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孩子成绩这么差，去医院查查智商有没有问题吧。”如果你是家长，听到老师这么说自己的孩子，会怎么做?

　　7月27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儿童智测室遇到了焦虑的刘女士，她10岁的儿子思阳(化名)正在诊室里接受智商检测。

　　“紧张死了，如果孩子的智商有问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女士说，思阳是北京市朝阳区某重点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一直是班里的后几名。这次期末考试，语文刚及格，外语只得了20分。

　　刘女士打心眼里不愿意带孩子测什么智商，“可是没办法，临放假的时候老师找到我，说同年级的三个班级竞争很激烈，如果医院的检测结果证明孩子智商有问题，班级考核，老师的评先评奖也就不会受到影响。老师还将根据孩子的智商检测结果‘对症下药’，针对薄弱环节给孩子补课。”刘女士为难地叹了口气，“其实特别担心孩子受不了这种打击，可是如果不来测试，老师表示以后就不再管他了。”

　　思阳的检测报告显示:66分，稍低。刘女士赶紧叠起报告，塞进包里，生怕儿子看见。她没有再同记者说话，默默地领着儿子下楼了。

　　小思阳今后该怎么办?在成人们出于各种目的，运用各种方式测试孩子的智商时，是否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如果被检测为“笨小孩”，孩子就真的存在智力问题吗?“智商低”跟学习成绩之间真的有必然联系吗?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孩子：“我是被骗来的”

　　在北医三院儿童智测室前，记者停留了近4个小时，先后有6个孩子前来检测。除了一个3岁的幼儿外，其余都是8岁至10岁的小学生，都是因为学习成绩差，被老师要求做智商检测的。

　　“我是被骗来的，我害怕做题。”10岁的仲凯(化名)抽泣着。他告诉记者，自己最担心的是，万一答不上题来就成弱智了。

　　“如果告诉他是来测智商，肯定不来。我只好骗他说去游泳、玩游戏，可是孩子一看门口的牌子就什么都知道了。”仲凯的妈妈无奈地说。

　　“其实，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总考双百的，从三年级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成绩直线下滑，老师也很头痛。”仲凯妈妈说，老师让来测智商的时候，她也有些顾虑，后来觉得还是测测好。

　　经过检测，仲凯的智商评分为100分。看到这个结果，仲凯和妈妈如释重负。

　　等待检测的孙倩(化名)今年8岁，她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紧张得环抱着手臂。坐在一旁的奶奶不时地安慰着孙女，“放松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小倩倩多聪明呀，会唱歌会跳舞，智商怎么会有问题呢。”

　　1个小时后，孙倩的检测结果出来了:70分，及格。

　　奶奶拿着报告刚从诊室出来，孙倩一把抢了过来，跑到一边，紧张地读着上面的文字和表格。奶奶说，“最担心的不是检测结果，而是这件事对孙女心理的影响”。

　　记者从咨询台了解到，暑假期间来检测智商的孩子格外多，一般都要提前1个月预约。在北医三院儿童智测室的门上，记者看到了一张“请提前42天预约”的通知。

　　医生：检测结果不能给孩子看

　　8月3日，记者以孙倩小姨的身份，再次来到北医三院，希望听听医生对检测结果的分析。

　　“为什么要带孩子做这种检测?”还没等记者开口，魏大夫先询问了检测动机。

　　“我外甥女学习成绩不好，是老师要求家长带她到医院做智商检测的。”

　　“孩子一二年级的成绩也很差吗?”

　　“那个时候一般，比现在好些。我外甥女的智商结果是70分，智力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还说不好，70分是临界值。孩子的情绪和配合程度都会对检测结果有些影响，不过影响不会太大。这种检测只能反映一定的智商状况，不全面，不可能‘一测定终身’。”

　　“孩子平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经常注意力不集中?”

　　“没太留意。”

　　“应该带孩子来做个检查，看是不是有多动症。如果是多动症，可以通过药物治疗。”

　　“那明年有必要再检测一次吗?”

　　“一般不建议小孩子重复做这样的测试，测试题是按年龄段分的，反复做没有意义。”

　　“检测结果能告诉孩子吗?”“一定不能给孩子看。”

　　随后，记者就智商检测的相关情况，电话咨询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一位心理医生。

　　“智商检测对软硬件的要求都非常高。”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对智商测定的条件要求极其严格。测试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有教育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孩子的心理。整个测试区域的环境和氛围，例如光线、室内陈设、温度、湿度等都有严格标准，包括测评人员说话的方式、

　　速度、声调、面部表情等，也都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被测试的孩子，最终影响其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以做智商测试的名义，选出若干名学生，事先不透露真实情况，随意将学生分为两组，然后任意指出一组为高智商组，另一组为低智商组。半年以后发现，被称为高智商组的学生的成绩都有了明显提高，而另一组学生的成绩明显下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智商检测结果给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危害极大。”这位心理医生说，我国智力超常儿童和智力迟滞儿童都为数极少，90%以上儿童的智力都属正常范围。而且，高智商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一定就好。他建议家长和老师应该多从教育方法上下些功夫，积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多鼓励孩子，“不要轻易把学习成绩与智商挂钩。”

　　老师：让学生检测智商，能对症下药

　　8月5日，记者来到孙倩家，希望了解孩子的近况。孙倩奶奶说，检测结果对孩子影响不大。不过孩子的班主任郭老师很重视，要求孙倩每天下午去他家补课。当天下午，记者和孙倩一同前往郭老师家。

　　“从智商检测结果看，孙倩的操作能力和听觉语言的短时记忆能力较差，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先给孩子补补课。”郭老师说，现在每天都要求孙倩到家里来补课，主要是教她背诵诗歌，“这可以有效提高孩子的记忆能力。”

　　谈到要求孩子去做智商检测的初衷，郭老师坦率地说，学校是区重点，校领导对学校在区里的排名看得很重，对老师评优(影响奖金等)的要求非常苛刻:班级及格率达100%、优秀率达30%以上，而且班级平均分必须保持在全区总排名的前三分之一。

　　“我们压力很大，班上有3个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所以班级成绩始终没有达标。”郭老师说，让孩子测智商，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有规定，智商在70分以下的学生，成绩将不参加班级测评;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检测结果，找出孩子的弱项，“对症下药”。

　　人大代表：建议地方教育督导部门关注这一现象

　　“孩子要不要做智商检测，应该是孩子和家长自觉自愿的事情，不应该由教师来要求。况且导致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督学胡平平看来，“尽管我国没有文件和法规规定‘可以或不可以给孩子检测智商’，但是从教育发展规律来讲，学校‘以学生成绩优劣作为给教师发放奖金的前提’的做法是错误的。行政部门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定重点校、按成绩给学校排名，学校对教师提出成绩指标，而教师要求学生检测智商来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是不对的。”

　　“我国并不提倡按智商分类教育，因为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孩子，无论智商高低，都要强制性接受9年义务教育。”胡平平说，要求孩子做智商检测，是先用分数给孩子们排队，再变相用智商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这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平等原则。她建议当地教育督导部门关注这种现象，并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如果家长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当然，某些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教师的评价标准及方法，也该进行反思和调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做法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要求孩子做智商检测的学校和教师，不是爱护孩子、教育孩子，而是在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毁孩子。”

　　周洪宇说，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对智商检测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力结构是多元化的，不要仅从某一方面对人作出总的结论。目前，我国使用的智商分析软件多为修订版(记者注:北医三院使用的是《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结果分析软件》)，其科学性还很难说。加之智商检测市场鱼龙混杂，医院普遍实行市场化运作，不能排除其检测智商是为了达到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

　　周洪宇认为，如果将智商检测作为谋财的手段，不仅不能给孩子的智商作出科学的评价，还会打击和摧毁孩子的自信心。他建议相关部门关注这一现象，并依法进行查处。

　　“盲目给孩子检测智商，完全是老师和家长单纯从成人的角度在考虑问题，并没有考虑孩子的自尊心和心理承受能力。这种做法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告诉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也就是说，当儿童利益同社会利益、教育利益发生冲突时，儿童的利益应当被优先考虑。但现实中，这一点往往被成人们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