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有—位老人，她7次来到齐鲁晚报，每次捐出2万元现金，然后留下—个心愿，转身离去。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她也从来不准记者拍照，虽然相识多时，我们只能称呼她为“天使老人”。  

　　这是—位神秘的老人，她来过齐鲁晚报7次，每次捐出2万元现金，—共14万元。每次她都说出—个心愿，留下—个约定，然后离去。

　　她没有告诉过我们姓名，也从来不准镜头对准她。记者除了知道她已年逾八旬，是—名退休医生外，别的则是—片空白。记者和被资助者们只能约定称呼她为“天使老人”。

　　“天使老人”第七次出现，是在8月30日上午，这次她又带来两万元现金，捐助舟曲受灾的孩子。

　　本报记者崔岩

　　“以后只要凑够两万元，我还来”

　　2008年11月25日，一个很冷的清晨。

　　山东新闻大厦员工通道处，齐鲁晚报机动新闻中心主编王立龄见到一位神秘老人。

　　“一位很普通的老太太，说是要捐钱，在楼底下焦急地徘徊。”虽是第一次见面，但老人那种很着急很执著的眼神，让王立龄至今难忘。

　　银灰色的头发，戴着眼镜，很是慈祥，穿一件蓝色的羽绒服，有些旧。鞋，也是那种很普通的灰色棉鞋。这是老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报社是不能随便收钱的，哪怕是捐款，等有机会吧。”把老人请到办公室，王立龄把报社的规矩跟老人讲完，她却一脸的着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

　　“我相信你们报社，一定帮帮我。我都这把年纪了，再等就……”老人的真诚、善良让人很难拒绝，王立龄只能答应暂时保管这笔钱，老人这才擦干了眼泪。从随身一个布包里，老人掏出两个一次性白色塑料袋。这种布包年纪大的人都见过，蓝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流行，但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两个塑料袋里，是一沓沓的百元钞。“这是两万块钱，一沓1000块，你数数。”钱堆在面前，能闻到很浓的药品气味。

　　老人仿佛看穿了记者心思，“塑料袋是装药用的，我心脏不好，得吃药。”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王立龄请老人坐下，请她谈谈想把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老人说：“我想把钱捐给乡村的老师，经济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然后，她一股脑把钱塞进了记者手里。

　　“那我们怎么联系您，让您了解钱的去向？”记者问。老人说：“我相信你们，通过报纸联系就行了。”

　　这时，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进来，老人赶紧摆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不想这样。”相机闪光灯闪了，老人突然转过身去，“不要这样……”语音哽咽，老人又哭了。

　　“不要问我名字、电话，我只想通过你们把钱送到乡村教师的手里。”老人的举动触动了记者心中最柔弱的神经，尊重老人的意见或许就是对老人最好的报道了。

　　在本报盖章的收据上，老太太写下了“爱心捐款人”的落款。“以后只要凑够两万元钱，我还来。”临走时，老人留下了郑重的承诺。

　　水泥地，老家具，餐餐吃煎饼

　　帮助生活困难的乡村教师，本报帮老人实现了心愿。老人也没食言，短则俩月，长则四个多月，只要攒够了两万元，老人就会再次来到报社。从第四次来报社开始，那位神秘的老人，不知不觉已被称为“天使老人”了。

　　邱钊说：“她身体还好吗？临走想跟她说一声，一直没联系上。”如今已不在本报工作的邱钊，算得上是与老人接触最多的记者，与老人感情也最深。

　　从老人第一次来到报社，连续四次，都是他接待老人，他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去过老人家的记者。

　　“老人心脏不好，每次来报社都找不到地方，坐电梯，经常犯晕。她真是一个好人。”说起老人，邱钊一脸的心疼。

　　能去老人家，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2009年7月23日上午，老人第四次来报社，也许是彼此相熟了，送她下楼打车时，对于邱钊送她回家的坚持，她没有拒绝，只有唯一一个要求，保密。

　　邱钊说，虽然知道老人的住所，但他会尊重老人，按照之前的约定，除非老人同意，不会擅自公布她的住址。

　　老人一个人生活，十多年前，儿子和丈夫患病相继去世，如今仅剩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我现在这么做(捐款)，既对得起死去的人，也对得起活着的人。”

　　房子是老房子，进门前，老人攥着邱钊的手说：“房子太简陋，你别见怪。”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邱钊还是大吃一惊。

　　地面还是水泥地，家具也大多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家里的摆设虽然简朴，但很整齐，很干净。

　　“都没坏，不舍得扔。”老人笑了，指着客厅里一个实木的方形桌子说：“这是我结婚那会儿，婆婆送的。”

　　老人低头，蓝色上衣下半截有明显的缝补痕迹，老人好几次都是穿这件衣服来报社的。察觉到记者的眼神，老人指指上衣，说：“女儿穿剩的，缝补了一样穿。”

　　另一间屋子里，桌子上晾了很多铺开的煎饼。“我习惯吃煎饼，一次买上3斤，放在家里慢慢吃。”老人吃饭很简单，午餐晚餐都是西红柿汤泡煎饼。

　　光吃煎饼？邱钊心里突然堵得难受，为老人心疼。“吃腻了也买几个大包子，天热我还吃雪糕呢。”老人安慰邱钊，这点在外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食物，到这里，却成了最奢侈的食物。

　　“抗日、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我们这一代人，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难，能过现在的日子，我已经很知足了。”老人说。

　　“只要我活着，我还会来”

　　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天使老人”的存在，但除了报社几名伙计外，很少有人见过老人。即使碰面，也未必知道她是谁。

　　2010年8月30日，老人第七次来报社，我却是第一次见到她。因为报社内部装修，部门临时搬到了13楼。

　　问了好多人，在电梯里转了好几圈，老人才被同事扶到办公室。“换人了？王主任没在？”老人有点局促。

　　扶老人坐下，要给她倒水，她抓着手不让，要给王立龄打电话，她更是不肯。“我坐一会儿等等，我来得不是时候，可别耽误你们工作。”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坐在沙发上很不安心。

　　陪她聊了会儿天，老人讲的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出生于大户人家，念过私塾，去过洋学堂读书。一辈子过惯了苦日子，习惯了简朴，钱多也花不着，不如给有用的人。

　　捐出来的钱都是老人的退休金，每月发了钱，老人就把它取出来，一沓沓叠好，攒够了两万就送到报社来。“过几个月，天冷了，我还得来，到时候孩子该穿棉衣了。”老人已经惦记起了下次。

　　还是那个蓝色布袋，还是两个白色塑料袋，还是整整齐齐的20沓钞票，每沓1000元。“钱有点少了，但这是我的全部能力了。”王立龄来时，老人把钱递上去，老人这次想把钱捐给舟曲受灾的孩子。

　　找出上次为“山东哥哥”捐款的报纸，老人戴上眼镜，看得很认真。“对你们报纸，我很信任。”老人笑着说。

　　临走，老人将报纸叠好，把“山东哥哥”隋刚送的字画，连同善款的收据，一同放进蓝色的老式布袋里。

　　“以后不在了，女儿整理遗物的时候，也让她知道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希望她像我一样做些善事……”

　　跟往常一样，对于自己的个人情况，她仍是三缄其口，姓名、联系电话、住址都不说。

　　送老人下楼，电梯里，老人紧紧抓住我的手，“心脏不好，坐电梯有点怕，不知道以后还能来几次。”

　　我要送老人回家，老人急了，“不用送，不用送，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在楼下，老人推开我，让我回办公室。公交车来了，老人赶紧上去。

　　“只要我活着，我还会来。”公交车启动，老人慢慢从我的视野消失……

　　过了几天，拿着老人的钱去银行汇款，自动存取款机里，哗哗哗，200张人民币，197张通过，退出三张。再存，三张全部过关。

　　用自动存取款机存过钱的人应该都知道，能有这么高的通过率，只能说明，这些钱叠得不是一般的规整。

　　记者手记 死后才会公开秘密

　　对于老人捐款这件事，虽然街头巷尾议论，报纸常在报道，可是老人的女儿，甚至邻居，至今不知道这个公众眼里的天使就是身边这位孱弱的老人。

　　对于隐瞒身份这件事，老人态度很坚决，“就等我死后吧，孩子如果整理遗物，或许会发现母亲的这个秘密。”

　　虽然没有光辉的色彩，但缺少了周围人的知情，老人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她可以随时上街走走，与邻居老头老太太拉拉家常。

　　时隔近两年，虽然我们不清楚老人姓甚名谁，但她却依然是我们眼中的那个天使。

　　链接“天使老人”的七次善举

　　从2008年11月25日到2010年8月30日，“天使老人”七次来到齐鲁晚报，共捐出14万元现金。她不留姓名，不留联系方式，也不让拍照，每次只是拿出2万元现金，说出一个心愿。

　　2008年11月25日，老人第一次到报社，拿出2万元帮助农村贫困老师。

　　2009年1月5日，老人捐善款两万元，希望帮助在济南打工的农民工。

　　2009年5月26日，老人第三次来报社。“儿童节快到了，我想帮帮农村的孩子们。”

　　2009年7月24日，“天使老人”第四次现身本报，给军烈属送关爱。

　　2009年12月21日，“天使老人”第五次到本报，资助农村残疾人。

　　2010年5月11日，“天使老人”第六次来报社，希望能帮助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学子。

　　2010年8月30日，“天使老人”第七次来报社，帮助舟曲受灾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