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干了不到3个月,自觉“难以适应公司体制”的刘源决意离职。踏上回家的长途汽车前,他对公司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想回去静静。”与刘源一起离职的,还有公司另一名骨干。
24岁的刘源是今年河南某大学毕业生,曾任学生会干部。今年5月,学院老师找到“热衷创业”的他,说学校准备推出一个创业项目,应届毕业生可以申请竞聘总经理,他马上报了名。
学校推出的创业项目看起来颇为诱人:项目为花木公司,由学校提供5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和20万元资金。公司主要提供花木家政、租摆、销售和绿化等服务,背后有学校做资源依托和技术后盾。“我就是觉得项目有潜力才参与的。”让刘源“意外”的是,竞聘总经理时,学校表示希望由在校大学生担任总经理,因为这样“容易出新闻性,更有看点”。最终,一名大二学生成为总经理。
刘源对记者感慨,在公司“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公司董事会成员全是学校领导。“每笔账目都需要报批。我觉得公司起码应该有一笔流动资金,用于日常支出和对员工进行培训。学校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成为锻炼学生的平台,因此招聘大量兼职学生,导致成本增加和管理难度增大。要知道,公司刚起步,应该首先以生存、盈利为核心。”
“关键是公司的业务。”刘源表示,董事会希望公司把业务重心放在高端花木家政方面,但公司刚成立,难以取得高端客户的信任,“我们觉得应该先开辟低端市场,如花木租赁和销售,再逐渐进入花木家政等高端市场,最终建立自己的苗圃。”
在公司里,刘源的主要工作是开辟市场,工资为底薪1000元加业务提成。刘源带着遗憾的口气说,原本想把公司做好,最终得到部分股权,没想到实在适应不了,“决定单干,准备近期到义乌看看,找个项目”。
刘源和另一位骨干离职后,公司还有4名专职人员,包括学校专为公司配备的指导老师常飞。常飞告诉记者,他曾在学校担任辅导员数年,后下海经营花木公司,但因为贪大,“经营得不是很好”。常飞介绍说,从项目策划到公司运行这3个月里,公司收支基本平衡,却走了5拨学生。这些学生走前,都曾与他交流。“大家感觉学校行政干涉太多,尤其是公司业务重心,董事会想法变来变去。”常飞觉得,董事会行政经验丰富,但对经营“不一定在行”。
采访时,公司董事会成员王主任表示:“3个月走掉5拨学生,早在意料之中,因为前期我们要考验哪些学生是真心热爱这项事业。”对于学生反映董事会行政干涉公司运营,王主任显得很惊讶:“钱当然要控制,这些学生社会经验浅,万一被骗怎么办?我们没有干涉他们啊,我们给他们提供场地,提供资金,所有业务他们都可以谈啊。”
王主任表示,公司招聘兼职学生,是因为学校想让这个项目成为更多学生锻炼的平台。“公司当然要盈利,不然如何长久?但盈利不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目的。”王主任告诉记者,目前学校正考虑“全校创业”,无论学生是否为公司的专职或兼职人员,都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帮公司做业务,参与创业。
正在项目公司做暑期兼职的大二学生李振告诉记者,他的月薪是200元加业务提成。“对我们来讲,钱多少无所谓,我们就是想锻炼自己。”他表示,自己刚开始跑业务常吃闭门羹,“现在从几十步外走到目标人物跟前,就能想出一个好点子,学校提供的平台真的很好”。
“不说学校自身市场,只要学校打个招呼,兄弟高校和行政单位用谁的花不是用?市场根本不是问题。学校之所以不出手,是希望公司先磨合磨合走上正轨,否则学校帮公司拉个单子,结果却没搞好,那多丢人。”王主任表示,出于考验学生的考虑,董事会的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跟学生说。“学生还是年轻,太心急了啊。”王主任感慨说。
记者采访发现,该校扶持学生创业诚心诚意,董事会对创业成功也很渴望,但学生却觉得学校对公司行政干涉过多,为何会出现这种误解?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少。”河南省优秀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之星”、郑州阳光标牌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学校和参与创业的学生都没有错,只是两者在创业这个舞台上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
何永亮认为,学校参与是必须的,因为学生毕竟社会经验不足,“学校可以参与控股,但控股不是事无巨细地干涉。公司有自己的体系和队伍,管理和营销应该由创业学生主导,学校不能怕学生失败,应该恰当地放开手脚。因为创业就意味着尝试和失败。”何永亮说。
何永亮分析,毕业生渴望公司能够发展盈利,最终得到股份实现创业成功,因此创业诉求是强烈的。“企业不盈利就是犯罪,对企业来讲,盈利是第一位的。让更多学生参与,是公司发展稳定之后的事。”
“国家鼓励创业,很多地方掀起高校扶持学生创业的潮流,这是好事。学校和学生要搭帮唱好创业这台戏:一方面,高校在扶持学生创业时,要端正心态,给学生足够的自主权和空间;另一方面,学生创业应该不急不躁,能禁得住挫折。”何永亮指出,像上面的花木项目,学校提供业务资源后,仅学校自身市场足以确保公司盈利,但很多学生仅仅感觉有些不愉快便选择放弃,“以这种心态,很难保证在单独创业时能够实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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