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当记者走进清溪镇大利村一间简陋的出租屋时，三名工伤妇女正相拥而泣。她们是清溪智丰五金厂的员工，名叫李淑碧、罗兰英和阮光凤，分别因工伤导致右前臂被截、左前臂被截、右手掌被截大半。　　

　　被工厂机器碾压之后，她们的命运不得不发生改变。

　　如今，她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继续留在工厂工作，就只能接受每月800多元的工资，她们残疾之前的月工资为1300多元；如果告别工厂，她们将得到厂方的一次性补助10万元。

　　选择是艰难的，伤口的灼痛仍在继续。

　　胳膊压成了豆腐花

　　罗兰英今年46岁，四川营山县双流镇人。2004年5月，她经人介绍进入智丰五金厂冲压部工作，开始了与日夜轰鸣的机器相伴的生活。她负责开料，也就是要在每次冲床落下之前，快速地将检阅好的样品递上传送带。

　　2008年5月18日晚10时，罗兰英上夜班。正当她伸手去递一个样品的时候，巨大的冲床像大门一样砸了下来，将她的左前臂压住了。等冲床提起，她的左前臂已经离断，被碾得粉碎，血肉模糊。

　　她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边上女工友惊恐的表情。看到一只胳膊被压成了豆腐花，十来个人都惊恐地跑出了车间。”

　　一个热心的男保安过来，将晕过去的罗兰英送到了清溪医院。

　　罗兰英说，胳膊被压碎的时候，只感到麻麻的，并不很痛。真正的痛感是手术结束、麻醉药药性过去之后，“就好像是几万只钉子在戳着伤口，痛的真想自杀”。

　　在医院住了两周，罗兰英带着残缺的左臂出院了。疼痛并没有对这个女子说“再见”。由于伤口长出了神经瘤，两年以来，罗兰英先后三次去了三个不同的医院，每次胳膊都锯短一截以割除肿瘤。“每次听到手术刀咯吱咯吱地锯胳膊，心里就痛得发寒”。

　　去年10月在樟木头石新医院的一次手术中，罗兰英得知，这种伤口的神经瘤很难根除。如果扩散，将来会引发癌症。

　　今年3月中旬，罗兰英做了残疾评级，被认定为五级伤残。

　　止痛片就像上瘾一样

　　罗兰英残疾后，她的儿媳妇扔下丈夫和孩子，在去年逃跑了。罗兰英说：“小娃子才3岁，我儿子又有先天性心脏病，不适合体力劳动。”

　　如今，罗兰英一家人挤在镇上一间出租屋里生活，每月房租250元。

　　李淑碧和阮光凤是罗兰英在冲压部的工友，她们俩分别被冲床压断了右前臂和右手掌，被鉴定为五级和六级伤残。

　　李淑碧说，右手断了之后，平时生活非常不便，连洗澡都要孙女帮忙。对她打击更大的是，受伤之后，同在一家工厂的丈夫和儿子也成了机器的“牺牲品”：丈夫的右脚被刀片机削掉了一块，20岁儿子的中指前端被削掉，如今3个指头一样长，“我们正担心儿子以后好不好找对象”。

　　她们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由于伤口发炎，李淑碧的右手臂越截越高。“刚开始右前臂还有一小段，后来截了两次，现在就只剩下一段后臂了，以后这只胳膊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

　　罗兰英担心的是，由于太疼痛，她的止痛片越吃越多，不吃就痛得睡不着。“但止痛片就像上了瘾一样，越吃量越大，医生说这样副作用很大”。

　　怎样才能一次性了断？

　　这三个女工下半辈子该怎么过呢？

　　在做手术那段时间，工厂在每人每月1300多元工资的基础上，每人还补发了400元的营养费。后来，三人每月所能领到的工资都是800多元。罗兰英和李淑碧嫌工资太低，拒绝接受，已经一年多没去工厂领钱了。

　　李淑碧说：“我们想自食其力，多拿点钱，从冲压部转到工厂其他部门工作，但那些部门拒绝接纳我们。”

　　罗兰英说，今年6月，厂方找到她说，愿一次性支付9万多元解除劳动合同。

　　今年5月和7月，阮光凤和李淑碧也被工厂找去谈话，工厂提出给她们分别一次性支付64000多元和87000多元。

　　三个妇女的疑问是相同的：赔偿太少。如果被辞退，我们还要自己买社保。手臂这个样子，医药方面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还说不定会恶化成其他疾病。我们现在都是残疾人了，去找工也没人要，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几万元的赔偿，能负担我们的下半生吗？

　　从内心出发，她们也希望与工厂能有个一次性了断，只不过是多少钱的问题。

　　李淑碧的丈夫说：“毕竟，安个假肢都要1万多元一个。按照平均4年一换计算，剩下的年岁里光换假肢的钱也需要10多万元。”

　　昨日，记者联系厂方，未得到回复。

　　三个女工愿意与工厂一次性了断还有个理由：万一工厂老板哪天突然走佬，“到时候我们和谁要钱去”？

　　文/图南方日报记者朱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