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了下东莞图书馆讲台上的麦克风，张翠容多希望那是一个可以别在自己上衣上的小家伙，这样她就可以走下讲台，在整个报告厅内来回穿梭。

　　就像她13年来的采访那样，不断寻求“向下”的声音——她不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很多时候，只相信，要不就用精英的角度从“上”看世界，要不就选择透过弱者的眼睛从“下”审视世情。

　　其实，是她，而不是闾丘露薇，成了香港的第一个女战地记者，但人们似乎只记住了闾丘露薇。不过，面对东莞时报记者的追问，她倒并不喜欢对自己的这位同行品头论足。

　　她只爱谈外国的同行，那些曾和她一起追逐国际新闻现场，一起采访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巴勒斯坦自治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特等国际领导人的同行。

　　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战地记者。“我是自己的老板！”张翠容闭上眼，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一副陶醉的模样。

　　琐碎新闻吸引不了她的关注

　　接受东莞时报记者采访时，年龄、家事等私人话题，一直是张翠容刻意回避的。

　　“我不接受关于自己隐私的采访。”张翠容态度很明确，前日，不管是在东莞市图书馆与读者分享自己的采访经历，还是在讲座后与记者的闲聊中，她都只愿谈一样东西——那就是新闻。

　　记者是份职业，还是使命？对于这个问题，张翠容的看法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份使命，已经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了”。

　　自从1991年在香港《联合报》工作开始，张翠容的人生就被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拼接而成，尽管你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

　　不过，香港本地的琐碎新闻并不能吸引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硕士，“香港不重视国际新闻！‘谢霆锋顶包案’也可以上头版！为什么不花篇幅去报道伊拉克局势呢？这随时会影响香港的油价、经济和安危的。”

　　1997年，张翠容辞职了，她成了一名“记者个体户”，开始了为BBC(英国国家广播电台)、路透社等媒体供稿的记者岁月。

　　“我是自己的老板！”一直钟爱国际新闻的张翠容开始不断出现在科索沃、伊拉克、萨拉热窝等世界瞩目的地域，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她就去了五六次。

　　阴差阳错，她成了香港第一名女战地记者，这个名号不是她刻意为之的，“我觉得战地记者好像是一个专有名词，自己也不是专门做战地的，只是一个业余战地记者。”张翠容对东莞时报说。

　　她只想到达现场，亲历真相，“二手新闻”不是她想要的。

　　塔利班士兵差点枪毙她

　　一个女记者，可以不勇敢，但一个女战地记者，能不勇敢吗？然而，张翠容却先讲起一件令自己脸红的往事。 

　　为了骗过以色列的岗哨，她混入法国的一个和平组织，与那些从法国、北非等地赶来的和平人士一起来到加沙地带。

　　其中的领队提前告诉张翠容他们要做的：在以色列的坦克和抢收水稻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站成一道人墙，以阻止以色列军队袭击那些巴勒斯坦难民。

　　张翠容没怎么认真听，就稀里糊涂地跟着领队到了目的地。迎面而来的果真是一辆以色列的坦克，炮口朝着他们冲来。张翠容根本没见过这种架势，立刻掉头就跑。

　　以色列的坦克并没开炮，张翠容也就停了下来，回头一看，那些外国人依旧右手高举护照，站在坦克前进的方向，不容撼动。

　　“那部破烂的坦克开始掉头退下，我的脸红了。”张翠容说。

　　以色列的士兵并没给张翠容造成生命危险，但在阿富汗，张翠容却差点被枪毙了。

　　2001年3月，塔利班政府炸毁著名的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国际传媒争相报道，张翠容却想关注塔利班政权下的妇女，但她的想法却被总编辑以太冒险和题材不时兴为由拒绝，不过，她并不想放过机会，自费前往当地。 

　　阿富汗家庭一般需要得到官方批准后，才能接待外国人，但张翠容却成功混入了一个人家，穿着阿富汗传统服饰罩袍，与两个男主人合了一张影。

　　后来，她又把相机对准2名塔利班士兵。照片中，两个蓄着络腮胡的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端着枪蹲在一片草地前，警惕左右两旁是否有不速之客。

　　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中国女子就是一个，在阿富汗，任意拍照是禁止的。“我差点被他们枪毙，幸亏同行的一个加拿大外交官救了我。”张翠容说。

　　本来，张翠容在阿富汗就每天都哭，从塔利班士兵枪下侥幸逃脱后，她哭得更厉害了。第二天，她跟随自己的翻译，喀布尔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来到了喀布尔大学。

　　那天，她见到了一名19岁的哈萨克族新闻系学生，“在塔利班统治下怎么还有新闻系呢？”张翠容很不解，学生却反问她：“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好记者做好新闻，将会怎样呢？”

　　这么一问，张翠容想通了。

　　此后，她又一直奔走于新闻现场，写出了《行过烽火大地》、《中东现场》等一批揭露游走于国际边沿的第三世界著作。

　　戈尔巴乔夫要收她70万港币采访费

　　摊开张翠容的名片，你会发现她只是一名图书作家和专栏作家，来自一所“Global Affairs Research”的研究机构。

　　张翠容说，这就是独立记者，不受雇于任何正式媒体，但却可以通过个人网站，寻求一些媒体或个人的赞助，以完成自己的采访计划。

　　没有供职媒体这样的标签，她能采访到那些受人关注的国际领导人吗？

　　读者这样质疑她，张翠容就不紧不慢地拿出一张张照片，照片上，她要么正和巴勒斯坦自治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特并肩而立，要么就坐在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当工业部长时开过的绿色轿车内。

　　她采访过的领导人名单仍在增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

　　不过，这些领导基本都是美国的“敌对分子”，采访如此不受美国待见的人后，她还能采访到美国的高官吗？张翠容对东莞时报记者说，事实上，美国高官是不会接受她采访的，因为他们只会选择接受大媒体的采访。

　　她跟朋友曾一起给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写过信，希望能采访他，结果却等到这样的答复：“不要说在任时你没有机会采访他，就算他下来了也没机会。”

　　张翠容说，要采访一些退休总统，是要给钱的。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就要收她70万港币，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前总统杰米·卡特也一样要收钱。

　　“我根本没有能力付这些钱，也没有报馆愿意付。”张翠容说，采访他们又能怎样呢，对他们的采访已经够多了。

　　相反，那些战乱地区的底层老百姓却一直没有受到主流媒体的眷顾。而她，就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

　　每当有人采访张翠容，总会打听她下一步的计划，本报记者也不例外。

　　张翠容说了一大堆明年的采访计划，比如时隔10年后，重访阿富汗，再去以色列和东欧，但她最后还是说了一句：“这么多年，跑的地方越来越多，越来越远，我也该好好认识认识自己的祖国了。” 　　　　　　

　　这次，她想深入中国的乡村，继续寻找王大哥的故事。

　　王大哥是一个从江苏跑到以色列建造定居点的“农民工”，张翠容说，为了到以色列挣每个月1000美元的工资，王大哥交了16万元的中介费，在以色列忍受每天14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在缺乏足够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2006年的一天，王大哥不慎从高处摔下，离开了人世。

　　在张翠容看来，大陆仍有很多王大哥，等待着向她诉说自己的故事。