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公安厅一位曾下乡挂职锻炼的领导，一谈起“吃”信访直摇头。

　　所谓“吃”信访，即个别人把信访作为“生活出路”，或者叫“致富捷径”，老百姓称此是“吃”信访。

　　尽管这些人在众多信访者中只占少数或极少数，但影响恶劣。

　　近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曹萌、河南省内乡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程相鹏和《法治周末》记者，联合对109例信访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33.9%，即37例是老百姓所指的“吃”信访案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信访部门没有任何法定的实体职权。由是，或应赋予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

　　典型案例

　　荒诞信访获利的故事

　　曹萌 程相鹏 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以“家丑”被外扬为由缠访获32万元

　　村民李某与丈夫就生孩子后哺乳问题发生纠纷，李某坚持母乳喂养，丈夫以“忙”为由，坚持让孩子爷爷奶奶用奶粉喂养，后李诉至法院，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孩子成长出发，强制李某的丈夫交出孩子，让李某哺乳。

　　这类案件在全国比较典型，为保护女同胞诸如产假、哺乳等特殊权利，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传，中央、省、市新闻媒体先后予以报道或转载。

　　但李某认为这是其家事，她不想让“家丑”外扬，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首先在上海市某区法院将登载该案的某新闻媒体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经审理，法院认为，该新闻媒体对李某与丈夫的诉争进行的报道，既没有虚构也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构不成名誉侵权，判决驳回李某诉讼请求。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李某对该判决没上诉，却抱着孩子在该新闻媒体大门口静坐。为平息事态，被诉新闻媒体从体恤孩子角度出发，给李某一万元生活补助费，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李某尝到甜头后，以同一事由、同一理由，多次赴京上访。中办、国办信访局多次批转地方处理。

　　为了社会大局稳定，上级下了平息该案“死命令”，李某所属市、县、镇、居住地村支两委均成立息访小组，不厌其烦地做李某的思想工作。李某自称有病，让她70多岁的老母亲出面，提出四个息访条件：

　　1、罢免四级息访小组领导职务，追究其刑事责任；

　　2、赔偿其精神损失200万元；

　　3、给其3个男孩在市区安排3份工作；

　　4、给其3个男孩在市区购买3套住房。

　　市主要领导多次亲自接待李某及李某的母亲，耐心听其陈述，结论：李某及李某的母亲反映侵犯其名誉权问题不存在，其是无理上访。最终该案以补偿其生活费32万元才息访。要知道，对于经济还不发达、2009年人均收入仅4800余元的山区农业县来说，32万元相当于李某居住地一位农民66年的收入。

　　该案息访处理方法引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慨，也给了一些人“有理无理，缠访就有理”的错觉，无形中助长了“吃”信访的不正之风。

　　梦见中央领导答应与其结婚

　　村民郝某(女)，高中毕业文化程度，2008年开始到北京上访。她上访的理由是：她夜里多次做了细节不同，但内容相似的同一个梦，梦见中共中央某领导要与她结婚，她来北京问问这位中央领导截至她上访之时，为啥迟迟没与她结婚。

　　接待她的人员认真、详尽又婉转地给了她答复。她对答复不满意，认为这位中央领导没同她结婚，应当承担“造成她精神恍惚”的责任。接待她的同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根据“属地息访”原则，通知相关单位将她从北京接回原住地。地方领导为息访，可以说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并解决了郝某提出的“解决她上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数千元。

　　经强制医学检查、治疗，郝某间歇性精神病好转。但郝某借此作起了文章———她把政府救济她的数千元钱用于家庭开支花完后，又以同一理由不断赴京上访，上述息访程序多次重复，以至当地老百姓说，“郝某是把这(指赴京上访)当做了发家致富的绝招”。

　　政府不给介绍老婆所以来上访

　　河南省公安厅一位曾下乡挂职锻炼的领导谈起“吃”信访直摇头。他挂职锻炼期间，单身农民江某赴京上访。江某上访的理由是：他没妻子，政府不给他介绍个老婆就是不关心他，所以来上访。

　　为接江某回县，这位领导整整在京寻找了20天，但江某玩起了“捉迷藏”，后穷尽各种寻找方法，甚至不惜个人出钱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寻找。

　　20天后终于找到江某，但江某就是不回县，并发誓“中央领导不给他说个老婆带回去，他就是不回(县)”，还说什么“国家不给他说个老婆，就是不要他了，国都不要民了，民还要国干什么”，弄得该领导啼笑皆非。

　　后又经过5天耐心工作，江某答应回县，但提出要政府补偿他上访误工费、生活费等3000元。为能“息访”，这位领导当场自己掏了3000元。

　　事隔两个多月，江某又以同一理由再次赴京上访，该领导再次赴京；估计救济费又挥霍光了，上述过程再次重复，不同的是江某索要的补偿费一次比一次多。

　　这位领导谈起这段经历，说是“终生难忘”。他说，咱刚到一个地方挂职锻炼，领导把“息访”这个大事交给咱，是对咱信任。“息访不了”，既不好向领导交差，也担心领导说咱工作没尽心，更怕破坏一方社会大局稳定，因此，只要江某答应回县不再上访，他提的除严重违法的条件外，我能办的都办，害得我个人花光掉工作十余年的积蓄数万元。

　　“后来呢？”

　　“后来江某在第N次赴京上访途中发生车祸死亡，我的息访工作才算最终完成。”这位领导平静地回答。因江某赴京上访次数太多了，他也记不清江某是在第几次赴京上访中发生车祸死亡。

　　为啥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台湾

　　村民王某赴京上访已是第3个年头了，是各级党政机关释法息访工作没做到家，还是息访小组工作不得力？答案都是否定的。可以说，为了使王某息访，息访小组穷尽了解数，但王某仍然不停地赴京上访。

　　他赴京上访的理由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毛主席已去世多年，中间换了几任领袖，为啥还没落实？我来北京就是问问这个。

　　按照“属地息访”原则，王某所在乡镇领导会同司法部门，多次耐心做工作，劝说王某回乡，每当从北京接王某回村时，王某就提出解决他“误工费、车费、补贴他生活”等要求，这些要求不答应，他死也不回村。

　　无奈，息访小组答应了他的要求，开始时解决千余元，嗣后筹码不断增加达数千元，但事隔不久王某又再次赴京去问“解放台湾”的事了，并且反复多次。

　　当地一知情群众告诉笔者，王某私下曾说过，咱60多岁了，农忙时帮助干个小活，农闲时进京去，一是散散心；二是上访也算个“职事”；三是经济上又不吃亏，赚钱的事咋不干？

　　以上访逼法院就范“吃”去7万元

　　内江有限公司与中矿有限公司签订价值200余万元购销合同一份，后者迟延履行违约，被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继续履行合同外，另支付赔偿金280余万元。中矿有限公司在终审判决生效后一年内履行完合同。

　　内江有限公司以中矿有限公司迟延交付合同标的物为由，申请法院执行滞纳金1900余万元。

　　法院明白告知，因迟延交付合同标的物产生的滞纳金法律没规定计算方法，况且直接执行该巨额滞纳金，一是没有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二是涉嫌以执代审不妥，需请示上级法院。

　　内江有限公司“不买法院账”，数百名职工打着横幅多次集体上访，逼迫法院就范，但对外宣称是“这些职工自发组织的”。

　　一位参与息访的同志说，仅为动员这么多职工回县“按法办”，他先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去省城动员6次，仅县财政前后因这起集体上访案派专车接回县内就“吃”去7万余元。

　　原因分析

　　“吃”信访何以愈演愈烈

　　曹萌 程相鹏 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归纳这37例“吃”信访案，不难发现以下四个特点：

　　“吃”信访者年龄一般偏大。信访条例规定，对无理上访者，轻则拘留，重则劳教，但对60岁以上丧失劳动能力者一般不采取该措施。“吃”信访者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使当地政府以及司法机关不能采取上述措施，无形中加重了息访工作的难度。

　　相互串联，互相联系。这些“吃”信访者大都互相有联系，如什么时间某某领导要到那里去视察，这些“吃”者会互相转告，以便抓住领导视察时机，逼迫涉访单位答应自己的经济要求。

　　不断交流“吃”信访的经验。为追求信访的最大经济效益，这些“吃”信访者不断交流信访经验。如交通费，他们大都以2元至1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火车站站台票或短程票，当列车员查票时，他们均明白告知是进京上访，地方政府或司法机关如何如何不公、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钱买票，引起同情。当火车到达北京终点站其被带到治安室，治安询问时，他们回答如出一辙：我们来京上访本来就没地方住，不如你们把俺拘留了，一不愁住，二不愁吃，三也好向领导交差，弄得治安室同志左右为难，只好“免费”放行。

　　“吃”信访者都有一套上访材料，交给北京相关接待单位后，大都批转交基层“依法处理”，先转送该基层驻京办事处“白吃白住”，然后由基层将其接回，所花费用当然是基层掏腰包，这也为“信访者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埋下伏笔。

　　造成“吃”信访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吃”信访的人利用国家机关全力以赴保稳定的这种心理，故意选择在重要节假日或重要会议期间上访，以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达到满足个人的无理要求。地方政府为了使当事人不上访，向“吃信访”者妥协、让步，使“吃”访者认为只要上访就能得到更多好处，甚至是原有问题解决后，又提出新的、更多、更高甚至无法满足的要求。

　　其次是“牺牲法律”的副作用。

　　有些单位为了求得一时的清静，作出无原则的让步。“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硬道理”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无理缠访人“吃”信访的气焰。有的“吃”信访人为了达到自己“吃”的目的，就将进京或到省上访、重大节日、会议、敏感时期上访当成向有关部门施压，“吃”有关部门的重要手段；有的甚至聚众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解决“吃”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信访工作的当务之急，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牺牲法律”问题。

　　再次，绩效考核实际操作的不完善。

　　为敦促基层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各级部门都把信访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中，并细化了考核细则，但这一做法，却成了“吃”信访人“吃”及施压的工具。

　　一位法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法院百余人敬业奉献，可以说没过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或星期天，十年间获20余次表彰。但就是因为有一件“吃”信访案经6次释法、11次促膝谈心、8次座谈、5次市县乡村四级联席会议集体研究没息访，被重扣绩效分数而取消评先资格，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这位法官反映的情况，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绩效考核操作的不完善，对“吃”信访无形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解决之道

　　建议确定信访终访制

　　曹萌 程相鹏 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为杜绝或减少“吃”信访问题的发生，在当前，至少应当加大信访工作改革力度。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信访部门没有任何法定的实体职权。

　　各信访机构在处理各类信访问题中，并没有与其职能相对应的行政许可权，即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其对应处理各类信访问题的实际权力，形成了在大量的信访问题面前束手无策的状态，对于明知是个“吃”信访的人，也只能听之任“吃”。

　　而有职有权的部门往往找各种借口，把他们惹出的问题往信访部门一推了事，导致问题堆在中央或省级。这不是信访部门无能，更不是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只会签转地方“按法办”，而是国家现行信访体制问题，是信访工作体制存在的一大弊端。

　　从政府机构改革惯例看，在政府机构中，凡称局的一般是职能部门，凡称办的一般是办事部门，凡称委的一般是协调部门。信访机构改革中，名称是从信访办改为信访局，但其职能没增加。而人民法院涉法信访的处理机构，往往是一个庭的附属任务。

　　在人民法院内部，正是由于信访没有法律明确的法定权力，因而无论哪个内设机构都是牵强附会地去处理。

　　比如，有人认为信访就是申诉，过去是告诉申诉庭负责，告诉申诉庭撤销后，应由审判监督庭管理；也有人认为信访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有涉及国家赔偿的、有反映干警违纪的，也有反映裁判不当的，应由法院内设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还有人认为人民法院施行大立案格局，群众反映的问题应由立案庭先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解决，不符合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告知其去向，由立案庭负责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由是，或应赋予信访部门更大的权力。

　　目前，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遭到侵害时，国家施行“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各类的程序法、实体法不断地完善增多，但相对于信访而言，可依据执行的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各省、市虽作了一些贯彻信访条例的办法等，但还未上升到法律高度。

　　从现行信访条例和实施办法看，道德上规范的多，法律上规范的少；对不能采取的行为叙述的多，对如何处置则没有明确。如信访条例规定上访不得围堵国家机关，不得拦截公务车辆。但如果发生此类事情，处理则不严厉。信访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使信访愈演愈烈，造成当前处理该类问题的主要手段是“人治”，是上一级领导的批示或推诿、扯皮，破坏了安定团结和依法治国的法治进程。

　　不妨赋予信访部门更大权力，严厉制裁那些“吃”信访者。

　　为强化信访功能，有人建议像“两审终审”制一样，制定信访法，确定信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

　　同时，还要严肃处理那些慷国家之慨者。

　　一个案例足以说明问题：

　　长沙市天心区农民许有维赴京上访，镇政府与保安公司合作两次去京截访花了逾10万元，后派十余人的“服务队”两班倒，每天守候防止许“逃跑”再上访，类似情形持续了3个月。

　　既“领工资”，又享受优惠的生活待遇，并惠及看望他的亲属，许有维说：“每顿饭开车去外面找饭馆吃，喝酒吃菜随便点。无论啥时间，我说要吃鸭子，马上有人出去买，即便买衣服，我也不需要掏钱。看护人员还跟我商量，只要我不跑每天给我100元，给30多元一包的白沙烟两包，且兑现了。”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