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一位上访者向记者展示她花500元买的“内参”。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7月30日，一位上访者展示买来的“中国司法维权内参”。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一份盖着红戳，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的“内参”，近日出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来京上访人群中。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派记者对访民的诉求展开调查，然后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会因此“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访民们拿到“内参”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称从未有“编辑部”的记者到他们那里采访过。对于有访民称拿到“内参”，问题就可被最高院受理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断然否认，直言其为“骗局”。

　　据知情者称，所谓“内参”，系有人虚构或冒用“维权机构”的名义和公章撰写，以骗取上访者的钱财。

　　7月29日下午3点半，南二环侨园饭店东侧路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当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39℃，地面温度最高达66℃。

　　荣晓玲垫着一张坐垫坐在地上，身边一个纸袋膨胀成球形，里面塞满上访材料。

　　对于这个40岁，已来京上访3年的女访民而言，众多上访材料中最具“分量”的，无疑是那几张盖着“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红色公章，抬头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调查意见函”的16K打印纸。

　　为了得到这几张纸，荣晓玲花了500元钱，对她而言几乎是倾囊而出。

　　但越来越多的情况让荣晓玲意识到，手里的这几张“内参”，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帮助。

　　有“力度”的“内参”

　　2007年2月，荣晓玲为反映丈夫的问题，从黑龙江来京上访。今年4、5月份，她知道了有人给访民写“内参”的事，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去年结识的吉林省访民刘芳。

　　“她告诉我，这个人可有力度了。”荣晓玲说，刘芳推荐的人叫魏民，也是吉林来的访民，他帮刘芳把反映的问题上了网，还给刘芳开了“内参”。

　　6月初，南二环路边，荣晓玲见到了由刘芳领来的魏民。据荣晓玲形容，魏民50岁左右，身高1米8。魏民告诉荣晓玲，他也是在上访过程中知道这个内参的，而且内参还帮助他维了权。

　　荣晓玲说，魏民告诉她，“编辑部”的维权手段就是给地方发函，说内参反映的问题是事实，让他们解决。

　　“他告诉我，哪怕对方被买通了也别怕，(内参)对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荣晓玲说，魏民还称如果三天之内，有关单位还没有就反映的问题找到“编辑部”，“编辑部”就可以把“内参”发到全国曝光，在各大报纸上宣传，还要发给国家领导人。

　　“内参”反馈电话已停机

　　荣晓玲回忆，她上访三年来，也遇到过街边收上访材料的人，说可以把上访材料上网，或递送材料给有关部门，虽然最后都不了了之，但对方从来没有要她付过钱。

　　这一次，魏民向荣晓玲提出要1000元的“费用”，并承诺会被中央领导重视，问题得到解决，“到时责任单位会哀求着给你解决问题。”

　　荣晓玲只付给魏民500元钱。“我给了一半不是因为有顾虑，是因为我没钱了。”荣晓玲说，自己最难的时候以在北京站捡瓶子为生，一天只吃一块钱的饭。

　　在收钱后第三天，魏民把荣晓玲带到南二环的一家网吧。荣晓玲看到，自己和刘芳、魏民反映的问题，都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不过荣晓玲还有一个心病，就是要得到“内参”，她认准那个东西“有力度”，准备用来反映问题。为此，荣晓玲拨通了魏民的电话。

　　7月24日，魏民交给了荣晓玲20余张“内参”，但荣晓玲当着魏民的面拨打“内参”上的“反馈电话”时，发现已经停机，魏民对此解释是正常现象。而后，荣晓玲又发现，“内参”上所写的内容，和自己的诉求并不一样，向魏民提出修改但遭到拒绝。

　　7月26日，魏民离京，至今未归。而时至今日，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没有来找荣晓玲“哀求着解决问题”。

　　多份“内参”表述雷同

　　根据荣晓玲提供的关键词，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她的上访材料，被加以“×××的呼唤”的标题，于6月17日被贴在一个名为“吉林省青年报”的博客上，成为该博客的第一篇博文。当天，该博客在十几分钟内共有9篇博文贴出，此后再未更新过。

　　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证实，并无名为“吉林省青年报”或“吉林青年报”的媒体。

　　记者查阅了包括荣晓玲在内多位访民的“内参”，其抬头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调查意见函”。在多份“内参”中，除诉求部分外，其他表述如出一辙：“为避免造成负面影响及尊重事实，我单位调查员亲赴×××(被反映问题单位)了解事情经过，经调查后认为×××(上访者姓名)反映情况均为属实，现将报告呈送，请领导能(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尊重事实，处理不合理事件，还百姓一个公道。”

　　“内参”的呈送单位依次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

　　此外，多份“内参”留下的“反馈电话”，均是186××××6640，那部荣晓玲拨打时已经停机的电话。

　　称“内参经过记者调查”

　　“我这里效果不错，最高院和北京市都已经收了我的案子。”7月30日上午9时许，记者以访民身份拨通了魏民的电话，自称正在吉林当地法院办事的他，再次对“内参”的“力度”给予肯定。对于“内参”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魏民称因为这个函是“记者看过，还调查属实了的”。

　　据魏民介绍，想要开“内参”，需提供上访材料和2000元“费用”，然后由“记者”介入调查，先从网上曝光，然后给当事单位和主管部门发函，他就是拿着函直接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得到受理。

　　当记者指出“编辑部”的“反馈电话”已停机时，魏民突然警觉起来，解释称该“编辑部”还有别的电话。此后，他拒绝再透露任何信息，表示自己不知道记者要反映的问题，要考察实际情况，而不能“瞎介绍”，之后匆匆挂断了电话，再也无法联系。

　　之后，记者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寻找“编辑部”的联系方式，其中一个哈尔滨区号的固定电话号码，在众访民中频繁出现。据荣晓玲说，她的上访材料上网后，哈尔滨一家“维权网”就用这个号码给她打来电话，请她赴哈尔滨接受采访，荣晓玲表示没钱去不了，对方还称要进京与她面谈，但至今未出现。

　　在拨打该电话后，接线人员自称是“中国政府反腐网”，“中国司法维权内参”是他们的“法律顾问单位”，二者相互“交流”访民的上访材料。

　　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中国政府反腐网”驻北京的责任人张先生。据张先生称，“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几个工作人员都在哈尔滨，并建议对于上访问题找他们“维权网”也可以受理。

　　“编辑部”无备案信息

　　记者咨询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了解到，正规出版单位，均可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机构查询”中查询到，即便“内参”不公开，也应该在各地新闻出版局备案。

　　随后，记者登录“新闻机构查询”，未能查询到与“中国司法维权内参”有关联的新闻机构。而在北京、黑龙江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也均未查到有“内参”编辑部备案的信息。

　　此外，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并无“中国政府反腐网”。

　　“我们这里都一年多没有来过记者了。”7月30日上午，荣晓玲所反映问题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某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从未有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的记者向他们单位了解过情况，他们也从来没接受过任何类似机构的调查。

　　记者从一些访民处了解到，为荣晓玲介绍“内参”的刘芳，本身也为“内参”投入了几千元钱。记者两次与刘芳联系时，她并未对此予以否认，但却不愿多说，更多的是强调自己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而她反映问题的吉林扶余县某派出所，答复与荣晓玲反映问题的单位一致：“从没有‘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的记者，来我们派出所调查了解。”

　　对于凭“内参”可在最高院受理的说法，最高院办公厅有关人士的反应是吃惊。“这怎么可能，肯定是诈骗！”该人士称，最高院从没有委托任何机构进行过类似工作，而且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一位知情访民透露，所谓“内参”，只是有人冒用“维权机构”名义和公章撰写，骗取上访者的钱财。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表示，一些社会人员创办了所谓的“内参网”、“反腐网”、“舆论监督网”等，是利用群众上访的迫切心情，以帮助群众办事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

　　(稿件中访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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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内参由媒体采集

　　新闻内参特指新闻媒体向各级党政机关专门呈送的一种新闻报道，与普通的新闻不同的是，新闻内参不进行公开发布。

　　新闻内参的采集者为国内各新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其中以各党报、党刊和通讯社的采编人员为主。他们在采集到某些新闻信息后，经斟酌认为，事实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或亟待进行解决，需要领导同志引起重视，但不适宜进行公开报道的，则以内参的形式呈送给各级党政机关，供有关领导参考。

　　内参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内容：第一种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报道，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整治；第二种是对亟待解决的事件的报道，希望能尽快得到妥善处理；第三种是对有价值的经验或有益探索的报道，希望进行推广。

　　通常情况下，新闻内参呈送到有关部门后，呈请有关领导进行审阅。如领导认为某篇内参所报道的事实值得引起重视或应尽快进行处理，将对该内参进行批示，指示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办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