给了其上级铁路局武汉铁路局。

　　对此说法，黄平国还是认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他目前应当起诉南宁铁路局，由南宁铁路局出庭举证，如果证实武汉铁路局收取了这笔款项，他将追加武汉铁路局为被告；

　　如果南宁铁路局举证，其行为依据是铁道部的相关规定，他则将继续追加铁道部为被告，对铁道部出台该规定提起法律审查，由法院判决该文件因违法而无效。

　　经记者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时，除按规定补票，核收手续费以外，还必须加收应补票价50%的票款”，其中第一条：“无票乘车时，补收自乘车站(不能判明时自始发站)起至到站止车票票价。持失效车票乘车按无票处理。”

　　专家：

　　铁路部门加收票款值得质疑

　　黄平国的行为，得到了多位法律专家的认同。

　　这样的情况不仅黄平国一人遇到，很多乘坐火车的人都有补票被罚款的遭遇，甚至个别车站加罚100%的票款。知名法律学者、曾经六告铁道部门的“维权战士”郝劲松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铁路部门加收票款的行为，值得质疑。”(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他也遭遇过同样的补票问题，在春节等客流高峰期，他和普通乘客一样，很难通过拥挤的车厢通道进行补票。

　　相反，郝劲松认为，黄先生在列车上没补票，应当归因于铁路部门不能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为什么列车工作人员不能主动来为乘客补票？为什么要乘客通过拥挤的通道进行补票？这些都值得铁路部门反思。郝劲松同时表示，声援黄先生状告铁道部门的行为。

　　对于黄平国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起诉铁路部门的行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持不同看法。乔新生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类案件须由铁路法院管辖，所以，地方基层法院能否受理案件还是问题。但铁路法院的公正性，早已饱受社会各界质疑。

　　针对此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尹建国认为，毋庸置疑，黄平国的行为应值得整个社会的推崇与赞扬，从诉讼本身来看，黄平国通过努力最终获得的，可能是不超过30元的赔偿。但是，他可能为此付出10倍乃至更多的代价——包括诉讼费用、差旅费用等，更不用说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尹建国指出，作为立法研究人员，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一种制度，来推进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公益诉讼制度，仅仅依靠公民的良知与斗志，这是远远不够的。社会需要构建一种制度，使公共服务的公益诉讼成为一种常态，使维权人获得的不仅仅是几十元的赔偿。尹建国表示，令人欣慰的是，即将在湖南拉开序幕的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其中就提出了关注“公共服务的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有关“中国公民”黄平国状告铁路局一案，《法制周报》将继续关注。(本报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